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大联合
31.1经大臣又回来了
“经大臣又回来了！”
“经大臣怎么又回来了？”
这又是一件叫人意想不到的事。
解放战争时的龙头乡乡长经大臣，1949年南下去了上海当大干部，1960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下放回乡，1962年落实政策回去了；1965年参加社教，作为联络员回来了，运动结束又回去了。怎么这又回来了？又把西北村的乡亲们稀奇得不轻。
这回经大臣是被单位的造反派赶回来的。1966年社教结束回单位，本来是可以办退休的了，可文革一来，什么事都停了下来，没人管了。虽然华东局机关多次受冲击，可经大臣在里面的官太小了，连拉出去批斗都轮不上他，所以两年多的文革虽然惊涛骇浪不少，但他倒是难得沾上几滴水，最多在一起陪斗而已。现在单位又忙着斗批改，华东局面临撤消，掌权的造反派当然要打发他走。尽管经大臣在上海生活了近二十年，在龙头镇的乡亲看来，老经的衣着谈吐早已不是“乡熊”，而至少是多半个的“城里人”了。但在上海人的造反派眼里却依然还是“土包子”，就这么让他拿高薪、住别墅，太便宜他了。更何况机关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还惦记着老经住的那半个别墅呢。于是又拿出1959年曾经“追随彭德怀”，充当“右倾机会主义”急先锋的旧帽子，以“勒令退职”处理，给了几千块的退职金，走人吧，回原籍去吧。临走，人家造反派还说了，看你经大臣这两年基本上没有反动表现，没有按敌我矛盾处理，没戴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是很客气啦。
这退休和退职是大不一样的。退休，是将原工资按工龄长短打一定折扣后每月发给退休工资，医疗等其他福利不变，人还是单位的，叫在册人员（在职的，叫在编人员）。退职则是一次性发给一定数量的退职金，以后与原单位再没有关系，也不再享受医疗劳动保险等，比起退休的待遇就差远了。
小莉是在运动一开始游街批斗的时候就吓跑了。什么时候走的，走到哪儿去了，老经都不知道。
老经无奈给儿子经学文来了封信。
好在龙头的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不然还真不好办。
经学文想来想去，找了粮管所的祖所长商量。粮管所里原先住的西北村的人，都已经回村了。
祖所长说，好吧，先叫老经在这儿住一阵吧。
祖所长当然认识老经，虽然自己参军出去比较早，与经乡长见面的次数不多，但那时对经乡长还是蛮敬重的。
经大臣回来的那天，经学文去县城汽车站没接到。六十出头的老经，居然自己背着、扛着行李从县城走了过来。
按照儿子的来信，他到了西门外的粮管所。1966年走的时候，粮管所刚刚建好，还没进去过。
老经在大门口说明了来意，不一会儿，祖所长就脸带笑容地出来了，双手紧紧地握着，暖着他的手心。这是他在上海多年来所没有感觉到的。
老经进了办公室，祖所长忙跟边上的会计说：“快叫车大姐过来。”
车素花因为儿子经学文比较倾向造反派，再者跟儿媳妇一起过总有些不自在，所以别人都回村里了，就她还住粮管所里。这阵子，正帮着所里补面袋子呢。
当粮管所会计过来喊她时，说老经又回来了。她不相信，说了句：“别熊人了。”（“熊人”，海源话，骗人的意思。）
“真的哎，所长叫我过来喊你的，谁来熊你了。”
车素花歪着头，眼睛转了好几圈，放下手里的活，将信将疑地过来了。
隔着窗户，果然又见到了老经。两年多不见，人又老了，头发都花白了，脸上更瘦更黑了，车素花不由得心生几分怜悯。但又想到这老经几次不顾夫妻情分，做得太不地道了，又上来了几股怨气，于是停下脚步，没往里进，任凭会计怎么喊，又低着头往回走了。
祖所长说：“不用喊了吧。”又对老经说：“老经啊，不是说你啊，这事你做得是不对。你得好好地跟车大姐赔个不是，以后还是一起过吧。”
老经也点点头。
傍晚，祖所长喊来了纪社长、于村长，一起凑了一桌。战争年代的人，还能过来坐在一起的，已经不多了。
于村长的心里一直抹不平，对这几年的事始终耿耿于怀，看到老经几起几落，也是感慨得很，“这些年的事，就像翻烧饼一样，翻过来复过去。拿咱们经乡长来说，这就翻了几次啦？”
还是纪社长心里宽一些，说：“凡事还要向前看啊。还会有运动后期的，还会再落实政策的。你信不信？社教运动搞得那么汹涌，最后还给谁戴上帽子了？记得那天，老经还跟我说了一阵，说搞过了头的，还会再搞过来。后来事实就是那样嘛。老经，你说对吧？”
“唉！”老经一声长叹，“这文革就不一定了。过得太过了，都沉下去了。恐怕再翻不回来了。”
祖所长劝着说：“管他翻不翻呢。咱这几个老哥，说起来，文革还都没有遭大罪，万幸啊。你看多少人，家破人亡的。你看那个程贵安，一瘸一拐的，还那么起劲，拿了棍子想打人，还打不着，又何苦呢。”
老于说：“我能理解他。他心里是气啊，比我还气。你们是没有摊上挨揍的滋味啊，这个比挨地主、国民党的打还不一样。挨敌人的打，自己还觉得是一种锻炼，是一种考验，甚至觉得是一种光荣，正是表现革命者意志的时候。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挨打，心里的那个痛楚，那个冤屈，真是没法说啊。”
老经说：“我们党这个习惯不好，党内斗争老是那么频繁、那么激烈、那么残酷。本来，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一斗起来就是你死我活，就往死里整。”
“要不，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呢。”纪社长说。
“斗争哲学恐怕还不能这么理解。这马克思主义啊，真还要好好学习呢。”祖所长说。
“这还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光是个理论问题哎。”老经说。
“那是什么问题呢？”于村长很认真地问。
“这就是个体制问题，权利的分配、平衡和监督的问题。有权的人权利太多，有权的和没权的差别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没权的人要拼命地抢权夺权，有权的人也不踏实，稍微有点事就以为别人要抢他的权，什么手段也能使出来，能不往死里斗吗？”老经说。
“是啊，是啊。”纪社长点着头说。这几年他也都感受到了。
“那也斗得差不多了吧，还能没完没了吗？于村长又问。
“快了吧，快了吧。我看这文革啊，也快差不多了。原来不是说，一年发动，二年高潮，三年收尾。该是时候结束了，老经你等着落实政策吧。”纪社长说。
“我能有什么盼头啊？”老经挺悲观的，“你们俩还能等‘三结合’，再进领导班子里去，我再去等什么啊？”
“唉，什么结合不结合的。我也都这把年纪了，还去指望什么前程啊。”纪社长夹了一筷子菜，笑着说，“老祖啊，咱俩差不多年纪吧？”
祖所长给大家倒酒，“喝，喝！老纪啊，你比我长一岁，我要叫你大哥啊。”
“嗳，我称不上大哥，大哥在这儿呢，咱们的老村长才是大哥呢。”
“嗨，什么大哥不大哥的，都这么混吧。在座的，我是混得最差的，可别笑话我。”于村长说。
“你还行啊，我现在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啊。”老经皱着眉说。
“嗨，你放宽心，只要你在西北村，就不会有你苦日子过。”于村长说。
“是啊。农村的老头老太太，七、八十了。都自己过，还得去捡柴火，拾个麦穗。过年时，儿子能过来给个五元、六元的，就已经不错了，算是有个孝顺的好儿子。你这一大笔退职金，顶多少个儿子啊？哈哈。”祖所长说。
“对啊，老经，你再跟车大姐好好表示一下，我们再在边上撮合一下，还是老夫老妻好啊，一起过吧。你的日子还是不错的。”于村长说。
“好，好，谢谢大家了。”老经认真地点点头。
31.2革命大联合
经乡长第三次又回西北村，已经够出人意料了。但更出人意料的事，又降临了。
正当“八一八”被全面取缔，头目们被关在中学里审查，“革联指”的人们心满意足、高枕无忧了三个月，1969年秋天来临的时候，新的情况发生了。中央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出于维持稳定的考虑，还是高层各派政治势力有了什么新的搏弈的结果，反正上面又来了新的说法：不能说“八一八”是反动组织，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好的，两派中都有少数“坏头头”，要搞革命大联合。
这话是对的，但到了下面，则又要折腾了。
因为这本来的意图，也不是真要让“八一八”东山再起，而是反过来还要消除“革联指”的作用和影响。
当一只拖鞋被扔掉以后，另一只也就没有用了。
这年的十月，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工贼、内奸”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以打倒走资派为目标的任务基本完成，而作为斗争工具的群众组织也就该结束它的使命了。
“八一八”的人，除县总部的头目继续隔离审查，其余的都从中学里放了出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如获重释、庆幸万分，以后的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了。
最高兴的要数宗发奋了。原先挡得眼前一片漆黑的幕布掀掉了，那耀眼的光芒又刺亮了他的眼睛，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他宗发奋是什么人？怎么会这样就完了呢？这不，机会又来了吗。
他从中学出来，回了家，洗了澡，换了一身衣服，又要出去。柏惠珠看他精神挺好，也没有挨过打的样子，也就放心了，随他去吧。
他先去找了纪社长，再三说参加“八一八”实属无奈，是他们扣押了自己的老婆，实在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的。纪社长说，嗨，都一样是革命群众组织了，有什么无奈不无奈的。
他又去找了经学文。本来，经学文比他资历差远了，根本不放在他的眼里。但人家两面不得罪呀，说不定以后还用得着他呢。所以也屈尊上门拜访了。嘴里连连说着：“啊呀，你老弟真行，真有水平，既参加了造反派，又没受牵连，有水平啊，有水平啊。这一手怎么学的，教教我老哥吧。”
经学文一笑，说：“这有什么，我不过是任何情况下，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
“对，对的，对。”宗发奋连连点头称是。
他还去找了祖所长，他这也是先埋下关系，以备后用。宗发奋可是个有心机的人。祖所长却说：“你现在也别忙着找。大家都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是怎么回事呢，你先看看再说吧。”宗发奋又连连称是。是哎，还是人家祖所长沉得住气。还不知道哪个菩萨能管用呢，先烧那么多香干什么。
秦德才也是忙开了。
他先回了家，一看竟然是王溪在里面住，自然就抱住不放了。
王溪从中学出来，又不愿回家，就住在秦德才家的这所空屋。从老王头一家在北山被抓回来以后，除了在批斗会上打了父母几个耳光之外，就没见过他们。
秦德才又跑了几个地方，可大家都很忙，顾不上和他说话。
他又跑到粮管所，粮管所前一段是“革联指”的大本营，他还从来没去过，正想拜访拜访。可是人家粮管所连门也没让他进。
这个政策下来，对于“革联指”的人似乎有点傻眼了。弄了半天，自己跟“八一八”造反派一个样。已经把他们打翻在地，还要再请回来平起平坐。尤其是也要在自己内部找出“坏头头”和“打砸抢”分子，这就难了。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找谁去顶呢。
西北村里无论是一开始的“红太阳”，还是后来又一起加入进去的“革联指”，头头都是平金刚。平金刚可急了，不算了。
“我这不过是替别人传个话，怎么我是坏头头了？主意都是杜家骏拿的，出去武斗都是邬中和在最前面，我算老几呢？”他到处这么说着。
杜家骏不吭声，因为这事怎么也按不到他头上，他压根儿就没参加这些组织。
邬中和也不吭声，他很看得开。他那时能拼了命，冲在最前面，并不是想图什么，而是对“八一八”、对秦德才这种人有气，心里就是在想宁可拼了自己也不让坏人得逞。现在要追究什么责任，追就追吧。当初连部队干部都不当了，现在这点得失，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于村长可听不下去了，说：“这种时候最能见人心。老话说得好，危难之中见真情。你平金刚实在不地道。”
纪社长说了：“吵吵什么呀？还没说有数量指标，没说非要抓几个‘坏头头’，就这样吵啦？”
于是，都没有声音了。
后来，西北村的“革联指”也没有划“坏头头”。但是，平金刚自己觉得像是在悬崖边差点被人推下去似的。从此以后就开始变了，变得凡事要为自己想一想，心存他念了。
经过一个月的磋商，各级领导班子搭起来了。
西北村的革委会主任是鲁队长，副主任是杜家骏和彭小宾。本来主任应该是杜家骏，可杜家骏死活不干，硬推给了鲁队长，说鲁队长哪边都没参加，这样反而两边都能接受。气不过的是平金刚，直嚷嚷：“怎么‘革联指’的一个也没有啊？”
龙头公社的革委会主任，还是纪社长，副主任经学文。心里不舒服的是宗发奋，不过他嘴上没嚷嚷。
两派群众“革命大联合”的实现，应该说是文革第一阶段的结束。在这之前，是各种政治势力，在无政府主义营造的舞台上争相表演；这之后，就是这些势力一个个被挣扎着清除出场。有言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曾经看似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也不过是别人手掌中的玩物。
那天晚上，西北村还很难得地搞了台文艺表演，庆祝“大联合”的成功。
“没有什么专门的准备，大家辛苦了两、三年，上来自娱自乐，高兴高兴，烦人的事就过去了。啊？”鲁队长在招呼大家。
秦德才不甘寂寞，拉着王溪就到了前面，“咱俩给大家来段样板戏。这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到哪时也别忘了。来，王溪，咱唱起来。”
两人又唱起了那个苟合之夜唱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台下一片嘘声，盖过了秦德才的哑嗓子，“你们没唱够，我们早就听够了。”他俩也只好狼狈而下。
衣春玲看不下去，拉着彭小宾也上去了。“这革命的舞台，咱不占领就要被他们占领。咱们为什么不唱。”
“对！对！”四周的人直鼓掌。原本不好意思的彭小宾也只好上去了。
春玲说：“咱俩给大伙唱个‘二月里来’。”结果两人唱得还真不错。
全场为这对年轻人，又是鼓掌又是欢呼。好几年，西北村都没有这样热烈的场面了。
鲁队长最后布置了个任务，可谁也不知道上级的这个任务的真实意图，包括鲁队长自己。鲁队长是在说：“还有个事啊，每个人都要写一份关于‘大联合’的体会感受。每个人都要写，不会写的，请会写的写。都要表个态，明天，各队收上来。
班子搭起来后，经学文跟纪主任讲的第一件事，是北门外的那块大大的毛主席语录板，“那么大的一块竖在那儿，又碍事，又是他们‘八一八’的标志，又不能拆。这怎么办？”
纪主任说：“这好办。它不是长8.18米，象征他们‘八一八’吗？咱们在两边砌上个砖垛，它的长度不就不是‘八一八’了嘛。”
“对，对，好主意。把上面那段语录也换一下，换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谁也挑不出毛病。”
没过几天，北门外的那块大语录牌，就用上好的油漆，重新刷写了一遍，两旁新砌了水泥面的砖垛，更有气派了。他俩这么一弄，既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又搞掉了“八一八”的招牌。这事办得叫好多人称赞，只是车来人往拐起弯来更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