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海上走私

37.1 付局长又来了

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一个新的社会状况渐渐出现了。

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最大的破坏,是对人们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破坏。原来的革命理念彻底破灭了。曾经那么响亮的革命理论,不过是极左势力用来骗人和吓人的幌子。林彪、四人帮那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也可以一套一套地讲这些革命口号,而且还跳得更高,显得比革命还要革命。到如今再听到这些,不仅是滑稽,而且是嗤之以鼻。这之后再有台上的人拿出革命的词句来念念有词,谁也不会信了(有的嘴上不说,有的嘴上就说出来了,这是和改革前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危机”。

问题还远不止是信仰危机。十年文革(以及之前的一些运动),其卑劣、其血腥、其丑恶、其无耻,对人们心理的冲击,难以言状。整个社会由此而道德滑坡、信用丧失、私欲膨胀、不顾及起码的社会规则。尤其严重的是,这些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底层民众,也表现在各级官员层,而且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严重、更猖狂、更令人惊诧。

文革后掌权的,相当一部分,不是一个新的政治势力,而基本上还是原先的领导层(以及他们的子女和追随者)。他们在文革中一度失去权力,受到冲击,甚至受到迫害。但是一旦重新夺回权力之后,除了一些优秀者在反思和试图消除造成这种状况的体制的弊端,相当多的官员却是体会到了这个体制里的一句箴言: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他们利用重新到手的权力,不只要捞回这几年失去的利益,还要变本加厉地垒起他们的天堂。不是他们嘴上说的共产主义天堂(这也已经很少说了),而是属于他们个人、他们家族、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天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情很急切,他们的步伐很坚决,他们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子女和追随者,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这个势力的形成,最终成了气候,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比如后来的薄熙来之流。但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起步。

他们攫取社会财富的主要方法,除了掠夺土地、占有稀缺资源、维持垄断经营等,在八、九十年代价格尚未理顺的时候,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方式。一是如上一章所讲的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官倒;再就是利用国内外价格的差距而大搞走私。当时,为了维护公有制企业的较高利润和保持政府的财政收入,国内的工业品价格往往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为此,在所谓“保护民族工业”的幌子下,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

中国的关税高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比如到岸价为10万元的一辆小轿车,按计算顺序,先交100%的关税(按不同情况,有个幅度),10万元;交消费税(暂按10%),[(10+10)/(1-10%)]*10%=2.22万元,交2.22万元;交增值税(17%),[(10+10)/(1-10%)]*17%=3.78,又是3.78万元;此时车价累计已有26万。若拟定企业利润为5万,汽车的销售价则为26+5=31万元。此时还要交车价增加部分的增值税:[31-(10+10)/(1-10%)]*17%=1.49万元,最后实际销售价为31+1.49=32.49万元。而企业在5万元的利润中还要交所得税5*25%=1.25万元(国内的销售费用暂未算)。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的32.49万元销售价中包括了:进口价10万元、企业利润3.75万元、各种税收10+2.22+3.78+1.49+1.25=18.74万元。税收在车辆销售价中竟占到了57.7%!(说明:这是按2008、2009年有关税则计算)。要问,你这个小说怎么做起了计算题?这就是本书不同于一般小说的地方。它想让读者更具体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一些基本知识。有关更细的知识,比如价前税、价后税那些,就不说了。

正因为如此高额的税收,使得逃避关税的走私成了一种一本万利、趋之若鹜的勾当。在本书的人物中是谁想到了要走私呢?要走得成私,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它要牵扯到很多环节、很多部门,没有相当大的权力、相当大的关系网、相当大的魄力,是搞不起来的。那些靠进关时身上夹带点什么的小儿科,根本不是本书中的那个人看得上眼的。他是谁?他就是在前两章出现的到龙头检查工作时想调戏林李而没成的付局长。不过,现在他已经不是县多种经营局的付局长,而是省政府某个局的副局长。他没有走留在海源等着提副县长的路,而是回省里一下子就跃上了副局级的台阶,背后的名堂就不用多说了。而县长当时也才是处级。

付局长已经有了直接调运国外资源的能量。他就在想,何不跳过海关,直接联系国内客户来大捞一笔。这成百万、成千万、成万万的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甚至连老祖宗也没想过的巨款就会像洪水般地滚滚流入囊中。这也将完全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国外的货源,他有。要去买外国的轿车还不容易?人家还求之不得呢。国内的客户,他也有。只要他说一声,不想买的,也就悄悄地买了,反正买车也不是花个人自己的钱。付局长是个聪明的人,也是个能干的人。为这个事,他苦苦思索了一个多月。从国外买上一批轿车,要是不通过海关,就能赚上一大笔。关键是在哪儿上岸,还能盖得住。他冥思苦想,终于想起来了。那年,他还是海源的一个局长,去龙头检查工作,夜宿海边的小宾馆。当地的辜书记安排了年轻的小林姑娘留下来。尽管事情没有办成,但还是留下了印象。那是三楼的一个房间。留在他脑海中的,除了窗前的小林姑娘,还有窗外作为背景的大海。虽然已是夜幕之下,那开阔的海面上,银色的月光洒下,波光粼粼的浪涛层层卷来,分外的迷人。他记得,在这幅模糊的黑白照片中,隐约还有个不起眼的小码头,一段伸向海里不多远的防波堤,两个小小的吊车的铁臂,都是那年轻姑娘的背景。而今,脑海里的这张黑白底片上,姑娘已被剪去,那背景却还记得。现在,不就能用上了吗?上哪儿去找这样偏僻的不为人注意的又能用得上的现成的小码头啊。付局长兴奋了,为自己的聪明而兴奋了。

付局长来龙头的那天,辜书记事先都不知道。直到小车进了镇政府的院子,经学文上前,看是县里的卞书记来了,又下来了付局长,赶紧上去握手问好,转身便过来叫辜书记。辜书记三步并两步地来到车前,老远就伸出双手,嘴里喊着:“贵客啊,贵客啊。”辜书记是知道付局长被提拔到省里去了,那可是海源全县各部门热议过的一件大事。他为什么会上去啊?他上去后对海源意味着什么啊?比讨论省政府下来的文件还热烈。辜书记对此没有多说,可他心里想的比谁还多。他尤其庆幸,小林那事没有闹大,糊了过去。他也在想,这事没办好,付局长会如何看他。所以,他现在更要尽心接待。

他招呼过卞书记后,又笑着对付局长说:“你们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准备一下啊。”

“准备什么呀,随便一点就行了。”付局长答道。显然双方都不是在说准备商量工作什么的。

辜书记抬头,见付局长身后还有一位美女,漂亮得把他都惊了一下。

付局长一笑,说:“晋秘书啊,过来,这是龙头的辜书记,我的老朋友了。”

小晋身材高挑,体态丰润,颇有几分妖娆,是典型的高层圈子里才能见到的那种美女,现在是付局长的随身秘书。

晋秘书上前半步,嫣然一笑,一点头:“啊,辜书记好。”

“好好好,好好好。”面对这样的美女,把辜书记窘得只会连连点头了。

“辜书记啊,一起上车,先到海边码头看看。”付局长说。

“付局长这次来,是要关心我们海边的发展。”卞书记这才插上话。

“这么远了,也不先进来坐会儿。”辜书记还是要客气一下。

“不啦,不啦,先去看看再说。”付局长说。

“经主任啊,你把那个吉普开过来。”辜书记对经学文说。经学文忙去把车开了过来。那时镇政府也就这么一辆车,还是部队淘汰下来的。辜书记知道,付局长此次来必有要事,所以没叫司机开。说起来,辜书记对经学文的关系已经不错了。那时的司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渐渐成了领导的心腹之一。

付局长看了这吉普,笑了下,说:“你们还用这种车啊?那我这趟来,还真有必要唻。”

“是么?我们县里的车也都不行了,我这桑塔纳在县里已经算是最好的了。”卞书记说。

“好,好,我这次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辜书记想起沿海开发区副主任的纪海洋了,便问:“付局长,纪海洋在我们这儿是分管沿海开发的,要不要叫他也过来?”

付局长停了几秒,没说话。

辜书记自然就明白了,便对经学文说:“那我们先走吧,在前面带路。”而后等付局长他们上了他们的车,便在前面领着驶往码头。

车在码头前就停下了,因为经学文的驾驶技术毕竟有限,再往前开别翻到海里去了。码头并不大,但基本设施还都有。不到一千米的防浪堤“L”形伸向海里。外侧是波涛拍岸、浪花飞起,内侧则停泊着船只。

付局长问:“这码头能靠多少吨的船?”

一个喊过来的码头负责人法主任回答说:“一千吨。”

“才一千吨啊?”付局长皱起了眉头。

“一千五的,要靠其实也行。但设计是一千吨的。”

付局长没说话,抬头看着远处的海面,过了一会,问:“如果是万吨巨轮来,得停多远?”

看来法主任答不上来,尴尬地看着辜书记。还是经学文开口解了围:“恐怕得二千多米远。这儿海底下的浅滩,往外其实并不远,一千多米以后,就一下子深下去了,像个大台阶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付局长很认真地问。

“建港的时候,从上海找来了勘查和设计的。我接待的,听他们说过。”

“如果来大船的话,停在外海,再由小船转驳,能不能行?”付局长问。

“……”这个问题大家都答不上来。

“那你们这个港口的作用和发展,就要受到很大限制咯。”付局长说。

突然,经学文又开口了:“恐怕行吧。我想起来了,听我爸说过,1949年国民党反攻龙头,最后又从海上逃走。来的时候,逃的时候,都是大船停在海上,由小划子来回运的。付局长您刚才的设想,还是可以的。”

“嗯。你们这两个吊车能吊多重?”付局长又问。

“一个三吨,一个八吨。”法主任忙答道。

“嗯。”付局长望着大海的远处,又沉思起来。

晋秘书拿着本本,一直在记。她恐怕不只是一个花瓶。

“走吧。”付局长往回走了,看到堤坝上货物堆放杂乱,很是不瞒,说:“看你们摆得乱七八糟,进去出来多不方便,叫人家怎么开车?”

“是,是,我们马上改正。”法主任应声答道,又吆喝远处的几个工人:“快过来,马上把这几堆理干净了,叫领导怎么走路啊?”他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干什么的,其实根本管不到他。

离开码头,他们还是去付局长上次夜宿的那个宾馆落脚。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辜书记正好叫经学文去厨房准备。他和付局长、卞书记、晋秘书进了个小会客室商谈。

一坐下,付局长就说开了:“我今天呢,是来跟你们商量一件事的。”卞书记、辜书记都正襟危坐地认真听着。

“现在省级机关需要增添更换一批小车。我准备从海上运进来,直接给各单位。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环节,减少很多费用。你们如果需要呢,也可以拨几辆给你们。”一开始付局长把事情说得很轻巧。

听得两位点点头。也可能意识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要不付局长不会特地为此跑一趟,都没张口,在等付局长往下再说些什么。

付局长接着说:“我刚才看了下,可以在这儿上岸,这样可以避开好多动静,虽然条件不是很好。”

“这行吗?”卞书记皱了下眉头。

“这事情吧,谁运也是运。我们运这趟,可以减少省政府购置车辆的开支,提升龙头港的运输能力,我们个人也会有一些劳务费。”付局长答道。

辜书记也有顾虑:“我们这龙头港太小。运汽车的货轮能靠得上么?”

“这是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在黄港,从大船卸下来,再装到小船上运来。但是黄港人多眼杂,尽量不用这个办法。再就是我在黄港联系两条驳船过来。大船停在这儿的港外,再由驳船倒一次手,运到码头上来。这样也费事,但是在我们自己手里费事,好说一些。”

“这事有多大的收益,值得这么搞么?”卞书记的疑虑更多一些。

“收益是不少的。运一辆车,就能赚一辆车。”

“嚯,这么厉害啊。”说得辜书记的眼睛都瞪大了。

“那怎么分呢?”卞书记倒是直爽人。

“按三七开吧。我们省里七,你们县里三。”付局长面对他的老上级,一点也不客气。

“那我们镇上呢?”这是辜书记最关心的。

“你们镇上的,自然就已经算在县里的了。”

“这……这,这些事基本上都是我们县里要忙活的事。”卞书记显然是觉得少了。

“那我们先商量具体分工,再说分钱吧。”辜书记说。

“也好。”付局长说:“我负责最主要的两头,进货和销售,这是最关键的。你们这儿除了提供码头和场地,卞书记,你还有个事,就是要封锁现场,不让外人进来知道。我知道你是老公安出身,可以派一些警察过来警戒。这也是我考虑在龙头安排这件事的一个原因。”

“这个倒不难,我可以跟周局长说一下。”卞书记答。周局长就是1957年随卞科长来龙头中学抓走李辰的那位周警察。

“场地?还要什么场地?”辜书记觉得这个问题和他有关,也问上了。

“小车上了岸,总得有个地方先停一下。你看什么地方好?隐蔽一点的。”

辜书记想了下,高兴地说:“正好有个好地方,就是那个韩国人要来投资建的高尔夫球场,结果征了地又没搞起来,老百姓还闹了半天,地却闲在那儿了。”

“在哪个地方?”付局长问。

“就在离这儿西面不远。从龙头出去,不过河,没到赵村就往南拐,快到大河口的地方。”

“有路么?车能进得去么?”付局长又问。

“有路,就从大道走。在不到赵村往南拐时,有条特地新修的土路。”

“还得从镇里穿过啊?二百多辆小车,从十字路口过,那太招摇过市了,不得把老百姓惊死啊。还有别的路么?”付局长这倒说的是实话。

“也有,就是不进南门就往西走。不过那是条田间路了,拖拉机走走行,小轿车走就有点勉强,不过,要走也行。”辜书记答。

“你们啊,思路还是不开阔,步子不大。完全可以沿海边修条路,在大河口再往北,经过那球场和大道连上。要开发沿海,肯定要修这条路,晚修不如早修。修好了,别人才会愿意来投资。”

“是的,是的,付局长的意见真好。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力量。”卞书记说。

付局长也看出意思来了,便说:“卞书记要支持龙头镇的工作啊。这条路可以县乡合作,县里多出点。”

卞书记说:“这条路是要修的。这样吧,今年是来不及了,明年我们县里立项,作为基建项目上报省里。你们省里也参加,到时候多出点。哈哈。”

付局长说:“这也来不及了吧。那辜书记你先把南门外那条路修修好,能让小车开得过去就行了。”

辜书记又问:“二百多辆车,哪来那么多的司机?”

付局长说:“不用一辆车一个司机。把车开到场地,再回码头来开。”

“再走回码头还挺远,得半个多小时啊。”辜书记说。

“……想不到还有那么多具体问题哦。”付局长说。

谈话稍停,晋秘书插上了话:“那可以准备几辆自行车,让司机骑着车回码头,那就快多了。”

“啊呀,还是晋秘书聪明,我们都没想到。”辜书记又连连赞赏了一番。

“还得找几个人,等在码头上,由他们把司机骑来的自行车骑回球场,他们再走回码头来。这样自行车就倒换过来了。”晋秘书接着说。

“哦,想得周到,想得周到。”辜书记又是连连夸奖。这时他的心中是不是也悄然想起自己身边怎么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得而知。

“这样镇上要安排一些人,一是来回骑车,还要有看场地的人,白天黑夜都要有人看。”卞书记这才插上话。

“是的,是的,这事我可以交给西北村。西北村,我熟,我媳妇就是西北村的。”辜书记对着付局长傻笑了一下。

付局长倒没接这个茬,接着说:“还有件事,你们看是你们搞还是我来搞。就是要有收款开票的,要单独为此成立个公司。”

“还要有公司啊?那还得有办公楼,有会计、有出纳啊?”辜书记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一步。

“办公楼倒不用。”付局长笑笑说:“都是些银行转账,只要开个户头,在家里弄弄就行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皮包公司,连个办公地点也不用。

“那就让我来搞吧,叫我家儿子来搞。”辜书记今天表现得特别积极。

“你家儿子还没到十八吧,成立不了公司吧?”卞书记都忍不住了。

“叫我老婆开公司,她可以当法人,我儿子来管账,这可以了吧。”辜书记说。

“按说呢,这是有点不太合适。但这种事尽量要少一点人知道,圈子尽量要小,那就先这样吧。”付局长说。

“看来你们镇上、我们县里的事儿还真不少咧。付局长,你看这比例……”卞书记争取不到别的,回过头来又说起分钱的事。

付局长一笑:“这样吧,这件事的比例,三七开就不动。等明年那条公路立项,我让省里出七,你们县里出三,镇上就不用出了。怎么样?”

没等卞书记开口,辜书记高兴得连连说:“好,好。”弄得卞书记也没法再开口。

午饭,尽管只是五个人的饭局,却也算得上是盛宴,经学文的忙碌,这些都不说了。

饭后,卞书记有事要先走,由经学文开着镇上的吉普送。辜书记怎么也要让付局长再留会儿。卞书记不在,有些话更好说一些。

付局长看出这个意思,也就留下了。他们上三楼,还是进的上次来的308房间,那是这个宾馆最好的房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这件事,你要多费心了。能不能办得好,社会上没有反应,不出现一些意外,全都靠你了,老哥。”

辜书记一听,这付局长居然称他为老哥,太激动了,急忙说:“知道,知道,我一定会用心,一定会全力以赴。我已经听出来,这里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您信任我,我一定会和您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是辜书记急着向付局长表忠心了,看来他是急着要爬上付局长的这条船了。

辜书记为什么要这么急于投向付局长那一边,甚至甘冒官场大忌,不惜在卞书记面前都不掩饰这一点呢?辜书记有种危机感。他感觉出海源的官场,当地干部的势头在上升。拿龙头来说也是这样,不管是行的还是不行的,如祖云涛、经学文、秦有理都在上升之中。而前后留下的这批部队转业干部都不行了,宗发奋走了,连纪海洋在这儿干了几十年也都退出了龙头的权力中心,虽然他和纪海洋也算不上一路人。他感到,他自己也快不行了,至少肯定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了。怎么办?他看出来,付局长还在上升途中,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上升。能对他使得上劲的、帮得上忙的,只有付局长了。那万一付局长也出了意外呢。他也知道付局长不是没有瑕疵的人。但是顾不上了,就是投机,也要赌一把了。今天,辜书记可是把比他小二十岁的付局长当干爹了。

“你把这个公司放在你家里,能行么?”

“行,行,没有任何问题。”辜书记把他家里的情况也说了一遍。

辜书记和皮珊珊在“三支两军”的那一夜擦出火花之后,也就走进了婚姻。按说,部队里是不主张军人在驻地农村谈对象的,尤其是士兵,那是不许可的。因为早在解放初,曾有沿海一些地方驻军较多,当地女孩相对内地要开放一些,好接触一些,因为部队的地位和待遇较高,她们也愿意当军人家属,结果谈得多一些,造成了当地男青年择偶的困难而引起了社会反响,使部队领导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辜连长的事,虽然不在明令禁止之中,也只好低调行事,况且他也没有经济能力来操办,所以连婚礼也没有举行,悄悄地就住到一起了。正逢也是人荒马乱的时候,谁也顾不上这些。他和皮珊珊就成了夫妻。住的地方,也是一言难尽。肯定是不能住在娘家,皮安己也没有空房子。婆家更不想去。南门外连队的营房,也没有安排随军家属的住房。西北村尽管一直很大方,连和村里不搭边的包金贵、潘连长都在西北村落了脚,但辜连长那时正赶上两派武斗呢,没人管这些。只好哪儿有空地方,就在那儿住上几天,一会这儿,一会那儿。十几年里,小小的龙头镇,都搬了好几个地方了。直到去年,在他的提议下,镇上才在北门外盖了一排宿舍,他和纪海洋、经学文几个才住上了安稳的房子。

说到开公司,皮珊珊有没有这个水平呢。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不够的,因为她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不过,另一方面讲,比起别的农村妇女,她又有不一般的地方。她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这在农村里是不多的。她的性格和思想层面又有她的特殊性,她看似低调,不出头露面,话不多,却善于观察、勤于思索,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往往又负面的多。她对丈夫还是十分支持、鼎力相助,还没看出什么负面影响。至于要办公司,其实并不需要她做什么事,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了。即使要讲起来,她也还不至于像那些完全没有文化的村姑会不着边际地跑调。当然,真要往深里讲,也是根本不行的。

他的儿子辜向东,因为那时居无定所,上学较晚,此时刚初中毕业,没考上学,在家闲着呢。有公司的事,正好。

付局长听了介绍,也没多说。反正那公司也是个空名,谁都能干。他便换了个事说:“哦,我把公司取名叫奇芳,奇芳商贸公司。我的晋秘书叫奇芳,算是带上她的名字。以后你那个公司里有她50%的股份。啊?知道啦?有事情要想着她。”

辜书记心里在想,这一块他也要插进来,嘴上却说:“行,行,没问题。”

聊了一会儿,辜书记看窗外,太阳不怎么明亮了,就说:“今晚你们就在这儿歇歇吧,这一天也辛苦了。晚上,看看海上的夜景是很美的。”

付局长看了晋秘书一眼。晋秘书笑笑没说,意思就是可以。

晚上的事已经不用辜书记像上次那样操心,可是他突然又冒出了一句:“唉,上次来,没办好啊。”话一出,才知道说漏了嘴,马上捂起嘴紧张地看着付局长。

付局长转头看了看房间,想起来了,不过倒是大方,没回避:“喔,还是那一间啊。哎,那算个什么事呀,哈哈。”

辜书记又赶紧看看晋秘书,就怕在他们俩人之间闹出什么事来,那就麻烦了。

可晋秘书是何等聪明之人啊。她反而笑了起来。她或许是在笑辜书记的城府不够深,或许是在笑付局长也有吃瘪的时候。对自己男情人的这种事,她不会生气,不会吃醋,甚至不会去干预。她明白自己的身份,不会去越位,更懂得关键是要发挥自己的魅力。对小三的那套技巧,她已经是炉火纯青、应付自如。用哲学里话来说,就是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

37.2 各得其所

付局长走了之后,辜书记先是跟自己老婆孩子说了。辜向东当然非常兴奋,忽然之间,他就可以掌控一个公司了,这是想也没想过的事情。皮珊珊还是很冷静。她说:“这事一定要做好。做好了,我们家就会有个大变样。弄不好,就会掉进黑窟窿。”

这句话,提醒了辜书记。他连连点头,对儿子说:“你是叫我最操心的。你能挑得起来么?”

“能。”儿子毫不思索地说。

“你连账本都没见过,还说能?”

辜书记替儿子揽下这活,其实他也是有担心的。那就学吧,得找个人来教。镇政府就有会计室,可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听说供销社的尹会计去了粮库,帮宗发奋办成了点什么事,现在俩人都挺滋润的。辜书记也把尹会计喊了来,要他帮儿子教怎么记账、怎么当会计。

尹会计很乐意干这事。以前连八竿子都打不到、只能远远仰望的镇党委书记都来请他,那可是何等的荣耀。无奈那个辜向东不争气,学不会。会计的专业知识,确实也不是三两天就能学会的。尹会计没办法,那就用最简单的记流水账吧。后来,就是那个流水账,辜向东也搞不明白,还是尹会计常过来指点,再后来尹会计实际上就成了辜家的兼职会计。

辜书记按照付局长的意思,跟纪海洋说了下,知道要从龙头港上来一批货就行了。对祖镇长说的就更简单了。他们俩没有更多地去想,没有意识到那是怎么回事。辜书记还说,付局长这趟来,挺关心龙头的沿海开发,明年还要以省里投资为主,建一条沿海边的公路。他们两个更是高兴了。

辜书记也叫了鲁队长来,说了有这么回事,要在村里找几个人来回骑车和看场地这些,又说也不用麻烦村干部了,让皮高深叫几个人就行了。还有就是要把南门外的那条路修整一下,镇上给你们一千元,连工钱、连影响到哪家的地边,一共这么些钱。这事,你赶紧办一下。

鲁队长一听,这还不是小事一件,爽快答应了。

还有成立公司的事,要到工商所和税务所办理。辜书记用电话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叫皮珊珊去办了,并不费事。有需要到县里办的环节,所里都帮着办好了。当珊珊高高兴兴拿着执照回家时,还疑惑地问,公司怎么取了个这样的名字。辜书记没法解释,就说是付局长取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珊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名字的由来,直到后来知道了原来里面还有个大股东叫奇芳。

辜书记喊了小舅子皮高深过来。辜书记以前还真没在意过皮高深,没给过他什么好处。所以辜书记的话一说,皮高深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事自己全包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能组织、指挥别人呢。

皮高深这个人,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在前面许多地方都见到过他,可给人的印象不深。因为他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在村里,他跑来跑去得不少,可是既没有什么让人翘大拇指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招人骂的地方,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即使成了辜书记的小舅子之后,按说这个关系可是不得了了,但皮高深还是那样,虽然哪个事也没拉下,甚至互助会他还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人们的议论里却很少有他。西北村的人们或许看镇上的干部看多了,没把他和辜书记的亲戚关系当回事。

这次,皮高深觉得是自己翻身的机会到了,躺在炕上盘算了起来。还没几分钟,他媳妇回来了,见他躺在炕上就嚷开了:“你就那么舒服啊,院子里晾的衣服也不知道收回来。衣服都不要你洗,还不知道收一下么?进屋也不知道顺手带一点柴草进来。什么事情都得我来。”

皮高深的美梦还没开始就被打断了。可也不能说他媳妇说得不对,皮高深虽然听得烦,也只好一骨碌下了炕,帮着媳妇忙了起来。皮高深什么时候有的媳妇,前面怎么没说呢。书中的人物太多,每个人都要交代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个孩,也太烦了,所以没说。这儿就说一下。皮高深结婚也十几年了,媳妇是一条街上的,叫小燕,相貌一般,干活还挺利索,能管得住皮高深。结婚时也是文革后期,没张扬。他爹皮安己也没那个心思了。他有个儿子,跟他外甥辜向东差不多大。因为懒得取名字,直到三岁多了,还没有。媳妇催了几次,不取不行了,这才取了个名。外甥叫向东,反过来叫向西也不好,那咱就叫向前吧。眼下正在上高中。

直到做好了晚饭,坐到了炕上,端起了饭碗,才抽出空跟媳妇说了这事。

“这算什么事?”媳妇更不明白这些了,有点不以为然。

“你知道个什么呀?”皮高深能被媳妇管得住,但心里常常不佩服,便一头转过去,躺在炕里头,又盘算起叫哪个人、不叫哪个人了。

一个月后,货轮到了,正好碰上个好天气。一艘五千吨级、从韩国来的货轮停在龙头港外约三千米的海上,比那时“济成号”停得还远。从黄港开来的两只驳船,把小轿车转运到码头。辜书记从本县北面硫铁矿上找了几个司机,负责把车从码头开到闲置的高尔夫球场。辜书记不想在县城找。他以前当过县工业局长,知道那个矿上有不少司机,临时喊了几个过来。那个矿很闭塞,不会传出去多少话。这些,事先已经跟付局长汇报过了。

码头上停止了其他作业,县公安局还挺当回事。三四个警察封锁了码头的入口处,不让外人进来。码头上和沿着去球场的那条路,也都站上了警察,差不多有十几个呢。周局长还亲自坐了吉普车过来看了下。

鲁队长按辜书记的要求通知了村民,那条路以南的地块,今天就不要去干活了,别不小心叫车撞了。所以,今天南门外还算正常,只有少数村民在观望,一辆辆的小车驶过,看起来秩序井然。

付局长和晋秘书也都来了,不过没有去现场,还是在宾馆三楼的308房间里远远地隔窗望着,对辜书记和卞书记的安排还挺满意。辜书记在他们房间陪了会,借口说要到现场去看看,便抽身走了。只有卞书记没有来。

倒是皮高深费了点事。他原以为这样的事,别人都会抢着来求他,争都争不上,甚至自作主张把辜书记讲的十元钱一天的工资压低成四元钱一天,另外那些就自己吞了。唉,这样的事不用说、不用教,都会。有了哪怕是最小的一点权力,也会来这一套。但这样就喊不动了,有的是他本来就不想喊,像于又发,知道是老村长的孙子,不会听他的。有的是他想喊,人家不来,恐怕就是再加钱,人家也不来。比如邬朝阳、平海波,他们觉得他们在村里好歹也是干部子弟,你皮高深算什么呀。尽管早就不讲阶级成分了,但中农的影子,总在心里有那么块无声的痕迹。相反,他是辜书记的小舅子这一点,在人们心中印象都不深。或许是当时皮珊珊没办婚礼,以至于村里人都有点忽略了?还是辜书记至今行事还算比较低调,对皮家关照得不多,大家也就没觉得什么?也可能是那时拉关系、走旁门的歪风邪气还没有渗透到最底层?和皮高深的同龄人中也就喊来了齐成才、迟解放、申光荣,尤其是申光荣挺积极。申光荣身体弱,体力活不太行,干这些正合适,还嫌时间少,才三天。再就喊了几个小青年,比如像小连子,这些人还是愿意抽时间过来的。最合适的莫过于叫靳宝康过来看场地了。靳宝康在造纸厂事故中烫伤后,身体已经稳定了,人是能活动了。但因为钱不够,植皮做得不理想,脸上留着好些伤疤,挺吓人的。尤其是对于不熟悉的人,乍一看会害怕。去看场地倒挺合适,晚上真要有小偷过来,一见了,准能被吓跑。

迟解放在征地冲突以后,从建筑公司辞职回家了,改开货车,哪个地方有活,就去跑几天。这回皮高深让他也去干来回开小车的活,迟解放也挺高兴。

最后,皮高深对他们加到五元钱一天,迟解放则和那些司机一样。这一摊事情基本上也安排好了。

整个过程也比较顺利,没出什么事。停在球场的车,没几天,省里一些单位也都来开走了。给镇上留了二辆,一辆给党委,一辆给行政。当然钱还是要给的,没有优惠。县里也分了几辆。

按说这事可以皆大欢喜地过去了。申光荣挣了十几块钱,皮高深挣了几百块钱,辜书记分到了几万块钱,而付局长则是上千万的钱。对于付局长来说,这些钱不只是用于个人享受了,贿赂上级、稳住同级、收买下级,这下就有了别人所无法比拟的雄厚实力。

但总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出现。那几百辆的车,尽管没有从龙头镇里过,但是从赵村的大河漫水桥过、从县城里过,不引起惊诧和震动么?大的震动没有,小的震动还是有。

首先是西北村。这些车是在西北村的地上过,是在西北村的地上停,还有西北村的人去骑车看车,而且还是皮高深牵的头。当这些车从西北村的田间土路一辆接着一辆驶过,还是有一些村民在驻足观望、议论纷纷,警察过来撵也撵不走。

回到村里,平金刚第一个就不服了:“这么大的事,怎么村里没说起过?”确实是没人跟他说起过。

杜家骏解释了:“这事,辜书记讲过,说是不要扩大影响了。所以,我就没跟大家说。”

彭小宾觉得这事有蹊跷,但是想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说:“以后这种事,还是由村里来安排的好。”

杜家骏说:“唉,辜书记要让皮高深来牵头,我们还有什么法?这样的事,以后还会有。”

经过这一次,村里人才开始对皮高深另眼相待了。皮高深也因此就成了西北村核心圈里的人了。

镇政府里的人,想得就更多了。

经学文得了点好处,没多说。

纪海洋有点看法。他作为龙头沿海开发区的副主任,就这么说一下,心里不是滋味,但嘴上没有任何的表示。

祖云涛想得更多。他觉得,这事情不一般,这不就是走私么?是违纪违规的。他几次想跟辜书记说,这事干不得。再一想,不但辜书记卷进去了,县里的卞书记也卷进去了,省里的部门更是带着头干,事情真的是不一般。自己把这事挑出来,能行么?他想了好几天,想想算了,又想了好几天,憋不住了。特地跑到海边,找了纪海洋,悄悄地说了。

纪海洋长叹一口气,说:“这两年情况有些变了,变得我们看不懂了。文革,我们看不懂。现在,我们又一次看不懂,又一次不适应了。这事啊,先别急,等着慢慢往下看吧,看看再说。拱不动的时候,就不要去硬拱,那样反而伤了自己。有时主动会变成被动,有时被动会变成主动。你看胡耀邦,有些事主动了,结果被动了,辞去职务了。”

祖云涛一听,啊呀,这些年下来,还没觉出纪海洋有这等水平啊。

1987年党内改革家胡耀邦的辞职,在村镇一级,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县委卞书记也明显地不高兴。他再也不愿见那个付局长了。他嫌拿的少了,有点上当的感觉。为了这么点而被套在里面,实在是不舒服。他一直在想的是,万一以后东窗事发,该怎么反击一手,打到别人头上去。别看是一个经济案件,却暗地里埋下了海源官场震动的导火索。

笔者再三声明,本书是小说,不影射某地某时的具体情况,更不是影射高层的情况。尽管在1999年厦门远华公司赖昌星走私大案中涉及的几百个官员中最大的一个——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是笔者母校同一系低两级的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