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知识青年
34.1上山下乡
1969年的秋天，开始了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各项生产和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更不用说扩大生产、增加新的员工，各级各类学校也都瘫痪，无法接纳新生。1966年以来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已经积压了好几届，无从去处，于是除了个别确实病残和有本事参军的以外，几乎全部实行上山下乡，到农村去。
这些曾经喧嚣一时、令走资派闻风丧胆的十来岁的红卫兵们，也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背起了铺盖卷，告别父母、远离家乡，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各地农村、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来到自己村的城里学生娃，其欢迎程度和安排情况，大不相同。有同情的，比较客气的，甚至尽力相助的；也有冷眼相待、不问不管的；更有歧视的、排挤的，甚至摧残迫害的。应该说，海源县，包括西北村都还是做得不错的。
各级都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西北村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衣春玲。接受的第一个知青不是别人，是肖胜利。尽管他还是和他父亲一起住在镇上租来的院子里，看起来和秦有理回西北村没什么差别。实际上这将对他个人命运发生重大影响，因为他得把非农业人口转成农业人口，户口落进了西北村。
对肖胜利来说，这个弯好转，因为他本来就住在这儿，跟西北村的人也很熟，只是要跟着一起下地干活了。对于转户口的后果，他还没有体会。
不久之后，来了两位真的是城里的知识青年。一位是从黄港来的小姑娘，叫邢秋芬，才初中毕业，16岁。个头倒不小，人也挺文静。衣春玲把她从县城领回来的时候，还挺胆怯，寸步不离衣春玲。一个女孩子住哪儿呢？衣春玲干脆叫她进自己家，跟自己一起住了。
另一位是男小伙，叫时治国，高中生，20岁了。人们很快知道，他是1965年搞社教来村里驻点的工作组老时的儿子。老时觉得海源这地方气候好，生活条件不错，人也实在，在全省也是数得上的好地方，与其上别的穷地方插队，不如上这儿来了。老时也是经过了省、市、县各级知青办，费了不少周折，才办成了这件事。虽然他知道，社教时也跟当地干部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他相信龙头镇、相信西北村，还是把他儿子送到这儿来了。
时治国这小伙长得还可以，只是不谙世事，什么也不懂，书生一个。安排住在原先李芹的房子里。申老汉两口子早就不在了，那房子也空了好长时间了。可让他一个人住也不行，挑水做饭都不会。就叫肖胜利当个知青队长，住了过去。
肖胜利跟他爸肖福兴说了。肖校长这一阵子心情已经平复多了。就说：“去吧，我这习惯了。我们还在一个镇上，到西北村比到中学还近一些呢。要照顾好人家，人家一个人，大老远地从省城到这儿来，不容易。他爹，听说人也不错。”
他们几个知青都安排在八队，就是老王头那个队。八队这些年，去世的人不少，像迟得法、包金贵、老王头等，剩下的不少人也老了、病了，不能干什么了，像皮安已、车素花。所以就把新来的年轻人安排到了八队。
头一天下地干活。玉米已经收了，要砍下秸杆往回运。一早，社员们先到生产队场院集中。男劳力们一人推起了一辆独轮小车。时治国试着也推起了一辆。看着别人的样子，把绳索套在肩上，两手一抬，车居然也往前走了。
平金刚还是兼队长，见状就问：“还能行啊，不行，就换个别的活吧。”
“能行，能行。”时治国答应得挺好。
一路上，歪歪扭扭，跟在人家后面，居然也一起到了西门外的已经砍了玉米的地里。小时心里想还行，这农活也就这么回事。
地里，人挺多，全队的人基本都来了。
青壮年推车，年纪大点的男人就砍秸杆、装车，妇女们就在运走了秸杆的空地上翻耕。
皮安已见小时推车过来，只给他装了一半。可小时拿起车把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走起来直晃悠，东一脚西一脚，就像喝醉了酒。没出十步，就连人带车翻在了地边，差点被压着。
四周一片哄笑。皮安已的小女儿皮平平，在边上笑得前仰后合，最开心。当然大伙的笑声毫无恶意，一边笑着就赶紧过去，扶车的扶车，扶人的扶人。
皮平平还埋怨她爹，“人家新来乍到，你也不少装点。”
“我哪儿装多啦？我已经少装了，你看一边才一捆。”
平金刚走过来，对平平说：“这也不能埋怨你爹。”又问时治国，“要不，你就拿刀去砍秸杆吧。”
皮平平为这事也一反常态地多嘴起来：“恐怕这也不行吧。别又砍伤了腿，更不好。不如就跟我们妇女一起翻地吧。”
时治国自己没哼哼，他也是一个话不多的人。
平金刚说：“好吧，那你跟她去那边的地里吧。”又对皮平平说：“你去帮他找把锄。”
皮平平对小时说：“来吧。”
小时也就跟着过去了。
在砍去了秸杆的地里，翻地的妇女们早看到了这一幕。杜家骏的媳妇唐玉贞就先说上了：“哎哟，你看平平带了个大小伙来。”
皮平平说：“去，去，我这是领了个壮劳力来，给咱们省点力气。哪儿还有锄头啊？”
“我娘身体不好回去了，就用这把吧。”丁妹说。王大妈比一年前身子骨要好一些，今天还跟着一起过来想干点活，也活动活动，不料还是不行。丁妹劝她先回去了。丁妹现在说话更少了，但这样的事还是开口的。
时治国拿起了锄头，甩起膀子就刨起来。没几下，就觉得累得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咬着牙坚持了几下，还是挺不住，放了下来，手心通红，气还直喘。
看看周围的妇女们，连年近六十的车素花也没有这个样子，不紧不慢地一下接着一下，脸不红气不喘。
车素花见小时在看她怎么刨，就说：“小伙子啊，刨慢点，别着急，一开始谁也不会干。你胳膊没练过，先慢点，手往前拿。右手握中间，左手握前面。对，对，这样就省劲了。”
小时试着照车素花说的那样拿锄头，果然胳膊不用抡那么高，锄头抬到半腰就可以下去了，动作幅度小了，自然也就省力了。
唐玉贞看着觉得不顺眼了，就说：“哪有这样拿锄头的，像小鸡啄米似的。小伙子啊，得这么拿，左手握在中间，右手握在锄头尾，这才像个样子。”
唐玉贞说着便做起了样子。
小时正不知所措，该听哪一边的呢。
皮平平说话了：“嗨，小伙子呀，你该怎么锄就怎么锄，怎么顺手怎么来。”
车素花又笑着说了：“小伙子真有福，刚来就有人关心上啦。”
“哈哈。”妇女们一阵嬉笑，西北村好久没有这样的欢笑声了。
邢秋芬很腼腆，一直没有说话。
晚上，衣春玲和邢秋芬在一个炕上，钻在各自的被窝里。
“睡炕习惯不？”衣春玲问。
“还行，我爸老家也是睡炕的，小时候常去。”对于比较亲近和熟悉的人，小邢还是愿意说话的。
“这儿也是你的家，你现在是换了一个家。有什么不方便的事，就跟我说。”
“嗯。”小邢低头轻声地哼着。
“听说你白天干活，跟大家在一起很少有话，是吗？”
“……”小邢没有回话。
“一回生，两回熟。慢慢就熟悉了。”
“……”小邢低着头说，“我的成分不好，怕你们嫌弃我。”
“喔，这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材料了。现在政策宽松了，成分不好，那是你们的父母不好，你们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只要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还是有希望的。”
在中国的人事管理办法里，有工作单位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份档案，记录着你的各种有关事项，比如：家庭成员、升学就业、工作调动、职务变迁、工资升降、各种奖惩、不同时期的表现、领导对你的看法、评价等等等等，一应俱全。而且永远跟着你一辈子，随着工作调动也会转到新单位的人事部门。但你自己却永远看不到它，不知道里面都是谁写的和究竟写了些什么。
但是，农民是没有个人档案的，或许是他们世代居住在这儿，相互间十分熟悉和了解。连箱子里面有几条裤叉，彼此都很清楚，用不着再有什么书面材料了。
对于学生，介于两者之间，有份履历表之类的。至于衣春玲所讲的“可教育子女”，是文革中后期为缓和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过于严厉的打击而不断加剧的社会震荡，对这些阶级敌人的子女放松了点，称之为“可教育子女”，以示与他们的父母相区别，减少他们的对抗情绪。
“你父亲以前是干什么的？”衣春玲问。材料上只是说邢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
小邢原本不想说，但一看衣春玲还挺诚恳，就讲起来了。
“我父亲解放前还到龙头来过呢。”
“是吗？”衣春玲大吃一惊，“什么时候？为什么事？”
“就是1949年国民党进攻那次。他是跟着青年军过来的，想搞国民党的那套土改办法。”
“喔，我好像听说过。”
“我跟我父亲不是一个姓。解放后，我爸怕影响我，让我跟我妈姓，我就姓邢了。但是也没用。”
邢秋芬的父亲就是刘子录，原先是个中学教师。临解放时，国民党军政人员四处逃散，很多事没人管，就到处拉人，把这样一个教师，也拉来当上了有职无权的市党部的秘书长。那时国民党中有个别知识分子，也想推行以赎买为主的土改，以缓和对抗和减轻国民党的压力。刘子录当时对这个也有兴趣研究，于是就干上了这个差事，以至于跟着青年军跑到赵村，搞了几天新政。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在当时国共双方已经是你死我活、白热化斗争的情况下，根本是不可行的。刘子录也只好悄悄地不辞而别，跑回黄港，改头换面地躲了起来。但是解放后，还是被揪了出来。按照“市党部秘书长”的职务，定了个“历史反革命”，在街道的小作坊里靠着糊纸盒勉强为生。（说明：“历史反革命”的划分标准基本上是：在敌伪方面担任下列职务的人员：党（区党部书记以上）、政（保长以上）、军（连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等。）邢秋芬也就从小抬不起头，一直受歧视，受欺压，养成了这个不敢说话，离人三丈远的习惯。
衣春玲听了，想了好久，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就说：“踏下心来，在这儿好好劳动，来个脱胎换骨。几年以后，争取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
“嗯。”邢秋芬点点头，也沉思着。
34.2革命婚礼
1970年的春天。
西北村有一件喜事：彭小宾和衣春玲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婚丧嫁娶在农村是个大事，但在本书四十年的跨度里，西北村这样的事有不少，无法一一介绍。这儿之所以提及他俩的婚事，是因为他俩举办的是一场当年时兴的革命化婚礼。
彭小宾心仪于衣春玲是很早的事了，团支部的活动使他俩常在一起，但小宾觉得春玲比自己小了很多，也没敢更多地往那儿去想。春玲对小宾，也是觉得在工作中两人挺合得来，很多事能想到一起，说到一起。因为小宾比她大十岁，所以对小宾很敬重。春玲没有兄长，对小宾也就觉得像大哥哥一样。倒是村里人看他俩常常出双入对，就议论起来，觉得他俩还挺般配。尽管年龄差得稍微大一点，龙头一带俩口子差十岁的并不多，但这样能投缘的还真是难得。然而他们俩自己并没有多往那儿想。
最终使得他俩走到一起的，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他俩观点相同，志趣相投，在两大派之外另立了以他俩为主的“红海洋”。共同的战斗使他俩认识到，他们之间已经走得这么近了，近到相互间难以割舍了。也使村里的所有人都觉得，他俩之间谁也不可能再有别人来替代了。他们的事真是水到渠成了！
讲家庭条件，他们两家在村里都一般化，并不富裕，也不是艰难到哪儿。小宾在他父亲彭会计社教中被打死后，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把家里的老屋用白纸重新糊了一遍，贴上革命的宣传画，作为新房。衣春玲这边，是衣大妈的宝贝女儿，准备了一铺一盖。虽然只是一套被褥，但是在一人一年只有三尺五寸布票的情况下，要办得起来，大家都知道衣大妈是费了多大的难。好在是革命化的婚礼，在经济上要省力多了。
结婚那天可喜庆了，西北村的乡亲们几乎都来了，他们要庆贺西北村的新一代。
新郎彭小宾穿着一身从南门外营房借来的新军装，胸前大大的毛主席像章下戴着大红花，手捧“毛选”四卷，在几个小伙子的陪同下，来到新娘衣春玲家。
春玲今天一身新装，红格子外罩衫，配米黄色的长裤，胸前也是毛主席像章和大红花。
“噼啪”的鞭炮响起，春玲在姑娘们的簇拥下出门，肩上挎着背在身后的捆得像行军包似的花被，双手也捧着“毛选”四卷。那床被褥同样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由彭小宾背着。
没有花轿，没有大马，更没有婚车，两人向彭家走去。前面还有一个人举着贴有毛主席像的木牌，后面是亲朋好友，还有的敲着锣鼓、吹着唢呐、举着红旗。好一个喜庆的队伍，就像是送去参军似的。胡同里站满了看热闹的乡亲们，气氛相当热烈。
肖胜利忙前忙后地跑着，想领着呼个什么口号，再壮一点声势，就是没有找出来合适的口号和革命歌曲。
阳光格外的灿烂，爆竹在半空炸响，彭小宾显得兴奋而又英武，衣春玲面庞红润，步伐矫健，更是充满了青春和秀美。
人们端详着春玲，这是西北村又一位风采四射的女性，西北村人的又一个骄傲。不由得叫人想起，永远留在西北村人脑海里闪亮的几个女性：壮烈牺牲的姜雪花，不知下落的赵玫，被公安局抓去的林海秀……
进了彭家的院子，大爆竹又“砰砰”地响起，锣鼓敲打得震天响，院子里早早挤满了人。
身为村主任的鲁队长，这回当主婚人。他一伸手，示意鞭炮、锣鼓停下，从口袋里拿出红色的“语录本”，在一番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之后，宣布彭小宾同志和衣春玲同志的革命婚礼现在开始。
“首先向毛主席像三鞠躬。”他俩向举着的贴有毛主席像的木牌，认真地鞠了三个躬。
“向革命群众三鞠躬。”两人又朝着乡亲们鞠了三个躬。
“两位革命新人相互鞠躬。”两人相对鞠躬。
“让我们共同学习一条毛主席语录：‘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你别看，鲁队长还真能想起一条能应景的语录来。不管是不是贴切，谁也提不出意见。接着鲁队长又提高八度，像开大会似地大声说：“我宣布，彭小宾同志和衣春玲同志已正式结为革命夫妻。让我们热烈祝贺他们俩由革命的战友成了革命的伴侣。”院里院外掌声、欢笑声四起。
“今后你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搞好革命大联合，做一对革命的好夫妻，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革命婚礼到此结束！”
小俩口向乡亲们发喜糖，一群小朋友围上来嬉闹着、抢着。
大家都围过来向他们祝福，一拨拨的人不断从院子外挤进来，道喜。
大家让于村长先过来，于村长也满脸高兴：“喜事啊，喜事啊。西北村的革命传统有你们继承，我就放心啦。”
杜家骏称赞说：“他们是我们西北村的革命接班人啊。”
平金刚握着两个人的手，说：“西北村的未来靠你们啦。”
齐大妈、邬大妈、唐玉贞这些妇女都围着衣大妈：“衣大妈，今天你可熬到头啦，有了这么个好女婿，从心底高兴吧。”
“高兴，高兴。”衣大妈都笑得合不拢嘴。
肖福兴也来了。中学重新开学了，新的一批娃娃们进了中学，肖福兴还是任校长。这回肖校长又好多了，倒并不是重新又当了官，而是又有工作可做了，又可以站在讲台上教学生了。一个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优秀教师，离开讲台、离开学生是很难受的。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蓝卡其中山装，在贺喜的人群中很显眼。还带来了一支那时刚开始有的、从黄港捎来的、龙头镇还没见过的塑料花。把衣春玲高兴得，连连称谢。
祖所长和祖云涛也来了。祖云涛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学延期毕业，在学校前后六年，又去了黄河口的农场劳动锻炼，这才分回了县里，在县工业局。这天，是特地从县城赶来的，和老爸一起过来道喜，还送上了一本在农村也是很少见的像册。
车素花和经大臣老两口也来了。他们已经住到一起了，但是没有办任何的仪式。他俩一起过来道喜，也是他们老俩口在西北村乡亲们面前的第一次重新亮相。
宗发奋也来了，但他这次是少见的低调，来了就走，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纪社长和经学文上县里开会，没能来。
年轻人围过来了。小宾作为西北村年轻人的代表，这两位新人的喜事，他们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
齐成才拍着彭小宾的肩膀：“彭哥，好样的。”
皮高深对着羞涩的衣春玲还说起了调皮话：“今天春玲这么俊俏，真想亲一口。”
皮平平拍了一下他哥的脑袋：“胡说什么呢，你有咱小宾哥的能耐吗？”
时治国、邢秋芬两位知青在热闹的人群里显得有点拘谨，他们认真地向两位新人点头致敬。
邢秋芬还再三说：“谢谢春玲姐，对我来了以后的照顾。”
春玲说：“不用谢。我嫁过来以后，已经安排好了。你上陶家大院，跟王溪姐一起住，她来照顾你。”
前两年住在南门外的辜连长也来了，还带来了新婚的妻子、皮安已的大闺女皮姗姗。两人也都满脸喜庆，高兴的程度不亚于两位新人。他们俩是什么时候挂上钩的，人们都没发现。关于他俩后来的秘闻，这儿就不多说了，本书始终不以这些为写作重点，其实也没有什么事，至少是没有什么小青年们那种甜言蜜语、花前月下的事，双方都是出于很现实的考虑。以前没见他们有什么往来，可能是“红太阳”撤出镇里、大家住粮管所的那段时间，留村里的人少，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大家应该能从皮姗姗为辜连长拎暖壶、倒开水，看到事情的蜘丝马迹。皮姗姗快三十了，能找到个“大军官”（海源人对部队干部羡慕的称呼），自然是心满意足。辜连长那时心知自己在部队时间不长了，赶紧找个当地媳妇，在部队调离龙头时，跟姗姗挑明了这事，姗姗也答应了。作为地方部队，守备师也没走多远。但辜连长也不想多待了。他申请要求转业，并留在海源。部队领导考虑到他对海源的感情，也就批准了。何况这支部队的领导自己对海源也是深有感情的。辜连长现在安排在县工商局当副科长。这个局，对外挂的是工商局的牌子，对内还只是县商业局的一个科。辜连长还只是科下面科的副科长。中国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辜连长的待遇不能算好，也不能算差。这个部队被说成是“支左”有错误，能有这一步，已是不错了。皮姗姗的户口也没能转出来，不过比起要回西面辜连长的老家，两人还是挺高兴的。
现在南门外的门连长也来了。道喜之后，于村长又提起那段两派的往事，说：“你那时支持‘革联指’还挺坚决的啊，什么事都站在最前面。”
“你以为我是偏向‘革联指’、打击‘八一八’啊？现在你们两派的人恐怕都在，我就说实话吧，不是的，难办啊。不在我的位置，是很难体会到的。这种处境，只有辜连长才会知道，是吧？”
辜连长，这时应该叫辜科长了，也忙说：“是啊，是啊。那种情况下，上头压着要支持那一派，又不能出事，双方又剑拔弩张，虎视眈眈的，真是操心啊。弄不好，就要出大事啊。”
门连长接着说：“上级说要取缔‘八一八’，我得执行。我又怕两派打起来，那天把‘八一八’围在望海山上，要不是我在最前面挡着，真要打起来，得死多少人啊。那山顶上，人没地方躲啊，只能拼死打，是不？”门连长在问彭小宾他俩。
“是啊，是啊。那天确实亏了有门连长在，要不真的很难设想会怎么收场。”彭小宾说。
门连长脸上挂着笑容，说：“那天我虽然虎着脸，要收你们的旗帜。但我看得出来，你们是正派的好青年。而且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之间有戏。哈哈，哈哈！”
鲁队长也哈哈笑着说：“都那个时候了，门连长还有这份心思。”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杜家骏过来对两位新人说：“院门外还有几个挤不进来，你们去看看吧。”
“好，好。”两位新人赶紧走出门来，只见王大妈在丁妹的搀扶下，依在墙边。王大妈抬起手，对春玲说：“闺女啊，大妈这身份不知该不该来。可是我总想我和你们，和你们的爹妈，都是几十年的情份，我得过来看看啊。”
春玲听了也是眼睛一热，差点掉下了泪，双手捧着王大妈，说：“你永远是我的长辈，你永远是我的大妈。谢谢你能过来，谢谢你能过来。”
李辰抱着婷婷，也说：“我也是想了好久，该不该来，能不能来，就怕反而影响了你们。”
“李老师，你说哪里了。我们也在想你，想海秀姐。”彭小宾说。
春玲抱过婷婷，眼泪已经止不住了，只好把脸捂在婷婷的身上，“好孩子，好孩子，没事就到阿姨这儿来玩。啊？阿姨给你糖。”
婷婷高兴地接过糖，说了声：“谢谢。”
萧瑟的寒风中，这两位年轻人，让我们看到了人间还有春天在。
没来的，恐怕就是秦德才了，好在人们也并没有想起他。
34.3辛狗狗
出人意料的事还是层出不穷。
运动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各地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不断有些单位到公社、到村里来调查与龙头镇、与西北村有关联的人和事。
这一天，黄港国营第二棉纺厂（简称“国棉二厂”）来人调查他们厂有个叫党爱国的青工的身份。接待他们的经学文说，龙头没有姓党的，北山倒有个党家庄。来人说，这人就是你们龙头的，是烈士后代，从国民党手里救下来的，一直在黄港福利院长大，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福利院，分到他们厂。
大家一听，说是有这么回事。经学文问，这人出了什么问题，还需要来外调？
来人说，这位同志根正苗红，表现很好，现在担任我厂团委副书记呢。
“那还来调查什么问题？”
“我们是想了解他父母的英雄事迹。回去以后，作为全厂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让广大职工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哦，具体的我真还不知道。我帮你召集个座谈会吧，我也挺想知道的。”
座谈会在西北村大队部召开。找了几位老同志来，有于村长、皮安已、车素花、鲁队长，当然还有秦德才，纪社长也来了。
来人说了意思，大家就说开了。
于村长先开了腔：“龙头的烈士是有几个，可他们家里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没有这样的一个小孩。”
鲁队长也说：“这事我也一直没弄明白，这小孩究竟是谁家的，哪儿来的呢？”
纪社长说：“我也一直奇怪，参加龙头反击战的部队很多，可没有一个带小孩的，这我知道。可是革命烈士的子女怎么会在国民党军队里找到的呢？”
“弄不好啊，是搞错了。”车素花说。她问秦德才：“那天你上山杀地富，到底杀了几个人？”
“我，我……我也记不清了。”秦德才有点急了，话也说不清了。
“你杀了几个人也不记得，你以为是在杀鸡啊？好好想一下。”
秦德才一个一个地扒拉着指头，“……七个，八个，九个……”
“我问你，老李头家那天死了几个？”车素花又问。
“老李头家，全家都带出来了……两个老家伙，还有那个李芹……”秦德才还能记得李芹的名字。
“你是在半山腰杀的人，李芹的尸骨后来怎么又是在村里的水井里捞上来的呢？”皮安已问。
“这我哪能知道？还不成是有鬼了？”
“别扯鬼了，那天你杀的人里面有没有小孩？”于村长问。
秦德才愣了愣神，忽然说：“有，有，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
“谁家的？”大家不约而同地齐声问。
“我想想，哦，是辛家的，是辛家三媳妇带的。”
“那孩子是叫狗狗吧？”皮安已最先想到了。
“对，那时因为他是地主家的，连名字也不让取，就叫狗狗。那年应该是……应该是4岁。”于村长说。
“那今年应该就是25岁了。你们那位党同志多大了？”车素花问。
来人说：“是24岁。”
“那就差不多了。”车素花说。
纪社长说：“不对呀，那小孩不是被秦德才杀了吗？”
“就那小孩没挨我的刀，被他妈扔到山下去了，所以当时我对他妈还多砍了几刀。”
“那小孩扔下去以后呢？”车素花又问。
“我看滚得挺远的，没有气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我以为是死了。再说那时枪声直响，远处已能见到国民党兵的影子了，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就赶紧跑了。”
“国民党兵就上来了？”鲁队长问。
“是的，那子弹从我头顶上直飞，吓得我直跑。”
“这么说，国民党兵就上来了，救起了李芹，也救起了那个小孩。”于村长说。
“这事怎么变成这样啦？”来人大惊。
“你有那位党同志的照片吗？”鲁队长问。
“我带了一张，是他在厂门口照的。”来人把照片拿了出来。
大家相互传看。皮安已一看，就说：“长得跟辛家三少爷一模一样。”于村长、车素花年长一点的，看了都点头。
“啊呀，弄了半天，这个烈士子弟是个狗崽子。共产党算是白养他了，我们都上当受骗了。”来的那人竟然大呼小叫起来。
“你先冷静一点，等我们再了解了解。你回去以后，先别对外说，把详细情况、材料再拿过来。等都落实了，再给你正式的结论。”纪社长说。
来人点头。
“我们也真是，这么大的事，现在才去搞清楚。”鲁队长说。
“唉，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多了，都去搞清楚，搞得过来吗？”于村长说。
党爱国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这背后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他就知道他是烈士子女，革命的后代。福利院一直对他很好，来到厂里，厂领导对他也很重视，一进厂就当上了这个有几千职工国营大厂的团委副书记。他很感激党对他的培养，是党给了他生命，是祖国母亲养育了他，连他的名字也是福利院给他取的。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这一点，对自己也一直严格要求，事事都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应该说已经成长为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青年。而且前几年厂里混乱，两派恶斗的时候，他还没过来，现在形势相对比较清晰，表态处事也容易多了，厂里各方面的人都很欢迎他。他自己也很少在团委办公室里，经常在车间里劳动。纺织厂的车间里，机器噪音很大，对面讲话都听不清，温度、湿度都很高，人在里面是很难受的。车间里的人能跳出来进办公室，那真是求之不得，烧高香了。但是，党爱国还坚持在车间，不会挡车，就跟着机修工学技术。尤其是，这样一个正当年的帅小伙，出现在众多的纺织女工面前，其受青睐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当他被叫到厂长办公室里，办公室主任一反常态，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不能再叫党爱国了，我们查到了你的名字叫‘辛狗狗’。”狗狗顿时愣住了。
“你的父母不是革命烈士，你的全家已经被我们人民政府在土改时镇压了。只有你父亲跟随国民党逃窜了，至今也下落不明，大概早就死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了。”
主任把一大摞调查材料、证明材料往桌子上一摔。
狗狗都天旋地转了。
“从现在开始，你已经被开除了，跟我们厂再没有任何关系。你欺骗了党和人民二十多年，组织上决定把你押回原籍处理。”
主任把这事说成是狗狗骗了国家骗了单位，实在是没有道理。
说着就有人跟着去宿舍，卷上铺盖，上了厂里的一辆工具车，连办公室的杯子、钢笔都没有让去拿。这事传得才快呢，当他走过厂区，往日里喜欢和他嬉闹的女工们，也只是远远地站着，无声地看着他。汽车一阵风似的把他送回了生养了他而他却记不起印象的西北村。
同样的一个人，还是这个躯体，还是这个大脑，只因为家庭出身的不同，一下子就从众星捧月似的王子，立马就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从此，他就从党爱国变成了辛狗狗。
34.4知青生活
党爱国变成了辛狗狗，回到了村里，回到了生育了他而他却是完全陌生的村子。好在西北村对他还可以。经公社研究后，狗狗毕竟和一般的地富子弟不一样，就按回乡青年对待，跟肖胜利、时治国俩一起住在以前李芹住过的院子里。
当辛狗狗进了西北村，把铺盖卷扔到里屋的炕上时，他认认真真地看了看屋里屋外，这就是他从来不知道的家乡，这就是他以后要生存一辈子的地方。
但是，他没有萎靡不振，没有低迷消沉，一路上他想了很多。或许是他一直生活在儿童福利院里，社会经历不多，对社会上风浪险恶体会不多。但他决心站起来，决不趴下，照样做人，照样往前走。前面的路，到底有多远，到底有多难，现在还不知道，但他决心走下去。
路上，中午都没有让他吃饭。理由是这一年多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吐出来，还想多吃一顿饭，没门！
他就问外间的两位年轻人，“这晚饭是怎么安排的啊？”
时治国转过脸，没吭声，嫌他是反革命的儿子。自己的父亲虽然不是属于领导阶级，但也属于当时讲的红五类的范畴，还不屑于和黑五类的儿子在一起。
还是肖胜利说：“这两天你就别操心了，以后我们三人轮流做。口粮，第一年是国家按定量发的，明年就靠我们自己在生产队挣。”
“行。”辛狗狗相信自己能挣出吃的来。
“干活咯！”平金刚一声招呼，八队的地里又多了一个年轻人。大家都过来看，辛家的孙子回来了，西北村的人几乎都过来了。站得有近的，有远的，一大片。有人说，秦德才这家伙，干事情这么不利索，连杀人的事都搞不清杀了几个。也有的说，他们辛家命不该绝，硬是在刀下留了一条根啊。还有人说，现在都搞不清这孩子是命苦还是命好。说命苦吧，居然还能活下来；说命好吧，还是被查出来，从城里赶了下来。最后，大家都在摇头，这事真没法说，这话真没法说，命这事真是没法说。
辛狗狗自己没理会这些。今天是往地里运肥，两人一车。他们四个知青，但是时治国不愿意和狗狗在一起，如果和邢秋芬一组，一个拉不动一个推不动，那就只能和肖胜利一组，而狗狗就和小邢一辆车了。
辛狗狗虽然过去是城里人，没干过农活，但大概是因为二十几年来一直心情愉快，吃得好，所以体质好，推起车来还不是很费力。虽然推小车也有一定技术含量，但体力是第一位的。至于技术问题，他就跟在肖胜利后面看。一个上午下来，也不比肖胜利差。
他看着拉纤的邢秋芬远不是干农活的料，有小斜坡、有沟坎的地方，总是自己一使劲顶过去。邢秋芬的纤绳，有时甚至可以不伸直，弯弯地荡在那儿。小邢也意识到了这点，回头腼腆地笑了。反而是时治国这一头，遇到不好推的地方，自己没有劲，车过不来，还嫌肖胜利没力气推，嘴里又嘟囔着。肖胜利一个劲地苦笑，没去跟他计较。倒是平金刚过来说，你们能推多少算多少吧，下一车不一定装这么多。
对于这些活，虽然队里已经有了一定照顾，可时治国还是累得不行。就几天的时间，就浑身疼痛，手都抬不起来。从早晨下了地就眼巴巴地看着太阳，怎么还不下去，怎么还不下去。那太阳却一直高高地挂在天上，一点也不动。一分钟一分钟地苦熬着，一小时一小时地苦熬着，一天天地苦熬着。这才几天呢，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呢？满心的苦楚，向谁说？时治国实在撑不住了，流泪了。怎么办呢？生场病吧，生场病总可以请假回家了吧。
怎么生病呢？他想了很久，终于走到他们院子的粪坑边，坑洞是朝向院外的胡同。粪坑上阵阵臭味，有几个苍蝇在飞。他看见这几个飞舞的苍蝇，眼神都有点恍惚，终于伸出手，要去抓。可苍蝇比他灵活得多，哪能抓得到？他想再引几个过来，更好打一些。便蹲下“噼噼卟卟”地拉了一阵，用旧报纸擦了，扔下了坑洞。一阵更浓的恶臭之后，果然有几个更大的绿头苍蝇，闻味而来。时治国脱下鞋，用鞋底居然拍死了一个。时治国拣起了这只已经被拍扁了腹部、甚至挤出了白色蛆粒的绿头苍蝇，硬着头皮，闭着眼，含着泪，居然、居然生生地吞了下去！为了能生病，为了能生病而可以回家去住几天，时治国居然抓苍蝇去吃！
吃一只恐怕不行吧。时治国还想再拍一只，院子外的粪坑口却响起了两、三个小孩的声音。
“快来，快来，我说这儿有吧。刚才我听见拉屎的声音了。”
一个小孩的话音刚落，几只用铁丝绑的小扒子，就从外面伸到时治国刚才拉的屎里，扒那擦腚的纸。
“到底是城里人，擦腚还用报纸哎。”
“这下拿回去晒晒干，做饭引火，能用两三次了。”
时治国惊讶得不得了，也没有再去拍第二只苍蝇。
然而，第二天，时治国还是流泪了。
他流泪，是因为他还没有生病。
生生地吃了一只粪坑边的大苍蝇，也还没有生病，也还是不能回家去，他能不哭么。
其实，这也只是时治国的一厢情愿，生了病就能回家啦？哪有那样的好事，就那么容易让你回家，那谁还留在乡下？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还能搞得下去么？亏得时治国没有生病，要不，他会更苦更惨。
也许会问，为了回家，还至于用得着这样吗？可是，你知道这件事吗：当年，在云南的数百上千名成都、重庆的知识青年，为了回家而集队徒步行进，一路冲破重重阻挡。1974年8月28日，行至滇缅公路瑞丽江桥，为了冲破军队和当地民兵用步枪和刺刀架起的封锁，他们不惜组成敢死队，上身赤膊，手持刀棍，吼声震天，一次又一次地拿着命反复冲锋，最后虽然冲过了桥头，还是被四面八方围剿，没能回得了家。（请见：《中国青年梦》，邓贤，作家出版社，2009年；《我们要回家》，刘晓航，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这些孩子，只是为了能回家，只是为了能回城啊！
对新来的几个知青，秦德才也在一个一个地捉摸，能不能玩出个什么花样来。那天，他特地跟着狗狗一起走，看能搭上什么话。忽然，看见胡同口后面那排房有个旧瓦房，秦德才凑近狗狗说：“那就是你家的房哎，那就是你家的房哎。土改时被分掉的哎。”
狗狗虽然来村里时间不长，就觉得这秦德才不是个东西。狗狗知道，地富子女想动被土改分掉的财产的脑筋，那就是反攻倒算，那就是死罪。秦德才明摆着不是在下套子么？他瞪了秦德才一眼，迈出大步，拉开距离走了。
秦德才一看不上当，“呸”了一声。再看时治国，他爹是个省城的编辑，还是当时的社教工作队员，先不下手，等放一放再说。不是还有个邢秋芬么，嘻嘻。
从衣春玲结婚去了彭家以后，邢秋芬就跟王溪住在陶家大院最前面的那排倒屋。但王溪已经变得放荡不羁、恬不知耻了，跟秦德才父子俩都常来常往。
那天中午，邢秋芬回来想歇一会儿，正躺在炕上呢，秦德才也没敲门就蹑手蹑脚地进来了。
邢秋芬以为是来找王溪的，也就没在意，说了声：“王溪姐没回来呢。”
“找王溪干什么呢？找你也行哎。”说着就嬉皮笑脸地到了炕边，伸出手，要拉开邢秋芬搭在身上的毯子。
邢秋芬大惊：“干什么啊？”
“什么干什么呀？你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啊？”秦德才知道邢秋芬胆子小，不敢说话，所以放肆得很，一只手就压住了邢秋芬的手，那无耻的脸就凑了上来。
邢秋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用一只手想推开秦德才的脸，可毫无用处。
就在秦德才要跨腿上炕的时候，邢秋芬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秦德才愣了一下。而辛狗狗刚好走进来，因为邢秋芬有封她父亲来的信，他特地送过来。在街上就听见一声尖叫，他三步并两步地跑了进来。一看见如此这般，上去就扇了秦德才两个大耳光。秦德才刚要叫，又被辛狗狗一把推倒在地上。
秦德才倒在地上，杀猪似地直叫：“反革命的儿子打人啦，反革命的儿子打人啦！”
辛狗狗还想上去踢几脚，被邢秋芬拉住了，“还好，还没出事。”
外面听见动静，忽忽隆隆来了一大群人，听了这情况，都纷纷骂秦德才“狗改不了吃屎”，“真丢西北村的脸”！
辛狗狗听了前一句话，又不乐意了，“狗吃屎，也比耍流氓好。”
杜家骏听出这话的意思了，就说：“小辛啊，要不你就改个名字吧。”
“我就不改，这是革命群众给我起的名字，为什么要改？”辛狗狗也有他犟的一面。
鲁队长说：“秦德才，你跟我回大队部，先办个三天学习班再说。”按说大队一级是不能关人禁闭的。但当时有个流行做法，叫办“学习班”，就是不让你回家，变相禁闭。“学习班”涉及的内容就多了，从干群矛盾到小偷小摸，从男女关系到计划生育，直到私自开荒、下海摸鱼、上山捡了树枝，不管是应该由治安管理办法处置的，还是应该进行正常思想教育的，一概都由“学习班”解决，至于在里面是否挨骂挨打，那要看站在你面前的那个领导的意思。据说，办班“效果”一时还不错。
衣春玲说：“这样，小邢也不能在陶家大院住了。”
“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保证她安全。”辛狗狗说。
“那不行，你们三个大小伙子，多不方便啊。还是上我家吧，跟我妈一起住。”
这件事以后，邢秋芬对辛狗狗由感激发展到了爱慕。渐渐的，在阶级斗争的风霜雪雨中，开出了一朵难得的爱的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