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非正常死亡
35.1精减下放
经济困难和饥荒，不但在农村蔓延，也波及到了城市。经济规模的萎缩，使城市里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农村的减产，使粮食部门也没有那么多粮食供应城市人口。政府只能精减职工，把一部分已有的城镇职工停止原有工作、解除职工身份、取消相应待遇、与原单位脱离关系，这叫“精减城镇职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及其家属则迁往农村，变为农业户口，从事农业生产，自行解决口粮问题，以减轻政府负担，这叫“城镇人口下放”。合起来，简称“精减”和“下放”，海源全县精减5126人，下放回农村3001人。但这一章讲的是已经到了外省的一个西北村人，那就是申世堂。
申世堂是谁？他就是第一卷中提到的住在李芹家中的申老汉的二儿子。申老汉的大儿子申世宝，抗日战争时参加了武工队。在日本鬼子1942年的马石山大扫荡中，因为跑错了方向，一家四口落在了敌人手里惨遭杀害。二儿子申世堂一个人跑了出来，一直跑到出了省的西面，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落下了脚，给一个小老板打铁。终于熬到了解放，能伸直腰，见到了太阳。又娶了个也是逃难过来的女子，成了家。后来，又有了个儿子，取名叫光荣。1956年，县城里的几家小铁铺，合起来公私合营，成立了个铁工厂。申世堂因为已经干了十多年，还当了个小组长，能管着另外两个人。那时的申世堂高兴啊，这天这地真的变了，变得是咱穷人的了。他还盘算过领着儿子回海源老家看看。那时他知道兄嫂一家是死了，老父母一直没消息，恐怕也是不在了。回来让乡亲们看看他申世堂死里逃生、奔波忙碌，而如今也有家有儿子了，他们申家还是有后代在啊。但是惦量路费开销，还是沉甸甸的。有这钱，能把这草顶泥壁的房子翻盖成砖瓦房。申世堂试过几次，还是没能回一趟老家，当然也没能翻盖起房子，毕竟钱还是有限。
后来的几年，就像太阳慢慢地要落山了，天越来越凉，日子越来越不行了。到了1961年，这日子怎么就过不下去了。铁工厂在轰轰烈烈地炼了一年多的钢铁以后就没有活干了。连工资也没有了，只发个十几元的生活费，糊个口。可是糊口的粮食定量也逐渐地少了，发黑的高粱面里掺着花生壳、玉米芯，甚至树叶末，美其名曰“代食品”。申世堂的老婆病倒了，浑身浮肿，腿上一摁一个窝，怎么挣扎也起不了床，整日呆望着门外，一口接一口地喘着气，盼着丈夫的回来。申世堂整天在外拣垃圾，县城里的几条小街早已没有什么可拣，就跑到山郊野外去挖青草、捋树叶。已经上了初中的申光荣，也没法上学，跟着老爹四处跑。出去挖野菜也不容易，还得手提木棍，要时时提防那些吃死人吃红了眼的到处乱窜的野狗。好在申光荣渐渐地练得胆子大了一点，从跟在老爹后面走到能够和老爹并肩而行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了。
这年的晚春，申世堂接到厂里通知，说是为了分担国家的困难、不在城里吃闲饭，批准你志愿到农村自谋出路（尽管申世堂并没有向厂里申请过）。根据申世堂的具体情况，厂里安排他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按退职处理，一年工龄给一个月工资的退职费。工龄从1956年公私合营算起，按说是五年，为照顾起见，体现对老职工的关心，特地放宽标准，给了六个月的工资，共二百多元钱，另加六十元的安置费。
那天，厂里还来人把“热烈欢送申世堂同志自愿回乡务农”的大红喜报，贴在了申世堂那低矮黢黑的窝棚门上。
当来人走进暗暗的屋子，把三百元出头的钱递给申世堂时，那人还睁大了眼睛，不知是真是假地说着：“啊呀！三百多元钱呐！老申啊！我这辈子也没有一次拿到这么多的钱哪！要感谢党和政府啊！”
“感谢政府，感谢政府。请坐，请坐。”申世堂也不会说什么话。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来人马上转入正题。他想找个地方坐一下，满屋子看了下，除了一条长凳再没有可坐之处。凳子四条腿长短还不一样，那人坐上去晃了下，差点摔了下来。
申世堂指着瘫在床上、蜷在旧棉絮里的妻子说：“等过段时间吧？我老婆正病着，动不了，让她再好一好。老家那头，我是没房没地。还一点情况也不知道，还要再联系一下。”
这人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没等申世堂说完，立刻正色道：“不行！要坚决响应国家号召，马上就走。你老婆的事算什么？你没听过有个先进经验的那句话吗：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真要走不动，我们可以派人帮你抬上车。老家那头，你也不用操心。相信那儿的政府和党组织，也都是关心群众的，会安排好的。”
“那总得缓几天，准备准备吧？这家具带不走的，也要处理一下吧？”
“有什么好准备的？你这土坯房破成这样，给谁，谁也不会要。你家里这点东西，没有一件像样的。你看你这条板凳还短了条腿，我坐着都不稳当，差点儿摔了下。”那人说着就站了起来，“我看你这些东西，送给废品站，人家还不一定肯收呢。”
申世堂低头无语。
“对你说吧，你不走也不行了。下个月起，你的粮食定量就取消了，你想喝粥也喝不上了。”来人转身就走了。
那人走后，申世堂的老婆哭着说：“孩子他爸，你领着光荣走吧。我就留在这儿，不要管我了。”
申世堂一怔，说：“那怎么能行？你为这家吃了那么多苦，我已经很不安了。”
“孩子他爸，有你这句话，我这辈子也就算没白活了。你还是走吧，我是眼看就不行了，不能再拖累你们了。你领着光荣，出去逃一条生路吧。”
“不，不，我们三个一定要守在一起。不要瞎想啊。有这点钱，明天先去多捋点树叶，再去买二斤棒子面，熬点粥，能过上一阵，啊。”
第二天一早，申世堂就出门破天荒地买了两个窝窝头回来。一个塞给了他老婆，一个递给了申光荣。那说是窝窝头，却是颜色发黑，散发着霉味，今天的人是绝对咽不下去的。可申光荣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跟着他爹又出门去挖野菜。
为了多挖一点，爷俩回来晚了点。当他们拎着一小袋野菜（那时能挖到野菜也已经不容易了），在暗淡的天色里踏进土坯房时，就觉得不对劲。那么地暗，那么地冷，那么地静。申世堂的心里也凉了起来，紧了起来。突然，他看到了什么，大声地哭叫了起来：“孩子他娘啊，孩他娘！”
申世堂的老婆自己吊死了。绳子的一头栓在破桌的抽屉上，她自己套着脖子滚落在地上……她知道，她要走了，她不能再连累自己的男人和儿子了。
她连把绳子拴在梁上也没有力气做到。可那只黑窝窝头还留在桌上，她要把它留给自己的男人和儿子啊。
申光荣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竟是恐怖的脸、吐出的舌头、突出的眼球，这一幕永远地记在了他心上。爷俩呼天抢地的痛哭，也救不回那个苦命女人的命。
那哭声甚至没有引来邻居的探望。那年头，这哭声，这悲剧，太多了。
家里连个棺材也准备不起来。申世堂心一横，反正也不过了，把门板拆了下来，把桌子、板凳都劈了，把老婆夹在里面，绳子捆着。天蒙亮，父子俩就把她拖到了郊外的小山下埋了。好在那时没人管，哪块地不让埋。申世堂所能做的，就是稍微埋深一点，不要让野狗刨了。
申世堂痛心啊。他老婆跟着他吃尽了苦、出尽了力，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几年，最后却是这个结果啊。
这土坯房和屋子里的东西，卖不出钱，甚至都没人要。那时的人，能活下来就行，谁还要这些破东西啊。
申世堂卷起铺盖，拉着儿子，怀着冰冷和愤懑，朝着城外小山的方向一拜，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没有门了的土坯房，踏上了东去的路途。
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请见：《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杨胜群，人民出版社，2008年）。从端着铁饭碗，到敲掉铁饭碗；从城镇非农业人口转为农业人口，这个落差是非常巨大的。非农业人口毕竟还有粮食定量，尽管供应的数量、质量已大大逊色，但毕竟还有这么点，还能熬得过去，非正常死亡相对较少。然而在很多农村，就没有了生活的基本保障。但愿像申世堂这样悲惨的遭遇，或许只是一个个案。
35.2怆然离世
这一路，申世堂十分地疲惫和无力。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要把儿子带回去，带回老家去，带回他讲给儿子听的有着青山和大海的老家去。
路上、车上，有不少离家逃难的人，可也很难坐安稳。为了维持稳定、掩饰灾情，不时有人过来检查，在如狼似虎的吼叫和撵打中，把哭喊的难民毫不留情地赶下去。申世堂有下放的证明，才能坐在车上。这一路，申世堂除了给儿子买过二次杂粮饼，自己不舍得吃，只喝着凉水，时时摸着藏在裤腰里的小布包。
……到了，总算到了。申世堂领着儿子在海源县城下车的时候，认不出县城的模样了，打听了往龙头的方向后，开始步行而去。申世堂背着一个大包袱又加个小包袱，他儿子背了个不大不小的中包袱，这是他们全部的财产，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申光荣是怀着好奇、怀着希望，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这就是他家祖祖辈辈生活劳作的家乡。果然像他爹说的似的，这是个好地方。尽管都还是困难时期，然而这里的风是柔和的，太阳也是暖和的。那人、那树，也还都有点精神气，全不像西面那样的悲怆和凄凉。
按说申世堂的心情更应该是激动的、急切的。这是他离家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家。然而，他兴奋不起来。他实在太累了，眼睛都迷糊了，腿都抬不动了，每一步都要咬着牙。他知道，他不能停下来。停下来，他就永远走不动了。他是在拼着生命最后的力量。
……终于到了大河边。看到了，看到了对面龙头镇依稀的房顶和树梢。亏得河上有了座漫水桥，要不，凭他最后剩下的这点力气，还真过不去。
就剩最后的一段路了，却没有最后的力气了。
他实在挪不动了，多想头一歪，就倒在故乡的河里，永远地休息啊。可是还不能啊，现在还不能啊。
他眼睛模糊了，四周白蒙蒙的一片，只有眼前的几步路。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这几步路，一步再一步地走。
申光荣看出他爹的脸色渐渐地不对头了，就说：“爹，咱先歇歇吧。”
申世堂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咬着牙，摇摇头。最后的几步了，爬也要爬回去啊。
申光荣把他爹背后的大包袱拿过来。他爹还不让。却没有力气阻拦了。这回是他儿子背着中包袱又加了个大包袱。一步，一步……申世堂使劲睁着眼皮，正奇怪怎么没有见到那棵大白果树，也没看到那陈旧的城墙……这是龙头镇吗？应该是，应该是的......不会错，他想起了儿时的情景，想起了很早就苍老了的父亲母亲，快要见到了吧……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正要跨大一步，申世堂却撑不住，倒下了，倒在了他日思夜想的已经踏上了的西北村的土地上。申世堂离家的时候，西北村还没叫民主村。
他们已经走到了西门口。申光荣扔掉包袱，拍着他爹哭着，叫着。
民主村的乡亲们闻声围了过来，开始以为又是西面讨饭过来的人。王山的母亲王大妈心最善，先问上了：“小兄弟怎么啦？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我们从西面过来，老家就是西北村的，下放回来啦。想不到，爹坚持不住了。”申光荣虽然小，还都明白。
“西北村的？你姓什么？”平金刚问。
“我们姓申，我爹叫申世堂。”
“申世堂？这不是申老汉的二儿子吗？你大伯叫申世宝吧？”鲁队长还能记得起来。
申光荣迷茫地看着周围的故乡的人们，他不知道他们说的申老汉、申世宝是谁，但他觉得这些人还都不坏。
“快，先扶到大队部去。”鲁队长招呼着，大家七手八脚把申世堂扶到了大队部。
王大妈已经端来了稀汤，嘴里还不好意思地直说：“家里实在没有别的了。”
申世堂也苏醒了过来，最后看了看家乡的人们。他已经认不出曾经在一起的鲁队长他们，最后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他动了动手指，动了动嘴唇，大概是想说什么却没有声音。暗淡无神的眼光里，包含着焦虑、不安、歉疚、眷恋等等无数种的解读。忽然，浑身松弛，手指一落，就永远地闭上了眼。这也是他不幸中之大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儿子送回了家乡，交给了家乡的乡亲。
35.3后事
后事的办理，自然是极简单的，有村里揽过去，这儿就不多叙述了。
人们从申世堂的身上找到了那个小布包，证实了事情的原委，把手续都办了。申光荣的户口落在了民主村。考虑到他才十四岁，大队干部们商定，也跟公社、中学商量了，还是去中学念书吧。学杂费，中学都免了；村里给粮食；公社给少量补贴。他爹带回来的钱归申光荣，但由村里保管，直至独立生活再发还。住房，早先申老汉住的房子，已由大队收回。但这是土改分给他爷爷的，不能直接给申光荣。也不能另外再分，要不然在外面的西北村人都要跑回来了。土改时从辛家地主分出来的有三间房，那家人去东北了，房子空着。暂时借给申光荣一间半用。好在申光荣以后是住校的，也不用房。
这些事，申光荣还不能完全明白。短短的时间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和变故，使他无法反应过来。眼见着父母亲的相继离逝，活生生的家庭被彻底撕碎。自己被抛到了一个据说是“老家”，其实是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他满心惊恐、压抑和无望。他甚至不知道应该感谢故乡的人们，是故乡的干部群众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当时能够做到的比较好的生存条件。
申光荣在家乡的土地上，开始了惶恐孤独的路。从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的角度去看，他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
1959年到1962年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这场大饥荒，不知夺走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或者换一种说法，究竟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其人数，至今还是个“谜”。最近的数据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林蕴晖先生文章中的“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3000多万人口”。最有影响的数据是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专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一书中估计的，那几年全国至少饿死3600万！最近茅于轼先生与赵农所著《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所提到的，也基本上是这几个数字。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战栗的数字。
令人不解的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这场大灾难沉默不语，三缄其口。还有一些人断然否认有过困难时期饿死人这回事，理由是：我怎么没看到过死人，没听说我家和我亲戚家那时死过人，或者干脆来一句，难道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会饿死人吗？甚至有人说:饿死人在哪个朝代也有，这是前进中的曲折，没什么好奇怪的。
对这些话，不能简单地只看作是他们对历史缺乏了解、意气用事而不去理会。我们真的是要痛定思痛，多问几个为什么。应该说，多少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缺少深入研究，探讨说明得远远不够，反思得远远不够。不过这类否认那几年有饿死人的观点在正式出版物中未有所见，所以本书不便于直接引用。
然而，对这些话一定要加以认真的回答，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说起来，饥荒和饿死人在封建社会可能哪个朝代也有，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可以对六十年代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的重大事件漠然置之，甚至沉默不语、不闻不问的理由。就像不能因为“贪官和腐败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有”，就可以对贪腐听之任之、熟视无睹，甚至可以作为搪塞的借口。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哪个朝代也有饿死人”为由，就可以对这场巨大的民族灾难轻描淡写，甚至一笔勾销。那样的话，对我们共产党人的要求也太低了吧，那就把我们等同于封建帝王了。那我们何必还要起来闹革命呢，何必还要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去夺取政权呢（请别忘了，战争，哪怕是革命战争，除了敌我双方武装人员的伤亡，还有数量更多的平民的伤亡），何必还要千辛万苦地建设社会主义呢？更何况，这样做，对大饥荒中几千万的死难者也太不负责任和太不尊重了。
从正规资料中，我们也能看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一个侧面。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59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67207万人，到1961年末反而降为65859万人。两年中即使没有一个婴儿出生，也还净减少了1348万人（请见：《中国统计年鉴–1982》，中国统计出版社）。下面是笔者作的一个简单的统计图，反映1950至1964年间各年度的人口增长量。从这张图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那两年人口损失之惨重。本来正常地蜿蜒向上的人口增长量曲线，像被一把利斧劈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填埋的正是无数逝去的生灵。
上图的数据来源于198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本身的准确率，那是另外的问题。海外学者有些不同的看法，现摘录一例，姑且听之：“西方人口统计学家的一致意见是，中国的资料大大低估了1949年以来整个时期的死亡人数。这一结论的根据在于，除非认为死亡率高于公布的数字，中国关于年龄结构和分年龄组的生育率的资料就是不一致的。科尔估计，1953年至1964年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只占总死亡人数的63﹪……”（请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明等译，陶文钊等校，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笔者是统计专业出身，在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主持过我国人口中长期预测模型的编制。笔者认为，与其用繁杂高深的数学模型来推算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或者任由社会上做各种揣测，相互争吵，徒然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社会纷争和裂痕，不如由权威部门正式提供相应数据和说明。不要让死亡人数成为数字游戏，而沦于意识形态分歧的混水之中。这是对死者起码的尊重，是对人民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
问题还在于，中外历史上单纯因为旱涝风雪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几乎没有延续几年的，也没有一个自然灾害能同时波及整个国家东西南北几百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的。但是，如果有别的因素，比如在一个专制、封闭、僵化、冷酷的体制下，那就另当别论。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说：“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他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爱尔兰、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往往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制度出了问题，至少是粮食的管理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在此摘录一段刚看到的英国剑桥大学刘瑜女士的话：“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请见：《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
面对几千万生灵的怆然离去，我们真的连头也不回、一声也不吭？他们也是中国革命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先不说是应有的还是不应有的）。就让他们这样地离去，我们的良心能平静么？今天的人们回过头再去看看他们，总可以吧。不要忘记革命胜利后，依然有这样沉痛的教训，仅仅是不要忘记。
1962年7月的一天，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党的主席毛泽东坦诚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或许，这段话就成了他们两人解不开的死结。
两年多后，1964年末，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竟然对刘少奇毫不掩饰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又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毛泽东真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点45分，刘少奇悲惨地死于河南开封秘密监狱。
还想说一点的是，这场灾荒中的死难人数远远超过十年动乱。但文革的事，目前谈论的还算有一些，而这场大灾难却很少有人提起。或许，文革死难者中有不少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社会影响比较大；而困难时期死的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默默无闻地活着，也默默无闻地死去。
或许，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十年浩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罪于林彪、四人帮。而这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往哪儿推呢？就这样避而不谈，最终能推到什么时候呢？人们在等着看，历史在等着看。现在有句话，对不讲过去几十年里的所谓“功绩”，叫“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对这种全民族、全社会的重大问题避而不谈，那才是历史虚无主义呢。
更有些人为了回避历史真相、回避历史责任，就在名词上兜圈子。明明是饿死了人，还编造了一个词，叫“非正常死亡”，把它和车祸、凶杀、矿难、溺水等等混淆在一起，好像就没有饿死人这回事了，真亏得想得出来。直到去年（2014年）还有人在继续想，挖空心思又想出了一个新名词：“营养性非正常死亡”。有些人就是愿意在这上面下功夫。玩这些花样，觉得有意思么？
倒是刘源先生有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判。”（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83页。文中所讲的“这场浩劫”，是指六十年代初的大灾荒。）
笔者也相信这句话。
这场大灾难，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没有必要回避，也回避不了，即使是在今天。
这不是算历史旧帐。既不旧，更不是算帐。我们需要了解真相、吸取教训，改变眼下对中国当代史一系列重大环节反而讳莫如深的不正常状况。与其让大家津津乐道于唐宋明清那点事、三国那点事、孔老二那点事，与其沉溺于名曰魔幻悬疑武侠言情小男人小女人之类而实则既无社会意义又无艺术价值的垃圾堆里，与其那样的迷茫困惑麻木低俗无知无聊又无奈，不如睁眼看看五十年前的那场民族大灾难。
正视这场灾难，会使我们认清很多问题。
这场大饥荒，不是哪个个人的遭遇，不是哪个家庭的不幸，而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它对各个方面都有着持续的重大影响。它无可否认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损害了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凝聚力。
诚然，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没有对这场大饥荒做更多的阐述。但那是因为那时我们刚走出十年文革的阴影，对林彪、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还没有结束，针对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十分地紧迫和艰巨，对更早时期的大饥荒稍做放置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今，岁月又过去了三十年，时代的步伐到了今天，就不能再继续无限期地回避下去了。不要低估这场大灾难在人们心中的伤痛。我们要真诚地面对历史，真诚地面对受害者，尤其是要真诚地面对今天的人民大众。对这场大饥荒的历史事实，和死亡人数的几种不同数据，有关部门都没有出面加以否认，既不批驳也不澄清。对这样一个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社会、对于历史都是天大的事情，却采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
是时候了，是到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了。大饥荒距今已经五十年了，难道还要让人们再等五十年吗？这不是揭历史伤疤，它原本就没有愈合。连个基本史实都还没有明确，怎么能愈合呢？听任这堆历史沉积捂着盖着，由它在角落里发酵发霉溃烂，恐怕不是良策。
更何况大饥荒不是我们的错，它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没有必要由我们来背这个包袱。我们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用不着为此张不开口。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与左倾错误切割，严肃认真地公布历史真相，作出能为全党全国人民认同、能为国际社会理解的说明和解释，给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史。这样才能放下包袱，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灾难，更好地向着现代社会大步迈进。
不敢面对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就不可能有对左倾灾难最起码的认知。
最后，引用于幼军在他最新著作中的一段话：“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哪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请见：《社会主义五百年》，于幼军，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