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背后一刀
9.1写黑信
对于清理阶级队伍、重新安排干部，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宗发奋心里还是有点喜滋滋的。毕竟有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想要他怎么的，他就得怎么的。是上，还是下，哪怕是叫他趴下，全都是凭自己一句话，甚至是脑子里极随意地一闪念。这叫什么？这就叫权力，而且是权力中的权力，决定别人命运的权力。我宗发奋十几年混下来，这方面的权力是越来越大了，用起来是越来越得心应手。想想，还有哪个地方没用到？
宗发奋想了一下，有，怎么没有？那个，就是那个，他一下子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西北村的小军官，他后来打听是姓邬的那个小军官（海源人习惯把年轻的部队干部叫“小军官”）。那年右派分子李辰回来，他居然偏向李辰，不给自己面子，最后还把李辰驮回了家。宗发奋最痛恨的就是眼睛里没有他的人。这件事，他是骨鲠在喉好几年了，怎么能忘了？那年他就下了决心，早晚要叫那个姓邬的吃个苦头，现在不就是时候了。
想个什么法呢？叫他吃个什么苦头呢？这方面，宗发奋有的是办法，不用别人教。
上部队告他，向他的所在部队上级领导那里告他，包庇右派，这可是一告一个准。他部队上不能不处理，而我宗发奋又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像那个李辰，写那种信，反映社会阴暗面，做这种事，对自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写对了，不会来表扬你；写得不对，或者说你写得不对，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虽然，四年前把省委但处长引来的信没再去查是谁写的，但肯定跑不了是李辰那小子。这事以后肯定还会有个说法。眼下，倒是轮到我来写信了，告姓邬的那小子。
告什么？那还用说：包庇右派，跟右派划不清界线，从思想感情到实际行动都和右派穿一条裤子、坐在一条板凳上……具体例子呢？对右派分子和地主分子相互勾结不闻不问，反而包庇打掩护，还亲自把跑出来的右派驮回家去。还有什么呢？对，就说是他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反正是相互对话，多几句，少几句，无所谓。就是再编上几句，也没地方追究。
还有呢？宗发奋看看纸上写的，觉得还不够。对了，还有！宗发奋一下又想起来那年李辰搞的什么“忆苦思甜会”，叫姓邬的娘来诉新社会的苦、诉社会主义的苦，很能说明问题嘛。一定是姓邬的在背后指使他娘，在右派分子的配合下向党发起的又一次进攻。对，对，对。写上，写上。
宗发奋把有的、没有的，猜到的，瞎编的，足足写了好几页，最后落款写了：“西北村社教工作组”。觉得还不够分量，又跑到公社大院的社教工作队办公室，叫他们盖上了工作队的章。
办公室的人还问，这是什么材料呀？宗发奋说，这是外调材料，盖上工作队的章，表示更加重视。类似的外调材料，每天往外寄的多得是，办公室也懒得去看。
等盖完章回来，宗发奋又在大红印章前面添了一句话：以上情况完全属实，请贵部严肃查处。这下就更有分量了。
宗发奋心安理得地亲自把信寄了出去。
9.2离队复员
邬中和所在的，是个工程兵部队，正参加三线建设，在贵州山区挖地下战备仓库。那几年，东南亚地区的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首先是越南在美国的咄咄进逼之下，反而节节胜利，不但对南越志在必得，连老挝、柬埔寨也在其影响范围之内。印尼共产党又成为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在国内可以呼风唤雨，政权的转变几乎已无悬念。其他各国的武装斗争也成了燎原之势，四处蔓延。缅共、马共、菲共、泰共的游击队一时间还真方兴未艾，有声有色。对这些，中方都全力支持。在国内，尤其是在大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把大西南建设成能防备美帝和台湾国民党在东南沿海武装进犯和支援东南亚革命斗争的战略大后方。
邬中和和他的连队就在肩负着这样的光荣使命。
偌大的山洞，一阵爆破刚过，浓烟还未散去，空气还十分呛人，邬中和带着战士就推着铁板车、扛着工具进去了。有的班，忙着把碎石搬上车，推出来；有的班，抡起大锤把一些大的石头砸碎；有的在查看爆破情况，选定下一批的爆破点；也有的抬进鼓风机通风。
邬中和本来完全可以就在洞外，指指点点就行了，但他是个实在人，穿着和战士一样的工作服，戴着柳条帽，同样是一身一脸的灰土，干得比战士们还带劲。真的是实实在在地为革命出力。
这时，连里的姚指导员很严肃地进来了，在一群灰头土脸之中都认不出哪个是邬中和，只好喊了声：“邬中和。”
那喊声还挺奇怪，再说往常都是叫“邬连长”的。今天，是从未有过的直呼其名，怎么啦？连战士们都停下了手。
邬中和知道是怎么回事，应了声，自己走了过去。姚指导员冷冷地站在他对面。
他俩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都是三十多岁还在连级的职务上。要是在一般的野战部队里恐怕就转业走了。也就是在这种部队，那时又没有文职编制，所以一直干到现在，两人也就多了些共同语言。可是从上个月，姚指导员通知他去团部以后，指导员明显地对他冷落下来了。
那次，就是师部接到海源县龙头公社社教工作队来信后，要团里调查处理，团部找本人了解落实具体情况。不到一个月，团里又来找他了。
姚指导员一直走到他跟前，才很简短地说：“换件衣服，上团部去吧，易政委找。”
邬中和骑了辆工地的破自行车，一个小时后到了团部。
常年的野外作业，四十多岁的易政委，也显得黝黑，满脸的沧桑，见邬中和进来，示意他坐下。易政委很严肃地宣读了团里的决定：从即日起，解除军籍，按复员处理。
尽管邬中和有所思想准备，但听到这决定还是很意外，就说：“上次我来已经解释过了。那个李辰，是政府放出来的，不是逃出来的。遇到他病了，倒在路上，我是用自行车带他回家去，不是背他走的。”
宗发奋写的信是很鬼的，说李辰是“跑出来”的，部队领导一看以为是“逃出来”的；又说是“驮回来”，而不明说是用自行车带回来，叫人一看以为是和右派亲密得背了回来。
易政委一摆手，“这些细节就不用讲了，反正是属于政治性错误。考虑到你这些年来工作比较努力，为部队做过一些贡献，所以，我们在结论里什么也没说，只是说按复员来安排。就是经济上的补偿要少一些。但是，我们也是为你向师里做过一些努力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希望你能理解。”
邬中和在部队多年了，完全明白这些，还能再说什么呢？
部队的军人到一定年龄要退出现役，叫退伍。一般来说，战士就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原来是农业人口的，还回农村去，叫“复员”，大概是恢复原状的意思。部队干部就在城里安排个工作，转为非农业人口，叫“转业”，意思是转换个职业。军人本身没有“常住户口”，不存在农业人口还是非农业人口的问题。复员与转业，在个人的经济待遇上当然有明显的差别。对邬中和这样的干部身份采用“复员”的方式，也是一种极特殊的处理办法。组织上考虑过，如果做出处分，依据也不是很充分，对当事人的影响更大；不处理，组织上更要承担谁也不愿意承担的政治风险。
为了让邬中和理解领导的苦心，易政委又说：“这不是处分，这是处理。这样处理，档案里不留材料，政治上也没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这样，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啦。”
易政委讲的意思是，经济上会有些损失，但政治上不受什么影响，已经是很好的啦。其实政治上，怎么能不受影响呢？只不过是影响小一些，不是“打击对象”，而是“抛弃对象”，这辈子是不会再“使用”了。
邬中和理解这些，知道领导这种特殊方式的“好意”。所以，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点点头。
易政委还有点不放心，说：“你也不用再上师部去找，那样反而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吗？”
邬中和这才说：“政委，你放心。这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
易政委舒了一口气，淡淡地一笑，过了一会儿，又说：“跟你说句实话吧。这话你听了，可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离开部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很快要去越南了。你倒是可以回家跟老婆孩子在一起了。”
六十年代初，美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不断向北扩展，为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国从1965年6月开始，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达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我也听说了一些，谢谢政委了。”
邬中和回工地后，向姚指导员汇报了团部对自己的处理决定。
姚指导员看着邬中和，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也已经知道了。”
过了会儿，又慢慢地说：“我们要再见了。”
那眼神，那语气，又有着种种无法解读的异样，看来有多少想对战友倾诉而又无法说出的话，憋在姚指导员的心里。连句告别的话都无法完整地说出来。
最后，姚指导员慢慢伸出了手，似乎要握一下，却又缩了回去。一会儿，又抬起来，在邬中和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要知道，在中国的礼节里拍肩膀要比握手亲近得多但又是非正式的。
邬中和回家乡后，那支部队换上蓝衣服，真的去了越南，修筑安沛机场。一年的时间，部队换防回来。邬中和得知姚指导员牺牲在了越南的土地上，他想去部队凭吊悼念一下。回复是，难以接待，因为他们不是以公开身份去的。当时，我们对外声明，在越南我们没有一兵一卒。
1979年，那支部队又进入越南境内。不过，那次是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去跟越南人打了。那时，邬中和已经和部队没什么联系了，不知道部队去了以后的情况。
1966年的春节前，邬中和没带领章、帽徽，赶回了家。
他的妻子很惊讶，怎么没像往常那样，戴着大盖帽，那么地神气，那么地俊气，走在路上人人都羡慕。邬中和把事情一说，妻子十分地悲戚，眼泪在眼睛里转，怯怯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邬中和没有说是因为那次带李辰回家的事，只是说在部队上十几年太累了，哪是什么当兵呀，就是在出苦力。一样地出苦力，不如回家了。
妻子无语。
邬中和又劝说：“现在外面世道很乱，不如在家里。一家子在一起，还安稳点。”
妻子点点头，说：“这样也好。”
邬中和回家后，家里能不能真的安稳，咱们往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