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调整时期
为了克服左倾路线造成的种种困难，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做出了巨大努力。历史又走进了叫做“调整时期”的一个阶段，即搁置某些极端过火的主张，采取一些相对温和务实的做法。
39.1三干会
1962年的春天。从严冬中走过来，有点微微的暖气。
寒气仍在，望海山北坡石头下的冰碴还没完全融化。但南坡的青草已经顽强地伸出地面，展露它的新绿，有的树枝也已萌发出叶芽。这又一个的春天，能给人们带来多少新的希望呢？
这年年初，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通常讲的七千人大会，深入总结近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当然，七千人大会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党内高层在大饥荒的起因、程度、责任的认识上分歧已初见端倪，就不在这儿详述了。大会之后，各地层层贯彻落实，还是以总结教训、改进工作为主。龙头公社在县三级干部会（县、公社、大队）之后，也召开了本公社的三级干部会（公社、大队、生产队）。
会议安排在东门外的中学里举行。中学还特地放了一天假，好腾出地方。参加会议的，不但有各级全体在职干部，还请来了在1959年反右倾中下台的干部和一部分贫下中农代表。
纪社长在做大会发言：“……我们是糊里糊涂地过了几年，做了些错事，造成了严重后果。地也减产了，人也瘦了，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在龙头镇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作为公社的主要领导，要承担主要责任。在这儿，我向在座的各位基层干部，向全社的社员群众，表示真诚的歉意。”
“对，对，纪社长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当然，我也有我的责任。你们，你们大队干部、小队干部都有你们自己的责任。回去都好好想想。”宗发奋忙不迭地插上一段话。
纪社长接着说：“在龙头公社，首先是我来承担责任。”他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心里还有什么憋气，都可以说出来。尤其是要找出经验教训，到底是些什么原因，使我们弄成这个样。来告戒自己，以后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我先讲几点，开个头，下午各大队可以分组讨论。造成近两年来严重的经济困难，既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我们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只想更多更快地追求经济建设成就，步子太大了、太快了，因此走得就不稳。没走稳又想跑，结果反而摔了跟头。概括地讲，就是出现的这些问题，不能都怪天老爷，不能都怪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有，但不是主要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我们的工作责任。这才是主要的……”
那时习惯用三七开来说明事情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对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也是用这三七开来表述。不过，这三七开的具体内容却是前后变了好几变，而且这颠来倒去的改变最终导致了中国当代史上惊天动地的事变。咋回事呢？且听本书在后面的章节里慢慢道来。
这时，各村的干部们坐在下面，联系着这两年的挫折，脸色是沉重的，听着纪社长的话频频点头，心里想着，是啊，是得拿出时间好好想一下了。
当然，纪社长讲的这些，也并不算深刻。五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正在理性发展的社会主义进程，被非理性地粗暴打乱。有观点认为，1958、1959年的大跃进、公社化是决策者潜在的农民意识的产物。笔者认为，应该说是恰恰相反。正是左倾思潮把彻底否定私有产权、彻底否定个人利益的极端平均主义做法强加到广大农民头上，彻底打掉了所谓的“农民意识”，严重压抑、甚至彻底摧毁了中国农民勤劳致富的本性，才使得所有正常的、理性的意识都荡然无存，最终导致虚幻的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本来含义的“共产主义蓝图”惨烈破灭。即使真的是退一万步，退到被认为是落后至极的“农民意识”，哪怕保留一点点的小生产，哪怕保留一点点的小私有，也不至于弄出大饥荒的悲惨结局。梦想创造人间天堂、梦想出现中国奇迹，梦想在自己的领导下变出个盛世强国，不管这些是美好愿望，还是个人狂妄，但结果却都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跌入深坑。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第一是自由人，第二是联合体，没有否认私有产权，没有否认个人自由，没有说非要把所有人都当作螺丝钉、零部件拼凑在如考茨基所说的“简单而呆板的机器”里。被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二号修正主义头目的左翼思想家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一书中说：“最谬误的莫过于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部简单而呆板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它的轮盘联动装置就只能按同一方式不断运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有好几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形式，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工人报酬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完全有可能有多样性的。”
这儿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多样化和多元性。这些话，好像就是在回答说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虽然纪社长的讲话仍然不够深刻（我们不能要求纪社长能完全按照马克思的原著来讲），但宗书记对纪社长的这些话很是不悦。他的不悦，不是因为纪社长讲的不深刻，而是他宗发奋有着更深远的、旁人无从探测的想法。他在等待着发言的机会，但不是在今天。没过几个月，他就等来了机会。
下午，纪社长来到民主村这一组参加讨论。
民主村的小组讨论，放在自己的大队部，就在西北场院的北侧，是在高级社时盖的。五间房，东侧是两个里间，分别是大队长和会计的办公室，西侧和中间的堂屋是打通的，一大间。讨论会在大间，虽是龙头公社第一次三干会，大家也是席地而坐，没有任何的讲究。
纪社长站在中间，说：“讨论之前，我先宣布一件事。过去几年，我们做的一些事，不但使乡亲们受了苦，也伤害了一些好同志。根据上面的精神，我们公社对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们表示道歉，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律平反撤消。
你们民主村的老村长于继承，是个好同志。不但在大跃进左倾狂热的时候，态度是科学的、冷静的、正确的，而且在撤消职务之后，也能够正确对待，经得起党组织的考验，对工作任劳任怨，特别是为民主村的乡亲们留下了六千斤的救命粮，做了件大好事。这样的事，我也不敢做。但是老村长却敢于担风险担责任。
现在我代表公社党委宣布，于继承同志重新担任民主村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杜家骏同志任副大队长、副书记。”
屋子里响起了一片掌声。
老村长在掌声中站了起来，说：
“我今年五十七了。按城里人的说法，快到退休年龄了。但我还是接受公社党委的安排。因为我觉得前两年做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不能这样瞎折腾下去了。逼着人讲假话，到老百姓家里去抢粮，那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以前什么事情都说是国民党、国民党，只要有什么事都往国民党身上推。大跃进，饿死人，肯定跟国民党没什么关系，也可以肯定这不应该是共产党的做法。都饿死人了，想想这是什么滋味啊！这话叫我们怎么讲啊！这不是一点半点的差错啊，叫我们怎么去对革命烈士讲啊！钉在墙上的姜雪花，如果还能睁开眼，我们怎么跟她说啊！打鬼子、打国民党，那么艰难困苦，也没有饿死人的啊！”
于村长越讲越激动，眼睛都红了，气喘得都讲不下去。他停了下，擦了擦眼，才接着讲下去，“我觉得，我们龙头镇应该立两个石碑。一个，纪念1949年的解放，纪念为解放而牺牲了的烈士。还应该再建一个，纪念1960年的灾难，纪念在这场灾难中死去的人们。让子孙后代都不要忘了这场灾难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灾难。如果我们记不住这一点，那么，十几年前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记不住这一点，那么，十几年以后我们还会死更多的人。不信，你们就等着看。
我作为一个党员，作为民主村的一个社员，不能眼看我们的事业再有偏离，我们的家园再受损伤。现在党中央已经采取了措施，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我们有了新的希望。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让我们民主村的乡亲们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会场上又是一片掌声。
晚上，在中学的操场上，由请来的县吕剧团演出了传统折子戏“海瑞上疏”。
这个海瑞戏，还真不一般。海瑞是一位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明朝官员。当时演这种戏是想鼓励人们在左倾风潮余波尚存时敢于讲真话，能对大跃进的一些不当举措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尽快地扭转被动局面、走上正轨。别看是小小的一出海瑞戏，当时高层是有所考虑和安排的，甚至叫吴晗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接受任务，这儿就不说了。但这事，后来也是出尔反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四年后，吴晗写的另一部海瑞戏“海瑞罢官”倒了霉，出人意料地成了文革爆发的导火索。
乡亲们哪知道这些，只知道好几年没看戏了，热情都高得不得了。不但三干会的代表们都来观看，连周围十几个村的老乡们也拖家带口地过来。诺大的操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爬上了房顶、爬上了树枝。在平地上站的更是人贴着人，即使是春天的夜晚里，也是满头大汗。虽是掂着脚，也看不见演员的身影，看到的只是人的后背和脑勺、甚或是骑在大人肩膀上孩童裂开的光腚，再能看到的就是挂在横竿上的灯光，听着衣衣呀呀久别了的声音，粗糙的颜脸上高兴地笑了。
龙头的乡亲们已经四年多没听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戏了。这样的日子似乎跟神仙沾点边了。
类似这样的三干会、四干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气氛之宽松为历年所少见，一时被称之为“神仙会”。所以，这儿也把乡亲们的感受套上“神仙”二字了。
39.2有了点热气
1962年的春耕，在困难中带着点希望的春耕。
讲困难，是因为过去几年狂热运动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畜力、地力等各方面的损害还远远没有恢复，尤其是对精神层面的伤害更压抑着人们的心情。希望是，一系列农村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把生产关系调整回“以生产队为基础”，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甄别，使人们感到前几年过火的做法正在纠正，社会主义的航船正在驶回正常的航道。
平金刚找了个晚上把生产队的几个主要成员，请到了自己家里商量队里的事情。
平金刚的妻子小庄，是个贤惠的人，个儿不高，话也不多，拿着大碗小碗，一趟趟地从灶上往屋里递茶水，一面说着：“真不好意思，家里也没有个茶杯，就端着碗喝吧，可别笑话。”
包金贵说：“看你说的，平嫂。谁笑话谁呀？我家里连这几个碗都拿不出来。”
一会儿赵玫进了院里，平嫂忙招呼：“赵姐来了。”
赵玫笑着说：“我来，你就别忙活啦，招呼那些爷们吧。“
平嫂牵着赵玫的手，把她拉进了堂屋。
赵玫问：“你家小宝呢？”
“正在西屋炕上睡呢。”
“我看看。”
赵玫随平嫂进了西间的里屋。平金刚的孩子三个月大，正捂在炕上的被窝里睡着呢。这大小正好和赵玫失去的孩子一般大。赵玫看着一阵悲凉涌上心，脸色泛白，眼眶湿润，伸手抚摸着手腕上的银镯子。平嫂一见，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忙把她往东间领去。
好在门外又传来了大大咧咧的声音，“平金刚呵，你这新房，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车素花来了。
平金刚迎到门口，“啊呀，素花姐呀，你来啦。我这破地方，都没敢请你来。”虽然老经已经回来了，可大家还是称呼素花姐，没有恢复以前的“经老太”的称呼。
“你不请，我也来啦。”车素花爽朗地说着。
平金刚说：“啊呀，我家这样寒碜，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本来还有条新被面，1959年也都拿去搞机械化了。本来不好意思请大家来，就是实在没别的地方了，眼下季节不等人，所以请大家委屈点，来这儿商量商量队里的事情。”
长贵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说：“好啊。这回队上的事，队里自己说了算了，真要好好地商量。我正好向大家学习学习种地的事。”
平金刚说：“我先跟大家说个想法。当时公社把于村长、王大伯从村长、队长位置拿下来，做得是不对的。现在老村长又当上了大队长。我觉得王大伯也应该重新担任队长，无论讲人品还是种庄稼，王大伯都是好样的，我都比不上，差远了。我真心诚意地请王大伯重新出山当队长。我会尽力为王大伯出力、跑腿、当助手。”
车素花说：“也好，也好。”
老王头摆摆手，说：“我说句实话。谢谢大家的好意，我是不会再干了。这几年已经伤了我的心，我现在身体也不行了，精神头也跟不上了。这两年，平金刚干得还真不错。金刚，你就继续干吧。需要我出主意、想办法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需要我提醒的地方，我一定会提个醒。就这样，大家说可以吧。”
皮安已说：“也行，也行。平金刚年轻力壮，就多干点。老王头就多出点主意。”
平金刚看着杜家骏。
杜家骏说：“不用看我。队里的事情，你们队里自己做主。”
车素花说：“那平金刚你就干着吧，让老王头歇歇。”
平金刚很谦虚地一笑，说：“这样的话，王大伯实在不愿意，我也就不勉强了，那我还干着。我想，队长这活就是为大家出力、跑腿，为大家服务。眼看春耕要开始了，今年的生产由各个生产队自己安排，前几年都是大队、公社搞大忽窿。今年咱自己做主了，看看怎么搞更好？”
老王头叹了口气，说：“可惜迟得法不在了，他可是把好手呀。”
杜家骏说：“不提这些伤心事了，看看现在怎么搞吧。”
皮安已说：“我看可以少种点高粱、糜子。”
老王头说：“对，这几年玉米有了好品种，可以多种些玉米，少种高粱，糜子可以不要种了。”
车素花说：“还可以种点绿豆，卖几个钱分分。”
赵玫说：“冬天地里闲着，可以种点秋豌豆。磨成豌豆面，大家都喜欢喝。我有好些年没有喝到了。”
平金刚说：“对！到底是人多，想的主意也多。”
老王头说：“靠西门口的地，土比较肥，可以种点蔬菜，萝卜、黄瓜。秋天种点白菜。”
包金贵说：“好主意，还可以种些南方的菜。西红柿，芹菜什么的。”
平进刚说：“这些我们这儿很少种，能行吗？”
包金贵说：“先少种点，试试看。种好了，能挣不少钱。”
老王头说：“地里要施肥吧，这几年搞什么深翻，把生土翻了上来，把庄稼都毁了。”
平金刚说：“肥从哪儿来？”
老王头说：“各家打炕。把炕拆了，敲碎了，挑到地里。”
皮安己说：“深翻还是要的，但不是那个搞法，一尺的深度最合适。”
赵玫说：“我还有个建议。北门外，望海山边上，可以开些荒，种土豆。”
皮安己说：“对了！我要问一下，我自己开的地怎么说呢？”
杜家骏说：“大队决定了，不能自己开，要归生产队。”
皮安己丧气地说：“那我白开了？”
平金刚说：“队上给你折合一些工分吧。”
车素花说：“杜队长……”
杜家骏忙说：“别队长、队长的，你还是喊小杜吧。”
车素花说：“好。不讲究这些称呼了。我建议大队在矛山半坡上种一些苹果树，几年以后就会有大收获了。”
杜家骏拍了一下大腿，说：“好主意！参加自己生产队的会，真是有收获，我要跟于村长讲，各生产队春耕都要开好这样的会。集思广益，这样就能想出很多好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今年这一年，我想会大有希望。
39.3从头再来
开完会的第二天，老王头就起了个大早。
“今天怎么起这么早？”王大妈惊讶地问。
“打炕，打炕。”老王头说。
“睡得好好的，打什么炕啊？”
“给地里积肥。”
“几年没打了，怎么想起来了？”
“就是几年没打，今年才打呢。今年由生产队做主，大家劲头又起来了。我提了个建议，打炕积肥。”
“是个好主意，那也不用这么早呀。”
“哎，你不知道这里面的事，起来再说吧。”
王大妈起床下炕，卷铺盖。老王头就拿了锄头进来，敲了起来。以前北方的炕是用黄泥垒的，经过烧锅做饭，有烟火穿过，几年下来会积攒不少烟灰，钾和磷含量很高。把垒炕的泥坯敲下来，捣碎再推到地里，是很好的肥料。家里再重新垒个新的泥坯炕。
王山过来，把泥坯用扁担挑到院门外。
平金刚听到动静，过来一看，忙说：“王大伯，这么早就干上了。真是老同志，觉悟高！我去喊咱八队的社员们，大家一起搞。”
其实，老王头这么早起来打炕，是有他自己想法的。因为在他的炕里有个秘密，老王头在炕里一角留了个夹层，1960年搜粮队没搜走的那袋小米，就藏在这个角落里，不打烂炕是发现不了的。当年土改时，有的地主也用这个办法掩藏财物。但那时，对不老实的地主家，连墙都拆了，房也扒了，人也抓走了，用这法不管用。但搜粮队跟斗地主毕竟不同，所以老王头的小米留下来了。但愿老王头和所有的中国农民，永远、永远不要再用上这个办法。（插一句，面对现在的“强拆”，这个办法也没用了。一百年以后的读者，不知道能不能看懂这个词。）
西门外，过了以前白果树的那一大片，八队的各户都在往这儿推泥坯。不但男劳力在推，几个妇女也在推。赵玫、丁妹身体壮实些，自不当说，连车素花、小林也推着小车过来了。
赵玫正空着车往回走，见着车素花歪歪扭扭地推着满满一车过来，忙停下来拦住，“素花姐，你这个年纪，可要小心别扭了腰，还是我来吧。”
车素花说：“咳，你一个人家里家外够你忙了，不能再麻烦你了。”
赵玫说：“这点活对我不算什么，快把车给我推吧。”
说着赵玫就拿起了盘绳，控住了车把，让车素花闪在了一边。
“老经怎么不出来帮你一把？”
“别提了，我从不指望他，就当他没回来。”
“素花姐，你就在这歇歇，帮我看一下车，我推过去就回来。”赵玫说着就往西门外去了。
丁妹也推着空车回来了，看见小林挺吃力地过来，连忙放下车，跳着跑过去。“啊呀，这可不行，你都已经二个月了，还干这重活，不行啊。”
车素花在旁边听见了，问道：“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可不行，小林，快放下。”
小林停下车，喘了口气，说：“我想不要紧吧。”
车素花说：“要紧就来不及了。快坐下，让丁妹帮你推过去。”
王山，有力气，从另一条田间小道往回走，虽然坑凹不平，却可以抄近路。前面有个妇女肩上前后背着几个包袱，手上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看上去走得很累。
“是谁呀？”王山想。走近一看，原来是连二嫂。
自从连二娃1959年冬天修水渠开石头时被炸死后，连二嫂日子过得很艰难。别人家有男劳力的都过不下去，她一个孤儿寡母，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
王山这儿看连二嫂，穿着上下都是打补丁的灰白的衣服，洗得挺干净，尽管也只三十刚出头，脸上明显的疲惫和憔悴，一步步艰难地走着。
王山在背后问上了：“是连二嫂吧？走亲戚去啦？”
连二嫂回头，浅浅地笑了一下，说：“是王大哥啊。我回了一趟娘家，带了点杂粮回来。”
连二嫂家里没有劳力，这些年靠回娘家补贴点。她娘家是臧各庄，离龙头十来里。娘家哥嫂待她不错，知道她日子艰难，虽然谁也不宽裕，可还是叫她一年回来二、三趟，拿点什么回去，从地瓜蔓、麸皮到孩子穿小了的旧衣服。连二嫂就是靠这些苦撑下来的。
王山对连二嫂也很同情，尽管以前跟连家没什么往来。他忙说：“把包袱放到我车上吧，看你背得很累。”
连二嫂看了王山一眼，心里挺感激的，但嘴上推辞说：“你们干活这么辛苦，哪能再叫你添累。”
“我这也是空车，顺路。放上来吧，不嫌脏就让孩子也坐上来吧。”
孩子看着王山，又望自己的妈妈，轻声地说：“娘，我走累了。”
连二嫂叹息了一声。
王山把孩子抱进了车篓子里，包袱放在了另一侧，推着就往前走了。连二嫂在后面跟着。他们是不是还在说着什么，还是没说什么，我们就听不清了。
这很平常的一幕，叫还习惯于坐在没有了白果树的白果树桩边的那几位民主村的妇女看见了。她们几个的婚姻家庭有着各自的伤痛。小林虽然是新婚，却没有新婚的喜悦，更多的是精神和生活的压力，她的话已经不多了。赵玫看见了，当然会从连二娃想到去了台湾的连四娃，再想到自己的丈夫董平章，也没有说话。丁妹不大理会外面的事，一直低着头，尤其是对自己的大伯子，更不会插话。
只有车素花开口说了：“我看他们走到一起就可以。”
“你又瞎掰了，人家王山还是大小伙子呢。”赵玫说。
“哎，你没看见皮安己闹退婚那个动静多大，对王山影响挺大的。”车素花解释说。
赵玫推了推丁妹，说：“你说，他俩能连得上吗？”
丁妹把头低得更低了，“这事，叫我咋说呢。”
车素花大大咧咧地说：“这事，你不用说，我去找你娘说。”
为这事，车素花还真去找了王大妈。
八队的春耕开始了。
太阳升起不多久，平金刚和包金贵扛着两架前两天已经擦亮了的犁，往西门外去。
别的事情才开始有变化，西门口电线杆上的喇叭到是先响了。那调门可没受饥荒的影响，跟以前一样地响：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 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这激越的歌声，没引起他俩的多少兴趣。挡不挡的，没人管，有谁还来挡过你办人民公社？还是自己没走好摔了跤。写这歌的李劫夫，文革时挺起劲，因为靠上了林彪，文革后受了牵连。大概是因为这几首歌还要唱，后来就宽大处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这些歌也都还可以唱。本世纪初，左倾大将薄熙来主政重庆时，大唱红歌，这首歌又成为主打歌曲之一。但是人们再唱起来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平金刚和包金贵当然管不了那么多，径直往他们队的地走去。地块已经由大队重新分配和丈量过，基本上和公社化之前的合作社时大体一致，略有调整。
八队的社员们也陆续来到了自己队的地块。
老王头叹了口气，说：“地是合作社的地，犁也是合作社的犁，可就是没有了牛。”
平金刚说：“那我们就重新开始新的征程吧。”
皮安己说：“没有了牛，谁来拉犁呢？”
平金刚说：“那当然是我了。”说着就拿起了纤绳，走到了犁的前面，又对皮安己说：“你来把犁吧。”
包金贵说：“那副犁，就我来拉吧。”
老王头扶着犁，说：“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两年身子骨又不行，还是叫王山拉吧。”
平金刚说：“这犁一个人拉不动，多几个人吧。长贵，你们几个小年青过来拉绳。”
一个犁前面有二、三个人拉。犁启动了，土地又翻起了一道道沟壑。车素花、王大妈跟在后面撒种。赵玫、丁妹她们就到大河边挑水。
太阳在冉冉升起，河边的树枝发出了新绿。春风和煦，摇曳着枝叶，田野里孕育着新的生机。
经过了几年的折腾反复，民主村人又怀着希望，没有更多的怨言，肩负着重担，开始了在自己生产队的土地上的劳作。心里好像踏实些了，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似乎更多一些了，自己的汗水能够更直接地变成自己的粮食了。
39.4求婚
这件事，本来跟“调整时期”没有关系。但也只有在调整时期，才会有这样稍微好一点的心情。不过，好一点的心情就一定会有好结果么？
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方农村，端午不算是个大的节。
所以要说这一天，是因为停了三年的逢五开张的集市，今天恢复了。晚春的阳光还相当的明媚，人们的心绪也轻松多了。虽然集上的东西没以前多，但四里八乡来的人还是不少。
肖校长也过来看看，这对于他，也是个新的生活场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一下子看见了一个在阳光下闪亮的发夹，戴在乌黑的长发上。他知道，那就是赵玫。
赵玫一身素静的衣杉，在卖花布的摊子前看着，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三年了，也需要添一件新衣服了。
肖校长对赵玫心仪已久。他失去妻子已经十几年了，赵玫失去丈夫也是十几年了，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回来的希望了。饿得走路都心发慌，还能跨过海峡去解放别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么，报上也好一阵没提要解放台湾了。他需要有个家，赵玫也应该有个家。他知道赵玫是个好女人，不但外表白晢、修长、端庄，岁月和辛劳没有使她的肤色暗淡无光，相反更像历经阳光和风霜的成熟的苹果，在树枝上愈加散发出诱人的气息和光泽；而且，她处事大度、内心纯真、善良而又坚强。他暗暗地深深地敬佩她。他还把她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觉得组合起来那会是很好的一家。他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表达。想托人去捎个话。可是，李辰的事使他在龙头镇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
今天见到她，真是难得的机会。他走近了过去，又觉得没法开口。她赵玫会怎么想呢？是还在想着身陷敌境十余年的丈夫，还是会看不上自己。肖校长又想，自己的条件在龙头镇是数一数二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在纪社长之下，论年龄、收入、家庭条件，尤其是文化程度，应该说是没有可比的。自己应该有这个自信啊。
他靠得更近了，站在了赵玫的身后。
赵玫也已经察觉出来肖校长的靠近，很大方地转过头，问：“肖校长，有事吗？”
肖校长真到了这时，反而有点手足无措，“嘿嘿”地笑着，竟然有点脸红了。
赵玫友好地笑了：“肖校长也赶集啊，想买点什么？”
肖校长这才平静了下，松了口气，说：“赵玫，有个事，我想跟你谈谈。再往前走几步，好吗？”
赵玫嘴上说“好”，心里觉得奇怪，他跟自己会有什么话要说呢。
两人往前了几步，在布摊后面，一家人家的门楼下，站住了。
肖校长咳嗽了两声，望了望赵玫，又低下了头。
赵玫也没催。
肖校长又咳了两声，只好壮着胆子说：“赵玫啊，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女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家十几年了。我想，你能不能考虑下，我们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起？”
完全没料到的是，赵玫一听到这句话，却是从未有过的勃然大怒，还没等肖校长抬起头来，就不顾集市上走动着的那么多的人，大声骂了起来：“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出卖了李辰，把人家小俩口害成那个样。你还有脸想这个事，你连做人都不配！”
说完便愤然转身，都没有看肖校长一眼，就大步离去。
谁也没见过，赵玫这个俊媳妇还会有这么厉害的狂怒。
周围的人都看着肖校长，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认识他。
不管是不是认识，肖校长自己觉得真是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洞立马钻到地下去。他脸色惨白，人直晃悠，硬是扶着墙才没倒下。他绝没想到，李辰的事会在赵玫的心上，也会刻下如此这般深深的难以磨灭的记痕。赵玫跟李辰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呀。
他又不能停在这儿，只能在那么多人异样的目光中，慢慢地挪回学校去。
没有一个人问他一下，没有一个人扶他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狼狈、最失败的一天。
他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去的。
肖校长回去后，病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