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反右倾
32.1彭德怀
1959年8月。
正当大跃进的几大举措连连失利，社员群众普遍感到疑惑和迷惘，急切盼望能有正确解答时，等来的却是个意外的意外：一个重磅炸弹炸响了—党中央在庐山会议上揪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罪名是利用大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否定三面红旗，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跟1953年揪出高岗反党集团不一样的是，彭德怀在社会上、在农民心目中的影响要大得多。谁不知道彭大将军是国防部长、志愿军总司令，战功卓著，赫赫有名。去年炮击金门，还是他发表的一篇篇告示。毛泽东自己还写诗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况且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大家切身体会、深感困惑、又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人们纳闷的是，怎么中央又出了反党集团，而且竟然是彭德怀！
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对于民主村的农民来说，不只是件印在报纸上的新闻，供人茶余饭后闲聊，而是实实在在的一场政治风暴，冲击到了民主村人的头上。
海源县委也特地举行了县社二级干部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会上，宗发奋因其在大跃进中的出色表现，被提拔为龙头公社党委副书记。纪社长被批评，说是工作不力，差点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他没被作为会上点名批判的二十几个人之一，已经算不错了。县里的会议之后，龙头公社大院里的空地上，正开着第一次全社三级干部大会（公社、大队、生产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县委的精神。
宗书记在讲话：“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坚决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跃进，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当前已经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虽然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困难绝对吓不倒我们。气可鼓而不可泄。怎么鼓？那就是反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
各大队回去以后，要进一步清查本大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统统揪出来，把所有妨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统统清除掉。
我要亲自到民主村，抓一个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
民主村的西北场院，又亮起了灯。
宗副书记亲自到场，在讲话：“我跟你们也混了好几年了，村里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一句话，就是右得厉害。你们民主村，真可谓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本营，需要来个第二次解放。”
这话讲得叫民主村的老乡们十分惊讶。
“首先，你这个大队长，于继承，就是个右倾，什么事情都不积极、不带头，对积极的不支持，对错误的不批评。派你去参观小麦高产现场会，回来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县领导问我，我都不好说，弄得我很被动嘛。这怎么能行呢？站起来，检讨错误。看认识情况，再作处理。”
老于事先根本不知道宗书记会说这些，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站了起来，就像挨了一棍子被打懵了的鸡，吭吭哧哧，不知道说什么：“我，我对有些事情，确实认识不够深刻，反应慢……”
宗书记不耐烦地打断了老于的话，“讲得不对，你的实质就是对社会主义缺少热情。搞共产主义，不能靠你们这种人。算了，别多说了，免去大队长职务，由杜家骏代理。”
“啊？！”乡亲们惊讶得都喊了出来，事情太突然了。
宗书记看到乡亲们的反应，便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心血来潮，突如其来讲这个话。说句老实话，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不过是碍了老纪的面子。”他把干部之间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也直通通地在群众面前倒了出来。不要以为他是直性子，心里盛不住东西，而是他觉得他现在可以说这个话了。
宗书记的话没有停下的意思：“不但大队一级是这样，生产队一级更混乱。王建悟，讲你呢。你这个王建悟，更是个右倾的典型。对我们党发动的大跃进，处处看不惯，处处唱反调，我都发现了好几次。这次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要拔白旗、插红旗。你，王建悟，就是白旗，立即拔掉，马上撤职，换上红旗。插上哪面呢？”
宗书记停了一下，看来还没有想好，“插上哪面，由你们大队考虑。
对一些革命热情很高的同志，像秦德才，在你们大队，长期受排挤。很不好，这很不好么。
还有些人，性质更恶劣，像迟得法、包金贵这些，完全是革命的对立面，处处捣乱，时时破坏，对他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明天，就开批斗会，你们全体社员都要接受这样的教育，谁反对社会主义，谁对抗政府、对抗领导，就是这个下场！
散会！”
宗书记可是展现了他作为书记的权威，连叫杜家骏做个表面文章的表态也给忘了。
一说散会，大家还都愣愣的，没有反应过来。革命胜利十年了，怎么反而把全龙头公社有名的老干部、老村长给革了呢？
老于坐在那儿生闷气，没动。
杜家骏见了，想去劝两句，一看宗书记还没走，也不好往老于那儿去。杜倒也不是巴望着做官的人，没往宗书记那儿凑，见老王头一个人垂头丧气往外走，就在后面跟着过去了。
在外面走了一段路，杜家骏才和老王头并肩一起走。
杜家骏说：“嗨，我都不知道宗书记会讲这些事，也没跟大队商量。他既然已经这样说了，那你就乐得歇几天。”
老王头说：“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两年，都干了些什么事？唉！”他有些生气，看来并不是因为丢了生产队长的帽子，而是这几年的瞎折腾。
“那你看你们队谁干好呢？”
“我就不操这个心了。”老王头说。
“那叫秦德才干。”杜家骏故意在试探着。
老王头急了：“叫谁干，也不能叫秦德才那个兔崽子干。”
杜家骏笑了：“你不是不操这个心么，看你急得，哪能叫那个姓秦的干。我想，不行就叫平金刚干。”
“他人倒还行，可不在我这个队呀。”
“那可以调过来么。”
“姓秦的那小子，放哪儿呢？”
“让他当民兵队的副队长，反正还是鲁队长在管事。”
老王头点点头，走了。
“噹，噹。”西街上响起了敲锣声。
储小二敲着锣，喊着：“看右倾保守分子迟得法啦！看国民党反动分子包金贵啦！”
迟、包两人低着头走在后面。他们两人，也是没有任何手续，凭宗书记一句话，就戴上了帽子。
秦德才耀武扬威地走在后面押阵，一边举着拳头喊着口号：“坚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掀起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高潮！”
街上，人们隔得远远地看着。上次游街还是十多年前土改斗地主的时候，可比现在热闹多了。
小王溪在街边好奇地看着，自言自语地说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放开了拉着丁妹衣襟的手，钻到了前排，好看得更清楚。
这拔白旗的事，对于老王头家，没有像小王溪看的那样好玩。老王头自己虽然没把队长、组长什么的放在心上。不当就不当吧，还省了不少心，没去多在意。可有人在意了。皮安己就不愿意他闺女皮珊珊和王山的亲事再拖下去了。当初看着王家不富裕，就不太愿意。现在连队长都抹了，还拉这门亲事干吗呀？想着法把这事退了。这中间闹的事还挺大，这儿就不去细说了。老王头心里虽然有想法，也无可奈何，算了就算吧。就是王山的年纪也大了，这事黄了，白白地耽误了好几年，往下就更难办了。但他家倒也开通，没去多计较。比起反右派、反右倾，退个婚算个什么呢。确实也是这样，对于老王头家，艰难的路程才刚开始。退婚这点事，还真不算什么。
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判，使我们失去了扭转左倾错误、及时减少损失的最后一次机会，相反，是无可挽回地陷入了更深的左倾泥潭。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堵住了社会上老百姓的嘴。那末，1959年的庐山会议，则是连彭德怀这样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也不许开口讲话了。明明是应该往后退一步、退两步、退三步了，大家都看到了，却偏偏还要往深潭里走，而且还不许说，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国家和人民被拖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被行为诡异的林彪所接替。
彭德怀后来惨遭迫害，在文革时被拉出来批斗二百多次，肋骨都被打断好几根。
然而，历史又一次开了个玩笑。那个被毛泽东树起来红得发紫、权倾一时、亿万中国人被迫向他三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文革中据说是要谋害毛泽东，反倒比已被打残了的彭德怀早死三年，而且是在乘三叉戟仓惶外逃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看来，尽管别人喊了那么多的“永远健康”，尽管他自己听了那么多的“永远健康”，这个“永远健康”也是靠不住啊。
32.2搜粮
1959年的秋天。
国庆十周年之后，征购任务下来了。
公社经济部的副主任经学文来到大队部，对民主村的干部们说：“今年你们光明大队，产量是50万斤，征购任务是15万斤，其中征收5万斤、统购10万斤。”（说明：在粮食收购中，征收是作为农业税无偿交给政府的部分，统购是按政府规定的低价卖给政府的部分。这两项都是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合起来叫征购任务。扣除这两部分以后剩下的，才是生产队集体可以分配和处理的。但那时的粮食市场是有限开放，集体的粮食不能上市，要卖只能卖给国家。在农村，对老百姓口口声声讲的国家，把粮食交给国家，实际上指的就是政府粮食部门，就是镇上的粮管所。而政府再以更低的价格按定量把粮食卖给非农业人口，叫统销，以维持城镇职工的低工资水平。另说明：民主村在大跃进时曾改叫光明村。才叫了一年，就没人叫了。）
杜家骏忙解释说：“这产量50万斤，你也知道，是为了好看、怕打成右倾，虚报的。大炼钢铁，虚报了那么多，一斤铁也没来要。这粮食虚报点，怎么还真来要？我们实际产量还不到40万斤，按这征购数字拿走，全村剩下不到25万斤，这一千多口人，怎么办？都得饿肚子。”
经主任说：“这可是你们自己报的，上级就按这个数问你们要粮。我也没办法。”
杜家骏认真地说：“那你也得向上级反映村里的实际情况，据理力争啊。要不，乡亲们就活不下去啦。”
经主任却说：“你们村虚报的还不算多，才多报了十万斤。有的村多报了二、三十万斤。听他们说，自己一粒不剩，就是都拿去交征购也不够。”
杜家骏问：“哪咋办？”
“就一句话：千方百计、老老实实、一粒不少地坚决完成任务。不然的话，你也变成了右倾，我也变成了右倾。”经主任说完就走了。
留下杜家骏一个人，愣愣地站在那儿，心里怎么也算不过这个账：虚报多了，公家要拿走的也多，剩下的老百姓不够吃；虚报少了，自己就成了右倾，就得挨批挨斗。这干部再怎么当呢？这是往哪条路上逼呢？
经主任向宗书记汇报情况，说是有的村说没打那么多粮食，交不了那么多征购。
宗书记说：“哼，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种情况，这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变着法子向我们进攻。国家到处都需要粮食，阶级敌人就不给我们粮食，多么恶毒啊。我们打了这么多的粮食，一亩都产了几万斤，怎么会没有粮呢？一定是地主富农国民党在搞破坏。好在上级领导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现在立即召开反瞒产、反私分、争交爱国粮的全社动员大会，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没有专政的铁拳，没有革命的气魄，粮食就这么容易拿上来？”
经学文有点急了，说：“但确实是没那么多粮食，收不上来哎。”
宗书记又哼了一声，“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脾气。上交的粮食，一粒也不能少。不然就是承认我们放的卫星是假的，就是承认我们大跃进是失败的，三面红旗是失败的。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只能叫下面老百姓暂时艰苦点，我想他们能理解的。”
这回，是动真格，来狠的了。不像大炼钢铁，那废铁疙瘩，没人想要。这粮食，非但不能不要，而且还不能少要。到这时，就全然没有炼钢铁那时还有的几分无奈与苦笑，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冷酷了。
在全社大会之后，公社成立了“反瞒产、反私分、争交爱国粮行动大队”，秦德才任队长。
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公共食堂停办。这食堂本来也办不下去了，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粥。剩下的粮食全部交征购。第二步，上各户搜查余粮。在集体没有完成征购任务之前，所发现的余粮一律上交。
消息一传开，村里的气氛就立刻紧张起来。
彭会计找到于村长（尽管老于不担任大队长了，村里人对他还是习惯叫村长），说：“我看这情况不好。大队仓库里现在还有六千斤粮，还没上账。你看咋办？我的意思是不要上交，说不定以后会有急用。”
老于真没想到，这个彭会计从来就是做事小心、为人谨慎，还会做出这样为大家留后路、而自己却要承担极大风险的事，便问：“不能查出来么？”
老彭说：“账上没有，应该查不出来。”
“东西在哪？”
“在场院边的老仓库里。”
“哦，那个地方。你等没人的时候，用一些破烂东西遮上。”
“好，我把绞盘机上的那捆破绳堆到上面，还有炼钢铁剩下的一些破木料，不起眼。别的，我也搬不动。老杜那儿，要跟他讲么？”
老于想了下，说：“不用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要是知道了，还得多担一份责任。”
这六千斤粮，杜家骏不知道，秦德才更不知道，留在了民主村。几个月之后，这点粮，救了民主村人的命。
听说了要搜粮，各家各户也都做了准备。
老王头一家也在商量。
王大妈说：“唉，真是，食堂关了，叫回家吃。可又不发粮食，叫大家吃什么呢？”
王山说：“不但不发，还得上家里来搜。有这个道理么？”
“不说别的啦。家里还有粮吗？”老王头问老伴。
“还有点地瓜干、小米粒，还是前年的。”
王山说：“快藏好，这个月就指这些了，再搜走就更不得了啦，没活命啦。”
王大妈问：“藏哪儿？”
老王头说：“藏猪圈里。当初王立不就是把面粉藏在猪圈里的吗。”
老王头无意中提到了王立，大家立马不吱声了，脸色都阴沉了下来。丁妹更是流下了眼泪。
十年了。十年前，王立临走时在猪圈里藏了粮。十年后，又轮到了他爹老王头要藏粮了。
去年夏天，还在炮击金门，人们的心中曾经燃起了一点希望，盼望着能打过海峡、解放台湾、解救自己的亲人回家乡。如今，对美国的严重警告已经一百多次了，炮轰金门改成一天隔一天，谁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可桌子上的饭却不够吃的了，还能再盼有打过去那一天么？
王山在猪圈里刨坑。
王大妈对小王溪讲：“这事对谁也不能说，记住啦？”
王溪点点头。
王溪十一了，上小学三年级。
约摸过了两三天，搜粮队上门了。
为了便于工作，免得本村的人抹不开面子，各村相互交换着干，由邻村的搜粮队过来搜查。带头的，就是那个孙家夼的孙二赖。要问，怎么尽是这种人出来？唉，这种事正经人不愿干，除非是被逼无奈。但你也不用担心，这种事也少不了有人愿意去干。孙二赖和秦德才、储小二就是这类人，到哪儿也有这类人。
秦德才把他们领到门口，说：“这是王建悟家。”便在门外等着。
孙二赖大喊了声：“这是王建悟家吗？”五、六个人已经进了院子。
老王头闻声赶紧出了屋，连声答应着：“是哎，是哎。”
王山也走出屋子。
孙二赖按照事先的布置，先装模作样地做了一番思想教育，从兜里掏出个小本本念上了：“积极完成征购任务，是我们公社社员的光荣义务，是以实际行动支援社会主义经……经……”
孙二赖是个半文盲，这段话都念不下去了。
旁边有个人赶紧提醒：“是经济建设……”
“是经济建设，我知道是经济建设。”孙二赖有点烦了，收起了本本，直接就问：“王建悟同志，据我们了解，你们家应该有余粮，请你主动上交给国家。”
老王头很诚恳地说：“没有，哪还有。从公社成立，就没分过粮。”
孙二赖对这种话也听多了，没等老王头说完，就说：“那我们就要搜查了。”往后一挥手，搜粮队的这些人立即行动了起来，先在院里翻草垛，又进屋里开箱倒柜、掏炕洞，甚至把手伸进水缸捞了几下。其中一人看着房间顶上的糊棚，便站到了桌子上，掂起脚，抬手想要撕开。
王山急了，连忙挡住，“好好的糊棚，撕掉它干嘛？你来糊好啊？”
孙二赖挺直了腰杆说：“你干嘛？想阻碍我们行动吗？宗书记说了，谁要阻碍我们行动，就叫公安员立马把他抓走。”
秦德才进来看看，那糊棚很陈旧，不像有新糊裱过的地方，难得一次还想装个好人，就说：“算了，下来吧。”
搜粮队走进里间，老少三个女眷都蜷缩在炕上。孙二赖选准了小王溪，一把就把她拖下了炕。
王大妈说：“你拖小孩干嘛？”
孙二赖没管王大妈，对着不知所措的小王溪大吼起来：“你说，你家的粮食放在哪里？”
王溪吓得惊恐万状，结巴着嘴，什么也说不上来。
“你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对党和政府说实话。不然的话，我就去告诉你的老师和校长。我知道，你是龙头小学三年级一班的，是吧？叫王溪。我认识你们的校长和老师。”
小王溪一下就被镇住了，啊呀，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其实孙二赖是看见了王溪摆在桌子上的课本封面，居然还被他认出了三年级一班这几个字。
孙二赖这时也来了超水平发挥，猛地一拍桌子，再大吼一声：“还不说，拖到学校去！”说着拽着小王溪的衣领就往外拖。
吓得王溪哭着说：“在猪圈里。在猪圈里。”
搜粮队的人高兴得一下子跳到了院子里，一看，果然，猪圈里有新土，拿起铁锨就挖起来。
王山跑到院里，要去阻拦。
秦德才跳了过来，已经顾不上装什么好人了，一脸流氓样：“怎么？想对抗啊？别忘了，你家不但是中农，现在还是右倾下台干部，我想怎么整你，就能怎么整你。想试试看么？”
老王头劝住了王山。
搜粮队果然挖出了一袋地瓜干，便大呼小叫地喊着：“今天总算有成绩了，今天总算有成绩了！”兴冲冲地走了。
老王头铁青着脸，关上门，一言不发地进了屋。
王大妈气得一巴掌打了王溪的后脑勺，骂着：“你这个死丫头，谁叫你说了呢。你可害苦全家了，这冬天怎么过呀。”
王大妈可是第一次动手打了王溪。
小王溪呜呜地哭着。
丁妹把她拉了过来，给她擦着眼泪。
老王头只是一声声地叹息，什么也没说。另一袋更要紧的小米被他藏到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好意思，本书也不能告诉您藏到了哪儿，这办法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用得着。反正，这时他什么也不能说。
对老王头家，搜粮队还算客气的了。
在迟得法家，搜粮队那更是放开胆子、如狼似虎了。不仅是翻箱倒柜，连糊棚都撕了、水缸也推翻了、甚至把被子也扔到地上踩几下，看里面有没有藏了东西。不但所有可以吃的都被搜走了，五十多岁的老迟还因为试图阻拦而被挨了一顿打。
搜粮结束以后，照例又是总结表彰大会。虽然用尽了办法，龙头公社的征购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当然，会上是不会提这件事的，但是表彰还是可以进行。
大会没有多少人去，宗书记在讲着话，也不管会场上有多少人在听。
秦德才、孙二赖这些人受到了表扬，戴上大红花，走上了主席台，站在那儿喜得情不自禁、手舞足蹈。
连小王溪也受到了表扬，被平金刚领着上了台，作为少年儿童的先进典型，也戴上了大红花。理由是：“小小年纪，思想觉悟高，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小家为大家。”
小王溪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在家里挨了揍，在这儿还能受表扬，还第一次戴上了大红花，走上了台。她不解地转着眼睛，东张西望，看着不同的大人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脸。她恍惚觉得在家庭之外、在家庭之上，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可以影响她、可以改变她。
搜粮的危害，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它给已经疲弱不堪的农村经济以沉重一击，它夺走了许多农民最后一点赖以生存的依靠，它断了很多早已没有多少存粮的农民最后的生路，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无以为继，它是很多农村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怕的阴影越来越逼近了。
32.3经大臣回乡
反右倾，不但在农村搞，在城市里、在党政机关里搞得更汹涌。
搞着搞着，还搞出了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有个人被意想不到地搞回了龙头镇。
谁？— 经乡长，经乡长被搞回来了。当然早就不能称他是乡长了，称经局长也不对，因为他也不是局长了。虽然他和李辰情况不一样，却同样也是在政治风浪中一只纸糊的船，被打湿了，化开了，成了在波涛的翻搅中冲上了岸的一页碎纸片。
他在上海某区统计局长任上的时候，对浮夸虚报很是不满，在对月报的瞎填乱报压着怒火、忍耐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年初爆发了，竟然拒绝在那套假的比真的还要多的年报上签字。用他的话说就是，你们瞎搞，最后推到我的头上，以后有事叫我来承担责任背罪名，不干！
虽然他工作很轻松，生活很悠闲，多少人羡慕他这个革命成功得来的位置，只要在月初签个字就行了，但他仍然不肯签这个字。尽管城市的花花世界，使他有了不少的变化，甚至抛弃发妻、另寻新欢，然而，农民耿直的本性还在他血液里流淌。他明知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
在西北村农民对那套统计数字毫无敬畏的时候，经大臣却还在苦苦地死守这条底线。尽管这条底线就像面对翻卷的浪涛，在沙滩上用手指划一条细痕那样不堪一击。
果然，经大臣不但丢了官帽，还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消公职，下放回原籍，每月给点生活费。十二层高楼上的那套公寓自然是没有了，连那个小莉也跟他拜拜了。小莉会脱下连衣裙换上大腰黑布棉裤跟他到海源的农舍里来吃地瓜干么？肯定不会。分手也好，经大臣在想，我一个人回去更好办一些。
全国有多少人摊上了跟经大臣同样的命运呢？“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当时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有365万之多。”（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
他先跟他的儿子经学文主任写信说了这个事，说自己年事已高，不习惯南方城市的生活，想回老家来，还是当一介农夫。
经学文跟他妈车素花一讲，都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究竟是什么意思。便回了信，问回来后是自己过，还是跟他们一家子一起过。
经大臣想了想，回信说，如果你妈没意见，那就一起过吧。
上秋的时候，经大臣提了两个箱，回来了。经学文到县城接的他。
民主村的乡亲们惊讶得不得了。怎么这年头，这些老革命，上至彭德怀，下至于村长都被免了，怎么连在南方城里当大官、多少年也没看见的经大臣也回来了呢？
经大臣跟大伙说，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精简机构，下放城市人口，自己在南方也过够了，所以回来了。
乡亲们没多问，可纪社长、宗书记他们是猜到一点的。
纪社长问宗书记，对老经怎么接待。宗书记说，他不管，也不想掺和。
纪社长想，老经毕竟和李辰不一样。在组织处理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还是有区别的。毕竟经大臣应该说是过去的老战友了，是在血与火中一起闯过来的，怎么地也不能因为人家有点事就当作没看见吧。何况上级也没来文件，说对经大臣不可以接近。
纪社长以个人名义，找了几个当年的老战友，请经大臣吃了普通的一桌。
老经是不想来，实在推托不掉，好在都是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了，不见面也不好。
“呵，呵呵，真不好意思，我都沾上个右字了。”老经尴尬地说着。
“嗨，别说你了，我也是被骂成右。只不过没戴帽就是了。”纪社长在宽慰他。
“你这点算什么？我是在大会上被点名批判，当成是全社的右倾典型。”于村长忿忿地说。
“你们这都不错啦。你看人家李辰呢，不但戴帽，还被送去劳改。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鲁队长说。
“唉，李辰啊，难得的好小伙啊。怎么好人都受这种磨难。”李家泊的村长也来了。
“右，右，右，咱他妈成了右派大本营了。”于村长是越来越气。要说于村长就那么大度，革命了一辈子，结果是受了批判免了职，一点抵触也没有，恐怕也不现实。农村基层干部有怨气，大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纪社长吓得赶紧制止：“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咱们的心里都是向着革命向着党。”
“说咱是右，那谁是左？秦德才那些狗东西，反倒成了左派，打死我也不信。”于村长还是不泄气。
“是啊，说句心里话，咱都是想把国家建设好，把农村建设好，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李村长说。
“往下再怎么搞呢？”鲁队长打了个岔。
“我看是搞不下去了。”老经闷闷地说。大家的情绪还是提不上来。
“再往下，就不好去说了。咱吃咱的，吃，吃。”纪社长抬起筷子，劝着大家。
桌子的中间放了一盘鱼，那时条件的艰苦，即使是社长请客，那鱼也只是看的，而不是真的去吃。大家也只是挑撒在鱼上面的香菜、葱末吃吃。那个时候做客，要有这个眼色，只有当主人先把鱼肉挑开了，那才是真的可以吃。有的农户里甚至还有用木头刻个鱼，也做成菜，来客人时在桌上摆个样子。唉，实在是难为主人和客人了。
再往下，大家只好各讲东西、顾左右而言它了，全然没有曾经一起出生入死而今久别重逢的那种激情和热情了。
经老太一直没跟别人说，经大臣在外面已另有家室的事，甚至没说老俩口早就离了婚的事。别人也都没问过。农村的人有时也真粗心，这么大的事，都没去想过，或者想过也没当回事。
不过纪社长还是考虑到车素花现在住的不行，把老经他们安排到了旧乡政府（陶家大院）里，也就是老经当乡长时住的地方。当然，不是在原先的厢房，而是安排在了正房。
车素花对老经的回来与不回来，已经没有多大的感觉。只是从外面看起来像一家人，关起门来却是各人做各人的，各人想各人的。车素花当初也没有奢望过要和老经一起去享受大上海的生活，对老经在外面有了女人甚至跟自己离婚，看得挺淡，觉得是各人有各人的命，不去强求，精神上的创伤也就小多了。既然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叉路，再回来也唤不起她的什么热情，甚至也没多去问那个上海的女人去哪儿了（经老太都不知道那个女人叫小莉）。就这么混吧，过几年又不知会是怎样了。
老经天天在炕上，抽着烟，吃着他的那点生活费，哪儿也不去。只是思量着，这十年真是梦幻一场，都分不清到底是得到了什么还是失去了什么。就好比是往天上扔了一块石头，直往上飞，啊呀呀，都要碰到云彩了，结果还是掉了下来，跌到了地上，滚到了沟里，还弄了一身泥。
革命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也改变了一个家庭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