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长天当哭
37.1只为苍生说人话
随后的几天，李辰常在炕上伏卷长思，拿着纸写了又写。
又过了几天，李辰把写满字的纸拿给小林看，说了一番令小林意想不到的话：
“我想向上级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现在的社会状况到了这种地步，不能不叫人忧虑，不能不叫人深思。先不说，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但乡亲们的生活状况要赶紧改变，不然这样靠着挖野菜度日，还会不断地饿死人。不能这样把国家的前途当儿戏，把群众的生命当儿戏。”
小林大惊：“你疯啦，还没有吃够苦啊？”
“怎么办呢？老百姓困难到这种程度，总得让上面知道吧？”
“你以为上面不知道啊？”
“上面要是知道了，还会这样吗？至少也是知道得不全面，很多人不敢说真话，还有的人故意讲假话，蒙骗上级。我们一定要让上级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赶紧来解决，下拨一些救命粮。我估计，我们这批人能放出来，也是有人去反映了。”
“那非得你去反映啊？要担那么大的风险。”
“这个也不反映，那个也不反映，那谁去反映呢？做一个人，就要有良心和勇气。过几天，咱们不是还要过端午节吗？端午是纪念屈原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不避斧钺、冒死进谏的知识分子，心里只有国家和苍生。咱们过端午，就是要赞扬这种精神，学习这种精神。”
“那是他们的事，你不能关起门来，只看你的书么？”海秀说这话，也不能怪她。她也是怕了。
“难哪，我就是平静不下来啊。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这是哀莫大于心不死。明朝有批反对魏忠贤宦官集团的东林党人，他们有个对联，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就是放不下这个心。经历了这些事，我好像更放不下这个心。回来的那天夜里，蹲在看守所的大门里，看了一晚上的星空。以前从来没这么看过，这一看，使我想了很多。觉得个人太渺小了，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星星，甚至连颗星星也算不上。只有宇宙才是无限的，无以穷尽的。我们应该尽一点自己的力，为这星空增添一点哪怕是微弱的光芒，也算是来到过这世界上。”
看来，在县看守所的那一夜，李辰还是认真地看了天上的星空。
“你学历不高，倒真像个知识分子。真拿你没办法。”
“扪心自问，我实在算不上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在劳改农场的三年，我看到很多被打成右派的人，实际上都是很好的人。他们关心社会、思想敏锐，能看出问题、提出问题。这三年里，我想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他们受到这种遭遇，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的社会所以变成这种不是革命先烈所希望的样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社会上少了这样的一批人。我听他们说过，马克思说的，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是缺少有骨气的人。他们说，在中国最宝贵的也是这样有骨气的人。”
“你想做这样的人啊？我们这个社会还不到说真话的时候。出头的檩子先烂，你有这个思想准备么？”
“为了大家，不能顾小家；为了国家，不能顾自己。整个社会都这个样了，自己的家也好不起来的。”
“你的话讲得是对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支持你。但是，你的话不要讲得那么冲，不要让人家以为又要去冒犯他们，跟他们争什么了。他们是最忌讳这个了。不要意气用事，就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李辰低头想了会，点点头，说：“好。”
“唉……还是我来帮你抄吧。要不，万一上面查下来，一看就是你。”
“那不就要连累你啦。”
“这几年，这些事,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想想都要掉眼泪，渐渐也想通了，只要社会能健康，大家能平安，如果需要我来付出，那就由我来付出吧。”海秀很平静地说着。
李辰很感激也很敬佩地看着他的妻子。
破旧的茅屋里，暗淡的灯光下，一对年青人，静静地写着，轻轻地商议着，以他们的一腔热血，向党和政府倾诉着肺腑之言。
李辰并不知道台湾作家柏阳说过的那句话：“不向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他们俩，看来还是同一类型的人，傲骨凌风，可敬亦可叹。
不要以为李辰只是个乡村教师，还是个农业人口，按说只是个农民，就以为他写的那些东西不会有什么水平，是不是值得一看还是个问题。要知道，在广大的农村、在广大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有着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们中间照样有走在我们前面、足以令我们仰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先锋、社会精英。陕西户县城关镇北街大队会计、才小学文化的杨伟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位了不起的农民思想家。
1962年5月，杨伟名在困难时期的严峻局面下，忧国忧民，追寻真理，抛开个人安危，向党直言，写下了《当前形势怀感》，与大队支书、大队长共同署名，上报给各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文章分析透彻，判断准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放在今天都能令人发聋振聩。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初期的社会主义”；2，要扩大和发展“非计划经济”；3，在地权仍属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这与我们今天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政策何其相近。这种远见卓识，除了惊叹，还能叫人说什么。
但是，那年的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词批判了杨伟名的建议。
1968年5月5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伟名夫妇实在承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轮番的毒打、凌辱，双双服毒自尽。
1979年，杨伟名得以平反。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对中国的问题，杨伟名早认识了二十年。在那时的中国，早认识二十年，竟反而成了个人的悲剧，成了我们社会没齿的悲哀。
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包括《当前形势怀感》在内的杨伟名数篇文稿收集出版。书名《一叶知秋》，既是取之于杨伟名自己在文中写的：“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也是毛泽东当年批判杨伟名时所讲的一句话：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
李辰的境遇这时比杨伟名要好多了，他的人民来信竟然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又逢那时有一阵提倡调查研究之风，省委还专门派来一位处长了海源进行调研。当然杨伟名的建议，在毛泽东表态之前，当时也得到了当地省、地、县委一些领导干部的称赞，中共中央西北局甚至要调杨伟名去他们的政策研究室工作。其后的变化，本书就不多叙述了。
李辰的幸运也没能延续多久。
六年后，在文革中，出于对黑白颠倒、群魔乱舞的愤慨，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李辰再次奋笔疾书。那次，李辰和他的一家却遭到了灭顶之灾。他的妻子林海秀被押上刑场，死于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暴政。临刑前竟还被铁针缝嘴，活活地切腹挖肾，成了一名张志新式的烈士。这些将在第三卷中讲述。
37.2上级调研
九月的一天。
一辆吉普卷着尘土，进了龙头镇。
龙头镇那时还很少有吉普车来，这说明至少是县里的领导来了。街上的社员都停下来交头接耳、驻足观望。
果然，吉普车停在了公社大院里。因为县里提前来了电话，公社领导早已等在门口，见车进了院子，很快就围了上来。县委办公室的曾秘书领着一位五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下了车。
曾秘书介绍说：“宗书记，纪社长，这位是省委的但处长，专门到你们公社来调查研究。”
两位社领导又是点头又是握手，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欢迎，欢迎！”
宗书记说：“还用但处长这么大老远亲自跑过来么，太辛苦了。我们到县招待所来向您汇报就是了。”
但处长相当地老成，点了下头，说：“进屋谈吧，就请你们两位进来。”
纪、宗两位点头，神情有点紧张。
宗书记对身边的其他人说：“你们就去干别的事吧。”
但处长就是十年前的海源县教育局长，由于对当时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三反运动这些有看法，不想参与一些具体事务，自己想办法调到省里去了。这次回海源调研，他没提以前的那些事，宗书记，纪社长也没想起来。
进屋坐下后，但处长很认真地说：“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你们公社，群众的粮食情况怎么样？紧缺到什么程度？”
纪、宗两人对视。
宗书记一脸坦然地说：“挺正常的，没什么紧缺。”
“真的么？”
“是的，是的。”纪社长也帮着说。
但处长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你们下面的群众有反映啊。”
宗书记瞪着眼，答不上来。
但处长看了他俩一眼，“还不信？你们自己看吧。”
纪社长接过纸，看后皱眉沉思。
宗书记拿了过来，看后把纸上下掂了下，说：“他也没说是龙头的，怎么就说是我们公社的呢？”
但处长说：“邮戳是龙头的，我看里面讲的事，也是你们龙头的。”
宗书记很坚决地说：“我们龙头公社没有这种情况。这封信，完全是在诬蔑，一派胡言乱语，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但处长，您放心，我保证三天之内就破获这起反革命案件。”
但处长摇摇手，“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群众能向我们反映个意见，是不容易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调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一有不同意见，就听不下去，就往死里打。现在，农民的口粮确实有困难，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饥荒。不只是你们公社，全省、全国也都有这个情况，有的地方还很严重。就是没有这封信，我们也想过来作些调研，看看农村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
纪社长问：“还要上村里看看？”
但处长说：“不但上村里，还要进农民家里。”
纪、宗两人又对视一下。
宗书记对但处长讪笑了下，说：“但处长，我出去下就回来。”说完抽身就走。
纪社长说：“但处长，我先向您汇报公社的基本情况，等下午再去村里吧。”
但处长说：“不了，你们也不用去提前安排，我自己随便走走。”便起身往外。
正好宗书记从屋外走进来，“但处长，这就要去啊？”
但处长说：“是啊，我自己走走就行了，你们有事就忙吧，不一定都去了。”
纪社长忙接上去说：“好，那由宗书记陪您去吧，我就不去了。”
宗书记端上一杯茶，说：“好。但处长，请坐，您先喝口水。这是我们海源北山自产的茶叶，您没喝过吧？尝尝，不比那些龙井、铁观音差。是吧？”
但处长摇着头，无奈地坐下，吹着，小心地喝着那刚泡的滚烫的茶水。
半小时后，宗书记陪着但处长在民主村的胡同里走着。
但处长问：“怎么这么多人家的院子没有门？是大炼钢铁时拆了烧了吧？到现在还都没安上啊？”
宗书记尴尬地笑着说：“我们这儿治安秩序很好，连小偷小摸也没有。有个门，还得开门关门的，大家反而嫌麻烦，所以不安了。只有咱们又做到了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才能做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
但处长也苦笑一下，“你这个解释，倒也挺有意思。秦始皇是靠‘谁拾东西就砍谁的手，谁家关门就砍谁的头’，便于官兵随时搜捕，那咱们是靠什么做到的呢？”
“嚯嚯，嚯嚯，”宗发奋更尴尬了，连苦笑也笑不出了，实在无言以对，就只好“实话实说”：“咱们恐怕就是无遗可拾、无门可关了。”
远远地有人在胡同里跑来跑去。
但处长问：“他们在干什么？”
“可能是要分粮食了吧，大家高兴得跑来跑去。”
走了一段路，但处长说：“我们进一户人家看看吧？”
宗书记指着前面平金刚家，说：“好，好，就去前面这一家吧？这家是个生产队长，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处长也没有什么异议，“好吧，进去看看。”
宗书记刚才在大院里已经派经学文去通知平金刚了。经学文带了两斤面粉，在平金刚家说得很明确，“省里有个大领导一会儿就要来你家，中午你们就烙油饼吃。领导问什么，只许说好话，不许说坏话。平常有什么意见，咱们内部解决。宗书记说了，你是公社党委提拔的生产队长，今后很有发展前途。今天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看你的表现了，不要辜负了宗书记对你的期望。”
平金刚哪有不听从之理，就冲着这两斤面粉也值啊。
但处长踏进平家院子的时候，平金刚正在锅台前忙活，烙饼的香味已经飘散出来了。
宗书记笑着说：“金刚啊，省里的领导来看望你啦。”
平金刚头一次见到省里的领导，搓着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咧着嘴，干干地说着：“欢迎，欢迎。”
但处长闻到香味还挺高兴，“好香啊，在做什么吃呢？”
“烙饼。”平金刚答道。
“什么好日子，吃这么好啊？”
“我们天天都吃得这么好，共产党领导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不会吧？今年你们分了多少麦子？”但处长问。
“很多，很多。”平金刚想了下，为了说得更像一点，又胡诌了一句，“一百多斤吧。”
但处长很有疑惑，便问：“一百多斤？你们队今年一共收了多少麦子？”
平金刚答不上来了，吭吭哧哧地说：“记不住了。乡下人，脑子不好使。”
但处长颇不高兴：“你这个生产队长，连队里打了多少麦子都不知道，怎么当的这个队长？”
宗书记瞪了平金刚一眼，也没法了，就转过来对但处长说：“具体数字，我回去问办公室一下。生活好，那是确实的。没有粮，哪舍得随便烙饼吃呢？”
但处长点点头，就出了平金刚家。
穿过胡同口，宗书记说：“不早了，咱们回公社吃午饭吧，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处长说：“不忙。”指着旁边的一户人家，“再进这家去看看吧。”
没等宗书记拦住，但处长已经跨进了院子。
37.3天地动容
这是老王头的家。
这时就老王头老俩口在家。
宗书记进来对老王头说：“王大伯啊，这是省里来的领导，来看看你们在人民公社以后，这几年生活提高了多少？”
老王头从没有听过这位宗书记喊他过大伯，心里一愣，此事不寻常，要认真对待，又一听是来了解生活情况，不是反右倾、反右派这些政治问题，稍稍放下了一些心，就回答说：“各位领导好，这些年，粮食是收得少了些，口粮有点紧。”
宗书记马上脸有不悦，轻轻地“呣”了一声，想提醒老王头注意。
但处长问：“今年你们分了多少麦子？”
“还没分呢。”
宗书记忙解释说：“那天分粮，王大伯没在家。”
但处长又问：“那你们现在吃什么？”
“还有去年的地瓜干、地瓜蔓，还能去海边拾一些蛤蜊什么，凑合吧。”
宗书记猛地想起了什么，说：“对，对，我们海源有很多有利条件。靠着海边，有不少海货。中午你就能尝到鲅鱼饺了。咱海源是个好地方啊，北面有山，南面有海，山珍海味样样有。但处长，您就常来吧。”
宗书记随后往前一伸手，想把但处长引出去。
但处长却看见在炕上的王大妈紧捂着一个口袋，便问：“大娘，你这里面藏的是什么呀？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王大妈捂得更紧了。宗书记以为是还藏着什么好东西，上去就把袋拖了出来，递给但处长，“我说么，肯定还有好东西，不至于就吃地瓜叶吧？”
但处长打开口袋，手往里一伸，一看，愣了，脸色都变了。
宗书记拿过来一看，也愣在那儿了。
那是一把鸡屎！
一把晒干了的鸡屎啊！
足足有几分钟的沉默不语，连空气都静止了。
但处长浑身都感到了震颤，问：“你就是吃这个么？”
王大妈点点头，老泪顺着皱纹默默地流下。
宗书记都急了，提高了嗓门，追着问：“不可能，这不可能！早就没有粮食喂鸡了，哪来的鸡屎？”
王大妈说：“去年。去年，我就看着不行了，要来饥荒了，就做了些准备。我看鸡屎里还有些碎的玉米碴，实在舍不得丢，就扫了起来，用水冲冲，晒干了放着。没想到真的用上了。”
老王头也呜咽着说：“她吃这些，都不让儿子和媳妇知道。吃地瓜叶，她都不舍得，就说吃过了，自己饿着肚子偷偷地吃这些。”
宗书记无语。
王大妈流着泪。
但处长的眼睛也湿润了，对老王头说：“请你对上级党组织说句实话，今年你们分了多少粮？”
老王头看了看宗书记，宗书记赶紧朝老王头挤眼睛。
老王头又问但处长：“真的是说实话吗？”
但处长说：“是的，党希望你说实话。我以省委的名义保证你的安全，不受打击报复。”
老王头说：“实际情况就是，从解散食堂以后，就没分过一斤粮。领导啊，我们都撑不住啦，快来救救我们吧。”说着就跪了下来，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王大妈也跪在炕上，哭出了声。
但处长扶着老王头，也流着泪，说：“革命胜利了这么多年，还叫你们过这种日子，是我们做得不对啊，是我们辜负了你们老百姓啊。”
宗书记也丧气地低下了头。
本书插一个比老大娘吃鸡屎更加震颤人心的情节。在任彦芳先生所写的《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实例：“这年（指1958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了禹（虞）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得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腌）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得）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待不住了，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腌）女孩肉的小缸！……”（请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这篇文章中的省和地区是指河南省商丘地区。也就是这个商丘地区，1958年还放了个笔者迄今为止所知的全国最高的粮食高产卫星：该地区观堂公社吴楼管理区，甘薯亩产高达183632.6斤。尊敬的读者，不要以为是笔者点错了小数点。让我再重新输入一遍：亩产183632.6斤！千真万确！（资料来自：《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多么悲哀，多么悲哀啊！河南是受大饥荒冲击最早的地方之一，1958年底，就陷入了困境。在大放高产卫星仅仅几个月之后，这同一个地方，竟然沦落到人吃人的地步！
长天当哭——
长天当哭啊！
1962年刘少奇对毛泽东所讲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事，绝不仅仅是指这一个事例。
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中，有大量翔实具体的记载。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读者，可以看看杨显慧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那里也有很悲惨的描述。没有经历过那场大饥荒的读者，尤其是对那场大饥荒不了解的读者，应该去读一下。那种惨状，真能叫天地动容，人鬼共泣。
但处长回到公社的办公室，拍着桌子。
“群众都困难到这种程度了，都没有活路了，你们还在那儿隐瞒，还在唱喜歌，还在说形势大好，于心何忍啊？于心何忍啊！说农民在隐瞒产量，明明是你们在隐瞒灾情。是人民把你们抬到了领导的位置，但是面对人民的疾苦，你们怎么能就这样无动于衷、毫无感情呢？！”
“同志们哪，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吧？我们这样搞，还是在为共产主义奋斗吗？！早晨我来的时候，在你们西门外的山下，看到了一群烈士墓，好像有几百座吧？那些躺在地下的先烈们，看到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能躺得住吗？他们撇家舍业，拼死拼活，牺牲了性命，不是为了让老大娘吃鸡屎啊！这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啊！
我们对不住养育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我们没脸去见那些为革命而牺牲了的烈士们啊！”
但处长越说越激动，偌大的年纪，泪水在眼眶里转。
“跟你们说吧，四十年代我也在海源解放区。那时候战斗那么激烈，鬼子扫荡，国民党进攻，还乡团反扑，反复拉锯，反复拼杀。老百姓跟我们钻山沟、避战乱，还要支援前线。条件那么艰苦，真的是宿无屋、餐无粮，有了这顿没下顿。乡亲们跟着我们闹革命，拼死拼活，毫无怨言。就是这样，只有流血牺牲的，只有被敌人杀的，没有饿死人的呀！更没有吃鸡屎的呀！
想想吧，想想吧！
他们会想到今天的境况吗？老天爷要是知道了，也会掉眼泪的呀……”
但处长真的流下了泪，哽咽着，好不容易才喘上气，脸色都发白了。
“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你们居然还好意思吃什么鲅鱼饺子，还有这个脸去吃吗？还吃得下去吗？社会主义，都被你们糟蹋成什么样子啦？！”
“你们还好意思讲建设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棍么！我劝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说明：这一段是借用了杨献珍在1959年6月12日讲的话。请见《杨献珍文集》，杨献珍，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书中有些人物的讲话也有借用了别人的话，就不再一一指出）
但处长气得都吼了起来，又猛得拍着桌子，手掌都发白了：“今天中午、晚上，你们都喝稀饭，这两顿的粮食都分给社员群众。”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纪社长、宗书记低着头，一个屁也不敢放。
但处长气得午饭也没吃，坐上吉普车，卷着尘土，飞扬而去。
宗书记望着吉普车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之后，铁着脸，狠狠地说：“他妈的，哪个王八蛋写的信，一定要查出来。我看在龙头镇，也就是李辰那小子。还有那个老王头，也是不识好歹，坏了我们的事。”
纪社长说：“让上面知道也好啊，赶紧想点办法，调点救济粮来。这样也能减轻我们的工作压力，不然，还真不好办。”
宗书记说：“你就不怕打右倾啊？只有不敢吹而被打成右倾的，还没有哪个因为瞎吹而受到批评的。这个道理，以后也会是这样。”
纪社长说：“群众的命运，还是比我们个人的前途重要得多啊。”
宗书记说：“老纪啊，讲穿了吧，群众算什么？管我们的是上级领导。群众不但管不到我们，还是被我们管的，去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别看今天这个样，你老是不跟我说到一个点子上。我最后还是要劝你一句。在中国，右在某些情况下，或许会被容忍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跌入万丈深渊。左，哪怕是左过了头，却永远是张通行证。对于我们，右，就会失去权力；左，哪怕是再怎么左，靠了它，才能永远保住权力。你不信？”
“实事求是，替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能算是右吧？”纪社长的辩解，即使在这时也是很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