第一章 不敢思念的思念
1.1台湾的“国民党弟弟”来信了
1987年，春天，真的是春天，难得的春天。
中国北方沿海，一个低山丘陵地区。南面是蓝色的大海，波涛汹涌而来。到了陆地，海岸线以北，大地也像海浪似地一波一波地高低起伏，逐渐隆起。放眼看去，层层叠叠的山峦，一层高过一层，那绿色也一层浓于一层，由翠绿渐渐地变成墨绿，最远处，那就是深邃无比的蓝天了。
眼前，在海边第一层的丘地上，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农王老汉正坐在地边。他家的几块地在这塂顶上，背后一垄垄的花生地锄了一半。望着快到头顶的太阳，“哎，快晌了，也好歇息了。”王老汉自己心里想着，身子又往后靠了靠，顺势就半躺在山坡的田埂上。老汉黝黑的皮肤，布满了皱纹，指甲盖长的灰白头发戗在头顶上，破旧的蓝中山装浸满了汗渍，落满了尘土。他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干粮，摸了摸烟袋也是瘪瘪的，只好用同样是浸满了汗渍、落满了尘土的手巾擦了擦脸上沁出的汗水。虽然能看得出老汉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觉得挺满足了。“这年头真好，没有什么心事了。”虽然老母亲病体缠身、躺在炕上已经几年了，虽然日子过得挺紧巴、常常捉襟见肘，但是可以不用挨骂，不用挨打，不用随时随地被拉出来批斗了，可以这样肆意地躺在地上。春天就是这样的好，和煦的风拂面而过，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老汉又惬意地伸了伸腿，松弛的嘴角还似乎咧了一下，露着几颗仅剩的牙，眯着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前面，山丘缓缓地低了下去，居然一直顽强地伸进了海里，成了一片礁石，泛起阵阵白色的浪花。当地人管这片礁石群，叫海角。海角的两边都是宽阔的沙滩，绵延不断，连结到天边的山峦。大海，辽阔的大海，就展现在眼前。虽然是海边人，其实王老汉也没有多看过几眼。今天，海上很平静，海面上跳动着闪耀的光点。往远去，蔚蓝的大海漂渺无际。再往远去，海天一色，迷迷蒙蒙……穿过海的尽头，又是哪儿呢？那儿不就是……三十八年前，就在这海边，国民党反攻解放区在此登陆，结果失败。仅仅盘踞了十几天，又是在枪炮声中，在哭喊声中，国民党兵带上在他们手里的一些百姓，爬上军舰逃走了，逃到了大海那边叫做台湾的地方。其中就有他十六岁的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生死未卜的兄弟——王立。然而却从此开始了他家一场场想不到的噩梦……原本是被国民党害苦的一个家，却因为跟国民党有了这种牵连而遭了更大的罪，遭了一辈子也说不完的罪……
“嘿！你往哪儿想啦？你敢往那儿想！”老汉猛地一拍脑门，痛苦地闭上了眼。就是那个遥远的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那儿，像块巨大的石头一直压得他喘不上气、翻不过身，害得他家破人亡，几度生不如死……他又使劲地拍了几下脑袋，眼睛闭得更紧了。“才过了几天好日子，怎么又想到那儿去了呢。”他哪会去想，他哪敢去想，可满心的痛楚向谁诉。“解放军为什么不早点打过去呢，为什么不早点消灭了这些狗娘养的呢……”他在心里狠狠地骂着，重重地捶了几下地，双手抓着身边的泥土和青草，拽出了细细的草根……
“叮铃叮铃”，一辆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发出颠簸的铃声。“王大爷，王大爷！”一个女孩子清脆的嗓音钻进了老汉的耳朵。老汉一下子惊醒了，“嗯，嗯”，他四下一看，没有别人啊，“是叫我啊。”再抬起头来，一位健康端庄的年轻女子，齐耳的短发，浅红的花格两用衫，笑盈盈地推着自行车站在自己面前，着实叫老汉不知所措。“我才往那儿看了下，肚子里才这么想了点，怎么就被人知道了呢，就有人来找我了，他们太厉害啦。”他不知道又有什么灾难要临头了，但又觉得要真有什么坏事情，也不大会跟眼前的这位好闺女连在一起吧，于是，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了。
“王大爷，你就是王山大爷吧？”
“嗯，嗯”，老汉急忙爬起来，头低着，身子尽量想站直点，却还是晃荡，嘴里只知道嗯嗯。
“大爷，别紧张。我是镇政府台办的小林，我见过你。我们秦主任有事找你，叫你快过去。”
“啊！”怎么就这一会儿连镇里的主任都知道我往那边想的事了，老汉真的傻了，直直地站着。
“我这是二六的车，要不就带你走了。你收拾一下就过去哦，也不用走太急了。我有事得先走了。”小林调过车头，又“叮铃叮铃”地走了。
老汉望着小林骑着车颠簸的身影，渐渐地回过神来。“又有什么事呢？怎么办呢？”但他知道这没有什么怎么办，上面要找你的事是躲不过的，硬着头皮也得去啊。更何况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闺女这么老远地来喊他，想想还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来喊过他呢，该不会是坏事吧。他来不及想，也想不出来，便拿起锄头，小跑着，随着铃声和闺女的身影下坡了。
这镇政府的所在地叫龙头镇，在王老汉锄地的小山丘的东北面，也就有五六里地。这镇早先还有城墙，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站在老汉锄地的山坡上，远远地就能看到西门外那棵高大的有着一二百年生命的银杏树（白果树）。因为这儿以前是旧政权的县城，当地老乡还是习惯把它叫做城里。1946年解放后，县政府机关设在了北面的海源，这儿就渐渐冷清了，成了个只有两三个商店的小镇。三、四十年来，镇里的布局基本上还是老县城的样子，只是那城墙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掉了。两条大道十字交叉，在镇中心形成市口。镇里就此划为四个行政村，每个村大约二三百户人家。这四个村的名称，就按方位分别叫做东北村、西北村、西南村、东南村。新政府成立后，分别以和平、民主、团结、胜利作为四个村的村名。习惯上，这两套名称都通用，除了文革期间，连民主这个词也不能说了，只能叫西北村。老汉家就住在民主村（西北村），是本书主要场景的所在地。镇政府坐落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也属于西北村的地面。
好在老汉身板子还可以，刚过晌，就走进了西门，已经到了镇政府的大院。大院还是当初公社的院子，几排红瓦白墙的平房。虽然镇政府也是响当当的一级政府，但和老汉毕竟在一条街上，里面的人，叫不上名也常照个面。大门口的传达室，并没人出来盘问，老汉也就走了进来。
“可是，秦主任……秦主任是哪一个呢？”他拄着锄头，停下来，来回张望。
“老头，找哪个？”边上经过的人问了一下。
“秦，秦主任。”
“哪个秦主任？……哦，哦，哦，知道了。最后一排……连他也是主任了……”
老汉往后排走去。有个门推开了，闪出齐耳的短发和浅红的身影。
“哟，不是王大爷吗？这么快就过来啦。快上里面来。我们秦主任正等着你呢。”到底是小林年轻，眼明手快，把老汉请了进去。小林是东门外中学教地理的李老师的闺女，叫林李。小林的母亲林海秀在十年浩劫中因为反对文革的极左错误而被冤杀，是个张志新式的烈士。她的父亲为了永久的纪念，让她姓了母亲的林姓。这也是本书里的一件大事，以后再细说。她是两年前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回来的，现在是镇政府台办（全称是对台关系办公室，简称对台办或台办）的办事员。镇台办，是为了加强这项工作，根据县里要求，前不久才成立。跟镇外办（全称是对外关系办公室）、侨办（华侨事务办公室）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办公室里，除了小林，还有一位刚提拔的秦副主任。
“秦主任，王大爷来了。”小李指着办公桌后面的中年人对老汉说：“大爷，这就是我们秦主任。”
老汉抬眼望去，那中年人敦实矮胖，穿着当时乡镇干部还很少有人穿的西服。本县生产的西服，不太合身，坐在靠背椅上，后面的衣片都高过了衣领。虽然，刚从阳光下走进屋子，眼神还不太好使，尽管还罩着一件老汉不太见过的西服，但老汉还是一眼认出来，这不就是那个秦干部么，不就是那个当初上来一把揪住自己衣领，像狗一样把自己拖出去游街的红卫兵、本公社造反派“八一八”司令部秦副司令的儿子秦红卫么。老汉不知道的是秦主任已经把名字改回秦有理了。很巧的是，秦有理也是烈士子弟。他母亲姜雪花1949年被地主还乡团活活钉死在龙头镇的十字路口。但这个秦有理却和他父亲秦德才一样不是个东西。王老汉见了他，一阵头皮发麻，腿都快站不住了，但嘴里却还知道连忙轻声地问：“秦，秦干部，有什么事么？”
“大爷，老秦现在是我们的主任了。”小林依旧笑盈盈地说，顺手递上一杯水，“坐坐，先喝点茶，歇口气。”
“我还是站着吧，习惯了。”老汉把手使劲地往衣襟上搓了搓，犹豫了下，还是接过了茶，微微地点了下头。
“哎，”秦主任手一挥，“怎么叫，那都无所谓。老王啊，有段时间没见面了吧？还好吧？”老汉只是嗯嗯着，等着下文。秦主任见没有回应，便停顿了下，往前伸了伸头，压着嗓子说：“这几年，你那边的那个兄弟还没有一点消息？”
老汉一下子像触了电似地颤动起来，杯里的水都晃了出来，手还烫了一下，没顾上擦，急忙说：“没……没有，真没有啊。这你是知道的。”稍有停顿，又轻声地补充说：“政府可以调查么。”
“我说你呀，什么都不懂。现在早已经不是先前阶级斗争的年月啦。”秦主任替老汉遗憾地摇了摇头，“早就改革开放啦，你们怎么就跟不上形势呢。过去有海外关系，那可是要命的事。现在不同啦，现在说不定就有出息啦。”秦主任偷眼看了看老汉，老汉依然颤巍巍地站着。小林有点看不过去，拿来一把椅子，“大爷，你坐吧。”老汉这才弯腰坐下，脸上依然是一片疑虑，不做声。秦主任喝了口水，慢慢说道：“当然，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前些年，你遭了些罪，吃了些苦。我也……这个么，要想开些，要往前看。啊……过去的事，都是有历史原因的，不能怪哪一个人。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也对你讲了些伤感情的话。但那也是听毛主席的话，闹革命么，主观愿望还是好的么。认识到了，也就行了么。现在，党不是还是很信任我么。想开点，啊……这几年，你日子不是也过得不错么，你全家三口，不，你全家六口，不，不……我都算不清了。”这位秦主任怎么连王老汉家几口人也算不清了呢，这又说来话长，暂且不表。“就算是三个人吧，一年也能分到百来斤小麦了吧？多好啊！以前能想得到吗？不要老是纠缠一些历史问题，不要老钻在里面。那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从个人恩怨里跳出来，那就海阔天空，一片光明啦。哈，哈。”秦主任自己都觉得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看了看小林，摇了摇脑袋微微地笑了。
老汉还是茫然，不做声，只是拿眼看着秦主任，心想今天眼前的这位秦干部，不，叫秦主任，怎么和过去的吹胡子瞪眼不一样了呢。
“那我就直说了吧，”秦主任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你那失散多年的兄弟，从台湾来信了。”
老汉真是吓得不轻，蹭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眼直愣，嘴巴张着，却没有声音。
“看把你吓的，还至于么。刚才不跟你讲了，现在的政策不一样了么。”秦主任几乎有点鄙视起来。
“大爷，你坐。这是好事情啊。”小林又转过来跟秦主任说：“这些政策，还真需要多宣传呢。”
“多宣传？就算跟他们开十个会，也没用。”秦主任好像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跟老汉宣传了，又喝了口水，接着说：“我就都跟你讲了吧。你兄弟王立，是叫王立吧？”
老汉这回反应很快，连连点头，“是，是，是叫王立。”
“他给我们县政府写了封信，问家里还有人吗，现在是什么情况。县政府把信转来，我们一查，就是你家兄弟。小林，你把那封信给老王看一下。”
“好的。”小林很快就从档案盒里拿出一个档案袋，又从档案袋里拿出用回文针别着的几张纸，双手递给老汉。老汉颤抖地接过来，一张张地翻着，最上面是县政府信访办和县台办的转发意见，下面是镇台办的调查报告，镇领导签署的处理意见等等，最后是一个信封和一张信纸，信上也没有几个字。但是，老汉一个字也不认识，双手颤抖地捧着信，眼泪顺着皱纹下来了，喉咙哽噎着，抽泣着……
“大爷，我帮你念一下吧。”小林拿过信纸，念道：“我叫王立，是贵县龙头镇西北村人。原是普通村民，与共产党并无过节，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民国三十八年跟着国民党来了台湾，谁知竟成了生离死别。家乡和亲人，几十年来，杳无音信，一无所知。愚民王立日思夜想，每每泪下。特恳请政府查访一下，我家里还有人在吗？情况怎么样？如果还在，千方百计，千难万险，我也要回来看望和孝敬父母，这是我今生唯一的心愿。我父名叫王建悟，如若健在，今年八十七。母亲王张氏，今年八十二。我哥王山，今年六十二了……”
老汉听到这儿，一下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蹲在地上，锄头也摔到了一旁，抱着头大哭起来。秦主任和小林都没想到这一手，惊了一下。小林很快反应过来，忙拉起老汉，却怎么也拉不动。门外路过的人，都从门缝和窗口伸进疑惑的脸。老汉越哭越厉害，浑身都抖动着。三十八年，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的苦难和酸楚，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你让他哭一会儿吧。我知道这些年，他们过得挺不易。”秦主任似乎也有点触动。
“兄弟啊，兄弟啊！可有了你的消息啊！”老汉已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泣不成声了。
小林过来把老汉扶上了椅子。她也没有了往常的笑容，轻轻地叹了口气。
“别难过啦，老王。这是喜事啊。”秦主任脸上漾起了几分喜色。他指了指小林手中的信，说:“你兄弟这回可是一个粮食公司的经理了，成了资本家啦。”老汉又是一愣，他知道资本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是有钱的坏人，比地主、国民党好不到哪儿去。
小林看出了老汉的心思，忙说：“现在叫企业家啦。”
“对，对，叫企业家啦。哈，哈。”秦主任也附和着。
老汉喘喘气，歇了歇，“噢，噢。”了两声，抬起头，对秦主任说：“怎么没叫他媳妇来？她可是苦等了三十八年啊！”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一批临沂老区群众退到海源。王立这媳妇就是那时跟着她自己家过来的，年岁才十五，不料和家人走散了。王立他娘见她可怜，人也实在，言语不多，干活勤快，便留下了她，想给老二王立当媳妇。因为姓丁，大家都叫她丁妹。可才刚过一年多点时间，王立就被国民党带走了。可怜丁妹活守寡了几十年。
“哦，忘了还有这个事，你回去讲一下就行了。我们欢迎你兄弟早点回来。你要协助政府做好工作，欢迎他回来投资建设家乡。”老汉显然没听懂秦主任的这番话，一脸懵懂。秦主任只好换个话题：“老王，你今天可算是翻身了。你要感谢我们党啊，”秦主任特地把“我们”两字重重地强调了下，还拖了一下腔，“要感谢我们政府啊……好吧，今天就这样吧，你先回去吧，赶紧告诉家里人，让他们都高兴高兴。啊……你兄弟那儿，我们会去信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他。他会跟你们联系的。”
小林把老汉扶起来，老汉直了直腰，好不容易，挪了两步。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小林说。
“不了，不了，我能行。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秦主任。”老汉还恭恭敬敬地朝他们俩鞠了两个躬。秦主任往背后靠了靠，疏缓地吐了口气，他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小林倒有点局促，扶着老汉，刚要到门口，只听得一阵妇女的高亢而又刺耳的声音刮进了门。“秦主任啊，秦主任呀。”一个人高马大的妇女已经跟着声音跨了进来，睁着铜铃大的眼睛，径直往秦主任走去：“你说我二哥在那儿开了个多大的公司啊？”显然她对这儿已经是熟门熟路了，不知从哪儿听到了消息，就跑了过来，刚要往下说，发现了边上的小林和老汉，“哦，林同志啊，哥啊，你们都在啊。”这是老汉他娘在后来互助组那会儿，又从西面逃荒过来的人群里，看着可怜，领了个没名没姓的小丫头，当时才四、五岁的模样。因是从西面来的，所以取名叫王溪，当作女儿养。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了，跟去了台湾的王立没照过面。前些年嫁给了镇上一个远在青海工作的人，现在，家住街那头的胜利村（东南村），可是个不一般的女人。
小林忙嗯嗯了两声，老汉都没嗯嗯，低着头，继续往外走。小林送到门外，还不停地叮咛着：“大爷，能行么？走好喔。”屋里传来那女人的声音：“我二哥能带回来多少钱啊，秦主任啊，可得有我的一份啊，到时候你可得为我说话噢。”
“你的事，不还是一句话么。”秦主任爽快地答应着。
老汉都不知怎么出了门。明晃晃的阳光照花了他那还挂着泪的眼睛。自己也觉得两腿打晃悠，一脚高一脚低，要说不听使唤吧，却也在往家走着。街上的熟人见了，以为老头今天在镇里又挨了什么训，倒了什么霉，也不敢和他打招呼。拐过街角，老汉在闭着眼也能走回家的胡同里居然走过了头，多走了一个巷口。便在一个井台边的草垛旁蹲了下来，闭上眼，眼前又是黑呼呼，又是金光四射，心里也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悲苦。这时，他的心情已经远不是用高兴和悲苦所能说得清的了，心里都不知道这将是旧苦难的结束，还是一个什么新的开始。
台湾，国民党，是个多么可怕的字眼，是令多少海源人几十年来心惊胆战、闻之色变而又死死缠绕、挥之不去的恶梦。
谁家要是和这几个字有关系，哪怕是被说成是和这几个字有关系，不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起码也要脱掉几层皮，连儿子、孙子也永无抬头之日。
而如今，台湾的“国民党弟弟”，突然间却来信了，要回来了！真的是要回来了……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龙头镇，西北村，还真发生过不少深深刻进人们脑海、跟台湾相关连的事。此时，对于王老汉来说，也正是：多少事，数不尽，涌上心；多少事，一幕幕，历历在眼前。
1.2回忆一：残害老王头
1967年的冬天，正是那个“文化大革命”血雨腥风的年月。
龙头镇西北村场院，正召开着一场气氛肃杀的大会。
主席台的横杆上挂着“海源县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龙头公社分部批斗阶级敌人大会”。喇叭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四周有穿着黄军装、戴着“八一八”红袖章、肩上扛着长矛的人，在来回巡视。社员们不安地坐在中间，争辩着，争吵着，紧张地向四周张望着，不知今天又要发生什么。
主席台上坐着几个造反派头目，在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一个敦实矮胖、皮肤粗糙的人站了起来，裹着一身过紧的黄军装，领子、袖口、下摆都露出脏兮兮的蓝套装，胳膊上套着显眼的红袖章。他，就是前面讲的那位秦主任的父亲，当时的八一八造反司令部龙头分部副司令秦德才。他站起来，精神十足，面相不善，拍了拍麦克风：“喂，喂！安静啦！”威风凛凛地扫视了一下会场，“现在我宣布，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龙头分部批斗阶级敌人、批斗国民党地主大会现在开始！”他又停顿一回，扫视了下前方，会场的嘈杂有所收敛。他知道，他也能显示出某种权威了，嘴角露出得意的狞笑，便咳嗽一声，大声道：“首先宣布大会纪律。第一条，全体与会人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条，全体与会人员必须遵守革命纪律，保持革命热情，提高革命警惕，高唱革命歌曲！现在让我们高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歌。放歌曲，预备，唱！”会场又播放起振耳欲聋的毛主席语录歌，秦德才忘形地挥舞着双臂，哇哇地大唱起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
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今天的大会，主要是批斗我们西北村的地主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旧社会，他们欺压我们贫下中农。今天，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千方百计地妄图变天复辟，想要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是可忍，孰不可忍！”
台边有人高举拳头，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但是，西北村的国民党分子王建悟胆敢跑到反动保皇组织那儿去，污蔑我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可忍，孰不可忍！”
秦德才一声吼叫：“现在，把国民党他爹王建悟和他的王八蛋国民党一家押上来示众！”
王山和他的爹妈，还有王立的媳妇丁妹，早已押在了台下，每人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写着“国民党他爹”、他妈之类的话，名字上照例划上大大的红叉，身边都有两个身穿黄军装的造反派站着。此时，随着秦德才的一吼，便被反扭胳膊，像小鸡似的提遛到了台上，一字排开，低头弯腰。场下于是一阵骚动，虽然都是一个村的，再熟悉不过了，但也还是纷纷伸出脑袋看着台上将会延续怎样的情节。
“为了彻底批判国民党分子、老狗王建悟，我们欢迎王老狗的女儿王溪上来揭发、批判王老狗的反革命罪行。”当时的王溪，已中学毕业在家，也是村里的风云人物，一身红卫兵的打扮，头顶的军帽没压住头发，脑后的小辫还高翘着，手中高举红宝书（即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小本本），风风火火地跳上了台，一把抓住麦克风，激动地流着眼泪喊着：“首先让我们敬祝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她激动地呛了口水，连连咳嗽，“我要揭露这个王老狗，他看上去可怜，实际上完全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他披着贫下中农的外衣，骨子里完全向着国民党反动派。是他指使他的二儿子在国民党反攻进来的时候留下来投靠敌人，参加国民党，并且死心踏地的跑到了台湾。他把我留在他家里，也完全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想为国民党反动派增添一个接班人。”已是白发稀疏的王山他爹，邻居都称老王头，虽然神色凄惨，听到这话，也仰起脖子想看看这养了十三年的女儿怎么能说出这个话。却被秦德才一眼看见，猛地一拍桌子，“你敢不服吗？跪下！”他们四人的小腿，马上被人踢上一脚，“砰”的一响，膝盖碰上了事先铺在地上的碎砖，随之惨叫一声，都跪到了地下。
王溪的激动还没有平息，“我宣布，我要脱离这个反革命家庭，断绝和这帮国民党的一切关系。我要参加革命队伍，参加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秦德才马上站起来鼓掌：“王溪同志是可教育子女的先进典型。我代表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热烈欢迎王溪同志成为我们革命队伍的一员。”
“我还要宣布，为了表示我彻底脱离这个反动家庭、加入革命队伍的十二万分的坚定决心，我决定抛弃王溪这个名字，叫王红啦！王老狗给我取王溪这个名字也是有着极为卑劣的反革命目的，妄图叫我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走西方资产阶级的路。呸！”王溪转过头就朝他爹猛地吐了口痰，又接着说：“那是做梦！我，这个革命的王红从今天起，就和过去那个不革命的王溪彻底地决裂啦！”台上台下欢呼声四起，又有领头的带着呼口号：“热烈欢迎王红同志，参加我八一八革命造反派！”“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
王溪似乎觉得这一切还不能完全表达她的革命决心，突然转过身去，朝着她爹老王头“啪啪”左右两下打去极响的耳光，又飞起一脚踢向老王头的心口。全场都为之一愣。老王头没吭一声，晃了一下，倒向后面，被两边的造反派一把提了起来。这位王姑娘还不过隐，又大步走过来，对她的娘和哥、嫂，“咵咵”，“咵咵”，每人两个耳光，而后昂首挺胸，脸上挂着最革命的神情，傲视一切地阔步走下台去。
“现在，大会进行下一项内容，这可是不一般的内容。”秦德才一下又变成脸色铁青，声色俱厉：“那个反动保皇组织，所谓的‘革命联合指挥部’，为了进行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活动，把这个老国民党窝藏了起来，反而诬陷我‘八一八’包庇国民党。是可忍，孰不可忍！”秦德才像是真的发了怒，猛地挥拳砸向桌子，连桌上的茶杯都跳起来翻倒了地下。“我‘八一八’昨天对‘革联指’进行了坚决反击，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那个老国民党又抓了回来。我们有两个‘八一八’战士为此还负了重伤。为了明确表示我们的革命立场，我‘八一八’对阶级敌人，从不宽恕，决不手软。今天，我‘八一八’决定对老反革命、老国民党执行‘钉板’！”
此言一出，全场骚动，“吓死啦，吓死人啦！”人们都慌乱起来，有的妇女连忙拖着孩子往外走，四周造反派模样的人赶紧大声吆喝：“不许走！不许走！谁让你们走的！”手里的长矛横在了出口，把人们挡了回去。
“钉板”是前清衙门的一种刑具，就是在两三指宽的板上钉上铁钉，一面露出钉尖。钉的长度不一样，一种是露出半寸余长，这是往死里打的，不消几分钟便皮开肉绽，輾转哀号，悲惨而死。一种是刚露出钉尖，专为刑讯逼供而用。打法也很有讲究，打下去就抬起来，还是横里一扫，其伤害程度大不一样。但落到造反派手里，这些都就只有天知道了。
果然，一个造反派拿了个足有一人高的木板，前面歪歪扭扭地钉了两排铮亮的铁钉，上了台来。此人就是镇东面孙家夼的孙武胜，外号孙二赖，全公社有名的困难户，一年的救济款一个月就花完了。前些年是“社教”运动积极分子，眼下是秦德才的铁杆。已经年过六十的老王头，望着孙二赖扛的这钉板，脸无人色，浑身打颤，站不住了，被两边的造反派硬生生地提着。王山他妈和弟媳妇，那两个女的都瘫在那儿了。
“打！给我狠狠地打！”秦德才面目狰狞地又向桌子重重地砸了一拳。孙二赖二话不说，挥起板子打向老王头。老王头一声惨叫，身体抽搐着蹦了一下，划开口子的破衣服上立刻渗出鲜红的血印。大喇叭里变了调地呼叫着：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革命的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啪！”又一下，“啊，啊……”王老头惨叫不已。他老伴见此惨状，虽然被两个大汉强摁着，却还拼命地嚎啕着，挣扎着。“啪！”再一下，王老头“啊”了一声，却已经蹦不起来了。有人走过去，跟秦德才耳语了下。哪知秦德才再次拍了桌子，“打！接着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啪！”“啪！”拷打持续着，王老头已经昏死过去了，没有了声息，破衣衫已完全被血染红了，被两边的造反派拽着肩膀硬支着。边上两个女的也都昏了过去……
秦德才瞥了一眼，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今天的大会，再一次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让万恶的阶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现在，大会进行第三项，把王八蛋国民党一家拉出去游街示众！”于是，在嘹亮的革命歌曲声中，王山一家四口，被造反派押着向街上走去。实际上，老王头和婆媳俩都已昏死过去，是被一路架着、拖着。会场上的人一下就都走散了，街上的人看着这样的血腥残忍，都吓得唯恐避之不及，躲得远远的。秦德才一帮看着没趣，没游到半条街也就散了。王山一家被押回了看管他们的住处——镇外西北方的三队饲养棚。但是，他爹没有回来，被直接带到了“八一八”的队部。
第二天傍晚，孙二赖走进饲养棚，两手叉着腰，一嘴酒气，通知他们，“国民党老狗王建悟已经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不得丧葬，尸体我们已经处理了!并且警告你们，不许哭，不许掉眼泪！这是反革命份子的应有下场。”
他们没敢再问，伤痛和恐惧已经盖过了悲伤，只是蜷缩在炕角，默默地流泪，挨过这难挨的又一个黑夜……
1.3 回忆二：枪毙高增光
1965年。
海源人民又一段难忘的往事。
龙头镇东门外的中学操场，正召开着县人民法院宣判大会，对反革命杀人犯高增光执行死刑。
这个高增光，解放前原是北山的一个地主少爷，1949年国民党反攻登陆龙头镇时，从北山逃过来，投靠国民党军，还充当了还乡团长、县警察局长，进行疯狂报复。解放军为解决这股来犯的国民党军，派出侦察兵了解情况，但未能成功。一个班的八名侦察兵，被国民党军俘获后集体活埋。正在这时，西北村的妇女主任，年仅二十四岁的姜雪花，自告奋勇，潜入镇内，不幸被还乡团抓住。最后，竟被高增光活活钉死在龙头镇十字路口旧县政府的大墙上！事后，高增光跟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其后竟然两次返回大陆。最后的那次，1965年的夏天，他作为“反共救国军第十三支队中校队副”，带着十一、二个人，在龙头镇西侧的大河口武装登陆。结果被一举歼灭，高增光自己被活捉。因血债累累，民愤极大，新仇旧恨一起算，被判处死刑，今天公开执行。
会场已黑压压地站满了人群，不但四乡五里的人不断地集队而来，就连北山的社员们也是天不亮就开始步行五六十里地赶过来。龙头镇的大街小巷满是走来走去的人，人们往往就此顺便串门探亲，甚至比一些节日还热闹，生产队也会因此而放上一年当中也难得有的一天假。那年头，枪毙人倒成了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会场四周，插着许多红旗，在风中飘扬。很多公安干警和解放军战士，或立正站岗，或四处巡查，表情十分严肃。场外的大门口，停着许多军用卡车、警车、机关的吉普车，这在县里就是意味着一个重大事件。
王山一家，连同几家类似的内控对象被安排在会场的后侧，蹲在地富分子之前，几个武装民兵持枪站在左右。所谓内控对象，就是不戴帽子，不公开作为阶级敌人对待，但由基层组织内部控制，不得参加某些工作和活动，离开居住地必须经过批准。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这次大会之后，全家将被强制迁徙到北山安置。
……大会已经开始，大喇叭的声音传得很远。在县委书记讲完话之后，由受害人家属、姜雪花和秦德才的儿子秦有理，也就是后来的秦红卫、秦主任，当时镇中学高二（1）班的团支书，上台讲话。他以一种标准的学生普通话，充满感情地念着讲稿：“高增光这伙反动派能够杀得了我的母亲，但绝对杀灭不了伟大的中国革命。我的母亲、姜雪花烈士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而高增光这种国民党反动派只能像臭虫一样地死去！”全场掌声四起，激越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坚决镇压反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大会最后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以高亢的声音宣布终审结果：“反革命杀人犯高增光，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与人民为敌，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花大绑的高增光，立即在颈后被插上高高的亡命牌，“高增光”三个字划上了刺眼的红圈，在一大群公安人员的簇拥下，推上了卡车，押在车厢前排的正中央。满车厢是执行这项特别任务、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说明：那时武装警察部队尚未组建，但对驻县看守所的配备武装的警察，作为特殊警种也习惯叫武警）。卡车发动了，启动了，缓缓地开动了。人们挤上来，争相观看。前面警用摩托在“呜呜”地低速开道，公安干警在更前面大声吆喝着，推开人群。
卡车开上了大路。人们在前后左右兴奋地奔跑着，一遍一遍地想看看这即将被枪毙的人此时是个什么模样。套在高增光脖子上的一条大绳索，被身后的武警紧紧地勒着，脑门上青筋突暴，嘴里塞进了一个大木球，穿过木球的粗绳深深嵌进了脸腮，浑身一点动弹不得，连眼皮也眨不动。阳光依然明媚，高增光似乎想最后看一眼这世界，满脸使劲抽搐，那翻上去的眼珠却始终翻不下来，眼睛里全是吓人的眼白和血丝。
听说要在姜雪花牺牲的大墙前公开枪决高犯，十字路口已挤满了人群，几乎水泄不通。押着死囚的卡车，在镇东面停了下来开不进去了。指挥部商量了下，只好临时改变原定方案，又从镇北绕了一大圈，再折向南面，直往海角而去。
海边的一块沙土地。高增光十六年前逃往台湾的海边，十六年后又重新登陆回来的海边，今天终于成了他的终结之地。当然，这时候，谁也不会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而且谁也不会去理会他在想什么。现场按照预定方案很快就准备好了，四周有严密的警戒，只有不多的人在那儿，一块大大的帆布摊在地上。卡车过来，准确地停在了帆布边上。高增光被左右两名武警押下卡车，胸前的大牌子和背后的亡命牌扔在了车上。几位公检法走过来，说了几句，写着什么（这个步骤叫“验明正身”）。有个人一扬手，驾驶室里下来一位压低帽沿、戴着大口罩的武警，只露出一动也不动的黑眼珠，提着枪，紧跟在高的后面，一起往前。没走几步，高身旁的左右俩人一松手，高的身躯晃了两下，还没等倾倒，他的脑勺后便随之响起枪声，前脑门爆裂的血污刚溅开，“嘭”地就倒在了帆布上。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帆布就被卷了起来，抬进了紧随其后的一辆医院的救护车。救护车和另一辆警车，拉着“呜呜”的警笛，亮起闪烁的红蓝警灯，卷着尘土，飞快地走了。
阳光依然明媚，沙土地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连从脚印上，也看不出刚才发生过的事情……
1.4逮捕董平章
1964年。龙头镇民主村人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那天早晨，公社来人召开大队干部紧急会议，而后又立即召开生产队干部紧急会议。散会后，干部们神色紧张，全部出动，四处大声喊话：“今天上午九点，所有社员，必须到大队部院子开会，不得缺席！”有人问，什么事呀，干部们一律回答说，“到时就知道，到时就知道”，语气极其严肃沉重，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大家也不敢多问，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人们走出家门，街上已站上了武警，村口停着一辆大卡车、三辆吉普。会场门口和大队部办公室门口，更是站着好几个武警，警惕地看着人们。社员们也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悄悄地进去，赶紧找个边上坐下，整个院子没有一个说话的。最前面主席台的地方，放着一排长长的桌子，还空着。
王山一家在老王头的带领下，很早就来到了会场。虽然，老王头在1959年“大跃进”搞浮夸那年，因为不会吹一亩地能打几千斤、几万斤粮食，在“插红旗，拔白旗”的时候，丢了生产队长的“官”，但无论干什么事都还是非常地认真。
跟平常村里开会拖拖拉拉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不到九点，各家各户社员基本都已到齐。不一会儿，办公室里出来一大帮人，好几个还穿着白色的警服，坐到了那排长桌的后面，人们认识的有公社的宗书记，连大队书记也只能站在边上。宗书记站起来，神色凝重，说：“今天，在你们民主村开个什么会呢？想不到吧？你们民主村真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1949年，你们村有好几个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跑到台湾去了，这已经是我们公社的污点了。今天，其中的一个，居然还敢当上国民党特务，回来搞破坏活动，被我们抓到了！这个人！”这三个字，宗书记拉高音量后又突然停了下来。这一招效果果然奇好，满场的人都瞪大眼、甚至张着嘴在等他。而后，他才一个字一个字地顿开着说：“这个人，就是-董-平-章！今天这个会，就是公开逮捕美蒋特务董平章大会！”
此话一落，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波澜不惊的水塘，浪花四溅。原本平静的大院，一下子轰动了起来。民主村年纪稍大点的人，谁不知道董平章呢。他是中农董老头的独子，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这在那时是很少有的。董老头中年丧妻，对董平章更是宠爱有加，一直未再续弦。1948年，村里动员组建民工大军，南下支援解放军的淮海战役，董老头尽管已年过四十，也不舍得让儿子去，自己顶了这个名额，背上铺盖卷踏上南下的征程，就再也没有回来。董平章小时还读过两年私塾，这在当时的农家孩子里也是很少有的。人也长得斯文，在村里，算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少年。十九岁那年，娶了远近闻名的一朵花、西面赵村的赵玫。婚后夫妻恩爱，四邻都羡慕。谁知，才一年多，刚有了个三个月大的孩子，董平章就被国民党带去了台湾，从此，妻离子别，天各一方。董平章就在这时也并不知道，他的三个月大的婴儿，在他还没爬上国民党军舰的时候，就已经死在国民党的炮弹之下。
就在人们紧张而又惊讶、议论纷纷的时候，县公安局卞局长站起来，大声宣布：“海源县公安局决定，正式逮捕国民党派遣特务董平章！”话音刚落，从主席台旁的平房里，突然有几个民警押着一个人推到台上。大家定睛一看，这不就是十五年没见的董平章吗？真的就是他吗？真的就是他哎！当初几十个去了台湾的海源人，大家见到的第一个，竟然就这样地回来了，就这样地回来了！此时的董平章，苍白而又憔悴，无神而又无力，满脸胡子拉碴，下巴在颤抖着，眼睛在不停地四处张望，显然在急切地寻找着什么。两边的公安迅速地掏出手铐，“卡嚓”一声拷上。
就在这时，会场的侧面，一个妇女挣开左右几个妇女的手脚，想冲上前去，拼尽全力呼喊着：“平章！平章！”董平章转过头来，眼睛瞪得大大的，下巴颤抖着。这就是他的妻子，日思夜想的妻子，千里万里赶回来要寻找的妻子——赵玫呀！赵玫想拼命地冲过去，“他不会是国民党，他是好人，他是来看我的呀！我知道，他是来看我的呀！”会场一片叹息，几位妇女甚至还在低泣。公安局长怒向大队书记：“怎么连会场都没管好！”指向赵玫那边：“拉下去！”赵玫挣扎着、喊叫着：“平章啊！平章！”被几个男的和女的七拽八拽地拖了下去。那撕心裂肺的呼叫，久久地回荡在民主村大队部院子的上空，深深地刺进人们的心里。可怜花也似的赵玫，在两年后的文革中，竟在南疆荒漠，惨死在狼群的尖齿利爪之下，那是后话了。
局长又转过来，指向董平章：“带走！”董平章立即被几个人拖走，他还想跳得高点，想从人群中再看一眼他的妻子，却被人摁着几乎横躺着拖了出去。他没说一句话，因为在看守所出来之前，已经被下了下巴，只能颤抖着，痛苦地发出两步以外便听不见的丝丝声。
老王头坐在下面，看着上头，心里像打翻了油盐酱醋，五味陈杂，说不清了。文人们用的词汇：兔死狐悲、同病相怜，等等，都表达不了老王头此时的心情。自己的儿子呢，想都不敢想，可又怎么能不想。老王头不知道的是，从这天以后，他们家，也被划进了内控对象的名单……
1.5民主村概述
……
王山老汉睁了睁眼，思绪回了过来。
王立要回来了？
王立要回来了！
几十年杳无音讯的王山的“国民党弟弟”王立要回来了！
被称之为“国民党”的、给家里带来无尽灾难的弟弟，要从海的那一头——台湾回来了！
按说王立跟国民党毫无关系，但因为是跟国民党走的，这几十年来，王立也就毫无疑义地被说成是“国民党”。所以龙头镇上，几乎谁都知道王山有个“国民党弟弟”，至于那弟弟的名字，反而没几个知道。
就凭着这“国民党”三个字，王山要从台湾回来，那也是不得了的消息。
王老汉从乡政府刚出来不多久，短短的十几分钟里，这消息就像炸弹爆炸一样，震动了整个民主村，震动了整个龙头镇，传遍了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
人们纷纷围了过来，用各种异样的复杂的眼光看着王老汉，揣摩着王老汉和他的一家又会有怎样的悲喜和变化，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啊呀，快四十年了，现在怎么又有消息了？”
“唉，这几十年，他家为这事，遭了多少罪。”
“这回不知道又会怎样？”
“现在开放啦，这是好事情啊。”
“唉，丁妹总算是盼到了这一天啊，老天开了眼，真是不容易啊。”
“他爹就没等上啊。”
……
王老汉还靠在井台边的草垛上，迷着眼睛喃喃自语着，还没有从这晴天霹雳似的震荡中返过神来，甚至对站在四周叽叽喳喳、议论纷纷的乡亲们都没有反应。
阳光暖暖地晒着，王老汉无尽地思索着。
王老汉黝黑粗糙、布满皱纹的脸上，深深地刻着历史的沧桑。从王老汉一家的命运，可以看到民主村的变迁；从民主村的变迁，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农村的革命历程。虽然它们有着各自的特性，更多的却是历史的共性。
海源，民主村，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农村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缩影。这儿是革命老区，早在抗战期间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这名字还特地写上了“民主”两个字，可见“民主”还是挺吃香的。后来这个县还被称之为“地雷战的故乡”）。1946年以后，国民党反攻解放区，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在这儿反复绞杀。解放区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毫不留情地夺取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雇农，以鼓动他们踊跃参加革命。并且对地主富农进行大批虐杀，直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让农民群众更深更直接地卷入血腥的阶级斗争。反过来，在国民党军反攻时，地富还乡团则随之进行血腥报复，上演了一场场的生死搏斗。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号召下，分到土地的农民则义无反顾地追随革命与国民党拼杀，在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了许多像姜雪花一样悲壮的事迹。最终国民党在这儿从海上败退，还带走了民主村的一些乡亲，为日后演绎种种进一步的人间悲剧留下了伏笔。
解放后，没多久，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就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村和海源人民一起，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搞起了互助组、合作社，土地实际上又一步步地到了国家手里。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场狂热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跃进席卷而来，顷刻之间又马上掉进困难时期的万丈冰窟。而在海峡对岸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政权借机搞起了动作，先后用U－2侦察机飞越海源上空，直至派遣武装特务在海源登陆，结果被一举歼灭，成了这一边强化阶级斗争的活教材。随着大陆政治领域中左倾思潮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被进一步人为扩大，社会主义被不同程度地异化。左倾错误一次次地发飙，政治运动一次次地接踵而来，海源和民主村也都是首当其冲。海源被选中作为华东地区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运动中死亡人数达三百人以上，严重伤害了、撕裂了基层干部群众，积下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使得海源在随后的十年“文革”浩劫中，两派的争斗比周边地区更为惨烈。
所幸的是，海源在改革开放中也是成绩斐然，走在前列。往日血染的沙滩，辟为旅游胜地，胡耀邦总书记来此视察时亲笔题写的“万米黄金海滩”镌刻在海边的大牌坊上；招商引资也被省政府树为典型。如今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耸立在黄海之滨，成了亚洲沙滩运动会、亚洲沙雕会的举办之地。当然，原有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新的问题又在滋生蔓延。
当今天阳光温暖地洒向王老汉和他身边的草垛，洒向民主村，洒向海源大地的时候，让我们从头说起。本书将要讲述的，就是民主村、龙头镇这四十年的风霜雨雪和惊涛骇浪，就是中国农村这四十年的潮起潮落和风云变幻。现在就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1949年国共双方拼死血战的年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