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荒漠绿洲
3.1新的日子
冬天，1966年年初的冬天。
一场少有的大雪刚停下，五三农场的旷野铺着厚厚的白雪。
在农场那排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亮着电灯，潘场长正领着几个管教干部和犯人在开会。去年刚入冬时，农场为了集思广益搞好生产，也为了调动犯人的劳动积极性，找了三个犯人成立了生产技术组，配合场里的生产技术科完成一些具体工作。这在劳改农场的管理中还是很少有的。董平章也在这组里面，劳动也轻多了，三个人单独住一间，条件也要好多了。当然董平章早年就是劳动好手，要讲生产技术也是找对了人。另外那两人，一个是农校的老师，1957年打了个极右，因为不服，1962年不但没摘帽，还加了刑送到了这儿；另一个是农业局的，南方人，大概是困难时期饿肚子贪污了粮食。
这会儿，犯人的生产组和场部的生产科在一起研究开春的生产。以前，农场是不管这些的，尽管是天天在生产，却不考虑生产问题。因为有的是劳力，有的是时间，打多打少也都拉走，犯人才吃多少。可从去年秋天，来了赵玫以后，潘场长的情绪好多了，对犯人的态度也平和多了，虽然他以前也不是凶狠冷血的那种。对农场的工作也愿意多想一些了。
会上，生产组的人提了不少以前没想到过的好意见。比如，每个中队分一些地，相对固定，从种到收，各自负责，不必每天都是几百人的大集体行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无效的、重复的劳动。以前农场的劳动就是为了惩罚，为了尽量地消耗犯人的体力、时间，尤其是要磨损他们的思维能力，所以几乎不考虑劳动效率。“干就是了。不干活，犯人还能再去干什么？”这是管教干部的口头禅。现在，在这方面从提高生产来说，有不少改进的余地。还有，要了解和关心犯人的思想活动。在这种长期关押、失去自由和基本权利的特殊处境下，犯人们看似心如死灰，其实内心波动是很剧烈、很偏激的，容易走极端、出事情，减少思想问题、稳定情绪，也是搞好生产的重要保障。反过来，真的认真去搞生产，能调动起犯人的积极性，也能起到稳定他们思想情绪的作用，有利于做好农场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潘场长听了直点头，“有道理，有道理。”自到农场来后，他还没有听到过这样有用的话，尽管面前的这三个人身着囚衣，平常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生产科的几个人听了也愣了神。他们虽然分管生产，可除了指手划脚，还真没有想过这些。
董平章还提了，这两天这雪下得挺好，可以把空地上雪搬到地里。大家都说是好主意。尽量不去大河里敲冰运回来，不但路太远，还容易得病冻伤人。接着就商议铲雪、运雪的分工，同时也把各中队负责的地块分了下。明早，再找中队长开会落实。
这个冬天，是潘场长最舒心的了。
潘场长敲门又进了赵玫的屋。
赵玫站了起来，走过去，说：“怎么又来了？”
潘场长笑笑说：“我那屋里的炉子又灭了，过来暖和暖和。”
赵玫低头说：“看你鞋上沾的雪，快跺跺。”又弯下腰，拍去潘场长裤腿和鞋面上的雪。
潘场长喜孜孜地说：“这么大的雪，今年会是个好收成啊。”
赵玫靠近潘场长说：“你这粒扣子也松了，不往里灌风吗？脱下来，我帮你钉一下。”说着就去解潘场长上衣的扣子。
潘场长不由自主地端量起赵玫，抚摸着她的黑发，说：“真是个好媳妇。”
赵玫嗔怪道：“去，谁是你媳妇？”
潘场长认真地说：“赵玫啊，真的，我想过很多次。真不如，我回去离婚，我那个家真不象个家。还是咱俩成一家吧。”
赵玫拿下了钉扣子的手，说：“不，不可以这样。我不能破坏你的家庭。你要这样，我马上就走”。
“嗨，你别这么急吗，我说给你听嘛。董平章现在虽然过得还可以，那只是跟别的农场比，跟别的犯人比。形势不会一直这么平静的。万一有个变化，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是他。他是没有尽头的。就算台湾解放了，国民党被消灭了，他也还是国民党特务，你永远是特务家属，永远抬不起头的。你跟我结婚，就是革命干部家属，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你和董平章分离十几年，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了。这样做，对他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任何变化。”
“那样也太对不起大嫂了。我是个女人，我知道一个女人的难处。”
“或者这样，我先去离婚，我们结婚。有了这一层关系，我在这儿能把你户口迁过来，还能安排个农场正式职工，以后再迁到哪儿都是非农业户口、干部编制了。我当个场长，这点我还是能办到的。如果，以后董平章真有出头之日，你可以再离开我，怎么样？要不，我回去假离婚、我们假结婚，先把你的身份改了。”
对于这番话，赵玫的心里是震颤的，一个男人能讲到这一步，那都是在为她想。她停了会，说：“潘场长，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是，我是董平章的妻子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最后不管是什么下场，我都认了。董平章在你面前是3214号犯人，但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我的丈夫。另一方面，作为李淑英，我是你的人。你救过我两次命，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你给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是个好人，我愿意侍候你，但是离婚、结婚的事，就不说了。你可别像那个经大臣。”
“经大臣？那个经乡长吧！怎么啦？”潘场长顺手把灯关了。
赵玫那间屋的玻璃黑了。房顶和门前的积雪，在月光下是那么的皎洁。
3.2老俩口
又快过五一了，当然对于五三农场，是没有五一节这个概念的。春天了，路边稀稀拉拉地冒出了小草，农场院子里的杨树伸出了嫩叶。赵玫领着两个留场人员到大院门外的菜地拔一些葱，割一些韭菜。这些也是赵玫想到要种的。
突然，菜地里远远地有人影在动。大家正奇怪这荒天野地，哪会有人呢？大概是听到有人过来，人影站了起来要跑。看清了，还是两个人呢。但是跑得很慢，晃晃悠悠的样子。赵玫身边的人喊着：“什么人？”跑了过去，不费事就抓住地里的那两个人了。
赵玫过去一看，是一男一女，五十多岁，像是一对夫妻，也是衣衫褴缕，蓬头垢面，完全是一副难民的样子。男的还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袱，女的拐着一个破篮子，里面是一些野菜小草。两人相扶着，神色惊恐，浑身哆嗦，跪在地下连连磕头哀求：“放了我们吧，我们没有偷菜，我们只是拔了一些野草。不信，你们看。”老两口，女的捧上篮子，男的把包袱都翻了过来，里面什么也没有。浓重的地方口音，那两个职工听不懂，没有反应。
老两口又说：“我们看这儿的野草长得多一些，才过来的。我们就走，我们就走。”
赵玫叫那两职工放开这两人，问：“你们是哪儿的呀？慢慢说。”
这才知道，老俩口是从湖南来的。去年儿子因为讲错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才十六岁，就判刑十年，送到这五三农场服刑。从儿子被抓走后，村里一些“积极分子”就天天来闹，砸门撬窗，屋顶也掀了，锅台也砸了。他们实在呆不下去，就弃家舍业冒死到这儿找儿子。
“来多长时间了？”赵玫问。
“有一个多月哒。”
“见到儿子了吗？”
“远远地看到过。”
“讲上话了吗？”
“冒得（湖南话，没有），靠不上去，刚靠近就来赶了。我伢子还是近视眼，他还冒（没）看到过我们。”老俩口流着泪说。
“唉，”赵玫也叹息了，“你们住哪儿？‘
“哪有住的？有棵树底下蹲着就不错了。”
“那吃什么？”
“就是呷（湖南话，吃的意思，念qia）不上饭，天天饿得发昏。唉，活不了几天哒。”老俩口又是泪流不止。
赵玫的眼睛也红了，用手抹着。如果不是遇到潘场长，眼前的老俩口，不就是她今天最好的可能性吗？
“你们跟我来，”赵玫说，又对那两个职工说：“你们再掐点葱，割十几斤韭菜回来。”
她带着那老俩口来到大门口，叫他们在外面等着，自己匆匆地进了门。
走到办公室门口，潘场长看见了她，过来问：“什么事啊？这么急。”
赵玫大体说了一下。
潘场长沉吟了下，“是有这么个人，老是吵，老是闹，不肯安静，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老俩口住在野地里也不是个事。死在我们大门口，影响也不好。你从伙房拿几个窝窝头给他们，跟他们说，从大门往东一直走，走十几里路后，有一片胡杨林。沿着胡杨林的边再一直往东，还有几里路，就有一个小绿洲。那儿有个已经被维族老乡遗弃的小村子，也就是三四户人家的房子。我估计有的倒了，有的还能避个风。那儿还有个大水塘，有上百亩荒废的田地，说不定能养活个人。叫他们过去试试看，总比在这儿的野地里游荡要强。”
“那好，我原本就是想拿几个窝窝头给他们。要是有那个地方，也能对付一阵子。那，什么时候能让他儿子见他们一眼？”
“这事要慎重，不能感情用事，不然反而坏事。”
“嗯。”
赵玫进伙房用纸包了几个窝头，又出门，给了他们。他们俩千恩万谢，又磕头又作揖。赵玫扶起他们指了向东的路，说了那儿的情况。
老俩口相互搀扶着，一步一瘸，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向那片荒漠尘土的远处走去。
赵玫望着他们远去，自己眼睛也湿润了。
3.3心的激荡
这以后，赵玫经常带上几个窝头，趁午休在大门外走走看看，希望能看到那老俩口，能多少帮他们点忙。五天六日的，还真能碰上他们。其实老俩口，几乎每天要来回走上四五十里路，想看上他们儿子一眼。赵玫能遇上的，也是碰巧了。老俩口手捧窝头每次都很难为情，又不能不接，没有这点接济还真不行。
在一场昏天黑地的沙尘暴之后，赵玫有十来天没见到他们了。赵玫心里很惦记，出了什么意外啦？她跟潘场长讲，想过去看看他们。潘场长说：“也行，要不派个人跟你一起去。”赵玫说：“不了，我能行。”
赵玫起了个早，带上十几个窝头，装了一个行军壶的水，带了根有尖刺的长棍，朝潘场长指的东方走去了。那天早晨，天气不错，风儿不大。一路走来，大地是那么的空旷辽阔，地势平缓而稍有起伏。四处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土堆、沙丘，土堆的顶上和四周长着红柳、荆剌和蒿草，除此而外满眼只有一种单调的土黄色。从近到远，直到天边，都是这亘古不变的景色。四下里万籁无声，静静地，静得从心里发怵。唯一活动的就是风儿卷起的阵阵砂尘，贴着地面卷过，鼻腔里满是干燥呛人的土腥味。
在这苍穹之下，茫茫大漠，当只有你一个人孤独地走着，内心会变得十分地寂寞、无助和凄凉，甚至是悲壮。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人的渺小，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人在这漫漫黄砂与尘土之间，不过就像脚下无以数计的砂粒中的一颗，那样的细小，小得可以略而不计，甚至连这样的一颗砂粒也不如。当你在世界上消失掉多少年以后，那颗砂粒却还依然存在。
赵玫为萍水相逢的老俩口走的这一趟，也是有风险的。一则，南疆是有野狼的。虽然因为猎物的稀少而狼群也很少出现，但一但遇上，也是不好对付的；二则，南疆的旷野很容易迷路。万一迷失方向，在戈壁荒漠中，下场可想而知。在五三农场东面一带，还有土海，意思是一片能淹死人的像海洋一样的尘土。那是一种极细的尘土堆积在原本的沟壑里，表面平坦，看似灰土，与四周无异，下面却是深达几米、十几米。人畜上去，就像沉入无底的泥沼，越挣扎越往下沉，不用几分钟就埋没得无影无踪。
赵玫按照潘场长的嘱咐，迎着太阳，在远处的天边找一个高大的容易识别的土堆，盯着它一直走。等走到了，再在天边找这样的一个。潘场长说，回来时，也是这样，而且要等太阳西斜时再走。一是天气凉快，二是迎着太阳更好找方向。千万不要中午走，南疆一天中的温差极大。中午太阳当头，整个大地都会反射出刺眼的白光，蒸腾上升的热气使远处的景物晃动扭曲，眼睛会因此而迷糊，心绪也会因此而虚幻，那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当赵玫走过了两个作为标识物的土堆，远处就见一片胡杨。渐渐地树林走近了，她照着潘场长指点，沿着树林的南缘往前走。她，看到胡杨林心里感慨万分。在这样恶劣的几乎寸草不生的自然条件下，胡杨神奇地挺立着，那么地生机盎然，那么地高大伟岸，绿色的枝叶伸向天空，几乎触及到云彩。那苍老皲裂的树皮，见证着它的拼搏与顽强。树下灰白色的叫做胡杨泪的碱性结晶，诉说着它的艰辛与苦难。据说，胡杨树三百年不死，死了三百年不倒，倒了三百年不朽。生命在这里又显示了神奇的力量，不由得叫人惊叹、叫人震撼。
走过胡杨林，再往前有个小小的山坡，南坡下果然有几间土房。都是黄土的颜色，远远的真是看不清。山前有一片平展的土地，厚厚的黄砂里居然冒出一些植株，显然这是一块曾经耕作过，而又遗弃了的田地。再往南还有一大片水塘，夏天丰水期，还能和不远处的一条河流相通，一直连到叶尔羌河。这儿曾是维族的一个小小村落，只三五户人家。1958年，当地为扩大粮食生产，动员了几十人过来翻耕垦荒。结果原有脆弱的土地结构被破坏，导致盐碱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不但新的耕地没种成，原有的二百多亩地也只能舍弃。到了困难时期，那几户人家也只得背井离乡，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只剩下这好似历史遗迹的几间房。而今成了潘场长指点那老俩口的庇护场。
赵玫走过两排已经坍塌的平房，那是当时垦荒人的集体宿舍。走近这几间民房，房前的木栅和围墙已经东倒西歪，门窗残破不全，到处是厚厚的尘土，屋里黑黑的，没有动静。赵玫一个院子、一个院子走下来。当她推开中间的院子，屋里有了惊恐的声音：“哦，哦，”门紧紧地推上了，门后面还有什么声音。
赵玫上前敲门：“是湖南来的马大爷吗？”
屋里沉默。
赵玫又敲门。
门后面有了动静，一会儿出来了声音：“你是地里的那位好人？”
门迟疑地开了，门后面正是那位马大爷。
“啊呀，是你呀，真不敢相信你会来。一开始怕是有野兽，以后又怕不知道是什么人。不敢开啊，有时候人比野兽还厉害啊。”
“好几天没见到你们，过来看看怎么样了。”
“进来吧，进来吧。可惜都是灰，冒（没）得地方坐。”
屋里很暗，尽管屋外已经很热，可屋里还有点阴冷。屋子空空的，除了地上厚厚的灰，就是靠门边的一口破水缸。角落里堆着一摊草，那个马大娘正趟在上面。
“前两天，大风沙那个厉害，从来冒见过。我们都回不来哒，不知道走哪儿了，在野地里土堆下过一夜。第二天，看见这胡杨林，才摸了回来。一回来，我堂客就起不来哒。”
渐渐地从说话中知道两位老人并不老，也就五十刚出头，苦难使他们从内心、体力到外表都提前衰老。他们的儿子小马初中毕业就在村里当代课老师，虽然一个月才24块钱，却是多少人得不到的好差事，有多少人想把他拱下来，尤其是那个村支书的儿子一直在想顶他的位置。一天，他领着学生在场上干活，旁边村支书的儿子在扬场。一阵风从东面吹过来，扬起的碎屑进了小马的眼睛。小马就说了句：“刮什么东风啊，叫人睁不开眼。”支书儿子马上举报，“这是跟毛主席唱反调。毛主席说：东风压倒西风。小马说刮东风不好，这不是对抗毛主席吗？”当天晚上，就开社员大会，村支书点名批评。小马才十六岁，哪知道深浅，还不服，红着脸跟支书吵。第二天，村支书上了公社报告，公安员当时就过来抓走了。一个月后，来了判决书，说小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还态度恶劣，反动气焰嚣张，从重判处十年徒刑。三个月后，小马给家里来了信，说是已经到了新疆麦提那的五三农场，那是1965年的秋天。那时湖南的社教运动全面铺开，阶级斗争的烈焰越烧越旺，积极分子们纷纷要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对老马俩口子岂止是冷眼相待，而是可以随意欺凌。于是老俩口拼着一死，转换到了现在的场面。
赵玫无言以对，讲不出什么话可以宽慰他们两位，拿出窝头，留下水壶，四处看看能帮点什么。找到了一个铁盆，虽然锈了，可还能盛水，顺着一片片鱼鳞似翘起的曾经是水湾而干涸了的地面，赵玫走到一里多外的小湖捧了一盆水回来。那湖泊也有几百米的方圆，四周是一丛丛芦苇和蒲草，岸边浅浅的水里居然还能看见白鲢子和鲫瓜子在游动。一只卡盆（新疆话，胡杨树刻的独木舟）斜斜地半沉在水里。看来当初还真是一片鱼米之乡的好田园。
赵玫一直陪他们到太阳西斜，才往回走。
迎着灿灿的太阳，走过一个个土堆，赵玫这才想起，从早晨出来还没有吃过一口饭，喝过一口水。累了、饿了、渴了，农场还远呢，四周还是亘古不变的土黄色的景色。赵玫真想停下来，可又不能停。无尽的旷野，哪里能有个依靠，有个支撑，有个强壮的臂膀，孤独和渴求又涌上心来。
哎！一个土堆下，忽然走出一个人影。赵玫立刻紧张起来，这地方怎么还有人，会是谁？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潘场长。潘场长，他在这儿等了很久了。他怕赵玫迷了路，有意外。
当赵玫看出来是潘场长的时候，像是见到了渴望已久的救星，心里热血涌动，不能自己。两人走到一起的时候，紧紧相拥。赵玫靠在潘场长的身上浑身瘫软，身体慢慢滑落下来，横躺在了空旷的蓝天白云之下，亘古不变的黄砂与尘土之中。
在热浪澎湃的激情中，赵玫都分不清，这是真实还是虚幻。
两个中年男女的这份感情，不是用“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之类的说词所能解释。
赵玫回农场的时候，还到伙房里看看菜炒熟了没有，馒头有没有出笼屉。
潘场长进农场的时候，嘱咐门口的哨兵说，关上门吧，外面我都看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