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反夺权
21.1于村长的动作
于村长，于继承，他也在反复地想。“革命”，迫使他在日夜思索，不过不是作为农民应该想的怎样去播种、收获，而是在想怎么在残酷的斗争中生存，去夺取胜利。不是争取，而是夺取。他怎么能不想呢，革命了几十年，为了西北村，自己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可是那有什么用？社教运动时，不是一样被打倒在地，一样被秦德才这种无赖欺侮。真的是不能不问政治啊，那怕是在农村的茅屋里。
他在想，秦德才这种无赖能占据公社大院，坐上了书记的办公椅，凭什么？居然还没人去管。什么是变天，这就是变天。还用地主富农来变天吗？流氓地痞变天更歹毒。他秦德才能坐，我于继承就不能坐？对了，去抢回来。于村长并不是要抢公社书记当，而是要把抢了位置的秦德才赶下来，是另一种造反，造“造反”的反。于村长也不懂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古文，更不知道后来有“反夺权”的名词。他就是要把秦德才赶下来，龙头镇、西北村决不能交给这种人。
找谁一起干呢？他有儿子、孙子，叫上他们，那是最自然的了。杜家骏身边倒是有一批人，还取了个名字，叫“红太阳”。但他不愿意找杜家骏，他总觉得社教运动里杜家骏太软弱，甚至是有点滑头。这个气，他还没有消。他把西北村的人，理了一遍，也能找上几个人。
果然也有一些，愿意响应于村长的。比如邬中和，他既对宗发奋那样的老当权派有意见，更看不惯秦德才这些造反派。他从部队复员回来，本来什么也不想管，活动圈子很小，干完活就回家。什么人也不想多见，什么话也不想多说。可是，这事态的发展，逼着他去看，去想，去说，去管。再不说，再不管，真的就“变天”啦，地痞流氓就“变天”啦。再这样下去，他想有块安静的立足之地也没有啦，不干也不行啦。于是，于村长一发话，他就跟着干。谁都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场不小的雪，停了。天放晴了，湛蓝湛蓝的。
那是1967年初，快过春节了。这一年国务院通知了春节不放假，所以革命也没有停下来。
早饭后，于村长就领了七、八个人，没有名字，没有旗帜，更没有成立和誓师大会，一声号令，手持木棍，就冲进了公社大院。
他们高喊的口号是：“不许包庇走资派宗发奋！”
“把宗发奋交给革命群众批斗！”
他们喊出这个口号也是经过考虑的，比较策略，不是针对造反派，更不是针对文化大革命，走资派谁都可以批。真打起来，也占理。
造反派（他们的简称叫“造委会”或“贫造会”，反正也没有什么标准的叫法）这边没料到还会有人冲击公社、冲击他们的事。门口和平常一样敞开着，没有任何防备。大门口的人，见一伙人拿着木棍冲进来，也就散开了。
公社干部们除了少数短时间回家之外，大都还在。因为还要等着领每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三、四十元，但这是他们（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唯一的生活来源，所以尽管形势险恶，他们也得硬着头皮顶着。
在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里，工薪人员都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对他来说，不只是意味着工资，还牵涉到户口、住房、医疗、福利，连以后的退休金，甚至包括子女安排等等你能在社会上立足的几乎所有方面。失去单位，就失去了这一切，连回乡当农民都不行，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而且这个所在单位还极难变动，以至于那时有大量的夫妻长年异地分居而无法调动，直到退休才能聚到一起。甚至红极一时、操纵了别人生杀大权的造反派也不能把自己转为非农业人口，也不能给自己提高一分钱工资。这种管理体制造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动乱，也没有使社会崩塌，但也使无数的普通群众无处躲避。
公社干部们远远地躲开看着。
于村长冲进原先宗书记的办公室，秦德才没在，就把窗户砸了个稀烂，碎玻璃掉了一地。运动以来，这玻璃窗已经碎了好几回了，那年头，玻璃厂的生产大概很红火(还有造纸厂、墨水厂、油漆厂这些)。
于村长原来是个很沉稳的人，社教运动中无端被打击的怒火在他心中始终不息，他要找秦德才算帐，也要找宗发奋算帐，今天这两人一个也没在。他虽已年近六十，却手持木棍，瞪着布满了血丝的红眼，像一头被彻底激怒了的公牛，四下张望着可以攻击的对象。
窗外，“嗷嗷”地响起了人声，储小二领着造反派围了上来。
于村长居然一反常态，毫不畏惧地迎面冲出屋去。
储小二见于村长那边没几个人，也一时性起，回头向同伙一招手，学着电影里的人物喊一声：“弟兄们，给我上！”
双方就干上了。
于村长看见储小二，就想起惨死的彭会计、想起包金贵，血涌心头，分外眼红，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得竟像铜铃似的大，抡起手中的长木棍朝储小二的铁棍打去。
只听“咔嚓”一声，木棍不经打，一下子断了，大家正为于村长捏一把汗。说时迟那时快，看那储小二却立定不动。他看到的不是木棍断了，而是于村长那血红的大眼，在他储小二的眼里变成了包金贵的血红大眼。啊呀，怎么是包金贵站在这儿？他的头皮突然竖了起来，跳起来大叫：“有鬼啊，有鬼啊！”竟然向后逃跑去了。
他带的那帮人自然也就稀里哗啦地向后退去。
于村长还来劲了，挥舞着那半截棍，直喊：“打这些王八羔子，打这些王八羔子！”
正在于村长以为自己要大获全胜的时候，大院外的西街上有了大队人马的声音，秦有理领着中学上百号的红卫兵赶来了。
“嗷嗷”一片喊杀声，从街上涌进大院门口。
这么一大帮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举着各色棍棒的红卫兵，很快就冲到了大院里。
邬中和始终在于村长的身边，这时问：“看来他们的大队人马来了，怎么办？”
“冲出去！”于村长说。
“不可以往外冲，正好和他们迎面相撞。他们人多，咱们要吃亏。我们从后面翻墙走。”
“好！“
于村长等迅速撤向后墙，借着一个砖砌的垃圾箱，那边侧的半截砖垛，翻了出去。
邬中和站在最后，把于村长托了上去，翻过了墙。
秦德才也从后面赶了上来，已经跑到墙边。穿着旧军装的红卫兵们嗷嗷地叫着，眼看要围了上来。
那邬中和，曾经是一个解放军的连长，大吼一声，抡起木棍往下扫去，吓得那些红卫兵直往后退。
这时邬中和一个箭步，蹬着墙下的砖垛，翻了过去。
秦德才和秦有理眼睁睁地看着于村长他们一个个地翻墙而去，跳着叫骂，叫红卫兵们赶紧出院子绕过去追赶。
等秦有理带着红卫兵，返身跑出大院从西街上再要进西北村时，平金刚领着“红太阳”的人马，手持长棍，已经把胡同口封住了。
这么窄的胡同，这么些人挡着，秦有理知道是冲不过去的，也骂骂咧咧地转身走了。
于村长知道，这次是杜家骏、平金刚的“红太阳”解了他的围，心里很是感激。
于村长清点了一下自己的人马，还好，没有大碍。邬中和破了点皮，擦点红药水就行了。
这次反夺权，就这样无功而返。按理说，在于村长面前，秦家父子算什么东西，大吼一声就能喝住了。可还是败落而回。因为这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较量，而是更大背景之下的政治势力间的较量。或许于村长还不能完全看清这一点，然而，这种较量会更加激烈地进行下去。
21.2秦德才的对策
秦德才被于村长这么一搅，虽然没有大的损失，最多宗发奋的办公室不住了，住到纪社长的办公室，但总是心神不宁。他的墙外，就是西北村。西北村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冲进来抓了他，杀了他。
西北村不服他的人多啦，不只是于继承，从鲁来福、平金刚，到邬中和、彭小宾，连那个小丫头衣春玲也不服他。不但西北村的不服他，连本公社别的大队的造反派也没几个服他。他杀了包金贵一家，虽然政府没有力量管他，但留下了恶名，有人怕他、躲他，更多的人在恨他。
找谁商量这事呢？那只有自己的儿子。他儿子有文化，有本事，又是红卫兵的头，就他爷俩就能把龙头镇镇住。全公社也再没有这样有本事的一对父子了。想到这儿，秦德才又乐了。
他跟秦有理一商量，还真想出了几条办法：一是红卫兵的主要兵力进驻公社大院和陶家大院。既保护了秦德才和造反派的安全，又扩大声势。红卫兵还偏在东门外中学的一角，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二是释放被看管的走资派。现在造反派面对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跟走资派过不去，而是来自别的群众组织的威胁。而且红卫兵也没有粮食给走资派他们吃，这也是个实际问题。更何况还可以向他们招安，争取有几个领导干部投向造反派，岂不又壮大了队伍。
秦德才跟纪社长谈了话。秦德才的心里那个高兴呀。曾几何时，他还是别人眼里的一条狗，现在可以以领导的身份，倒过来找公社社长谈话了，而且还可以决定他的去留，决定他的命运，心里那个爽啊。
但谈话的结果，并不随心所愿。纪社长淡淡地说，要是放他出去，就回家去看看，这些日子，觉得身体也不行，想休息几天。
“那你就走吧。”秦德才心里不快，站起来就走。
跟宗发奋谈话，秦德才心里就复杂了。看着这个看起来挺精明的中年人，当初不可一世的党委书记，如今也乖乖地落到了自己手里。尤其他老婆，嘿嘿，他老婆也被我用过了，嘻嘻，心里不免又乐呵起来。
宗发奋的心情也很复杂，本来是指望着等到运动后期“秋后算账”，把眼前这家伙狠狠地往死里整。可运动的发展不是这样，不但见不到往常运动后期的迹象，而且报纸上、广播里，中央文革还一再号召要支持红卫兵、支持造反派，最近又提出了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革命的发展，真的和以往不一样了，那我还硬扛干什么呢？不如转向造反派，又能少遭罪，说不定还能成了“革命领导干部”，进入新的领导班子。
所以当秦德才说希望他能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做全公社领导干部的表率，他强忍着厌恶和愤恨就应下了。不过他看着这秦德才的模样，实在也是够恶心的，料定这小子最后必定没有好下场。我这权当是人在屋檐下，暂且低回头吧。
秦德才看着宗发奋，呲着黄牙笑了。
宗发奋看着秦德才，闭着嘴从鼻子里哼哼出两声，也笑了。
秦家父子想的第三条是，收编彭小宾的“红海洋”战斗队，壮大自己的力量，但这不过是一相情愿。谈判并不理想，彭小宾他们显然不愿意跟秦德才合伙。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互不攻击、互不妨碍，在坚持革命大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做某些合作。虽然，结果不够理想，但对于秦德才来说，至少也是巩固了后方。而且，彭小宾答应帮助修复公社广播站，双方共用，这对于壮大声势，将是十分有利的。
几天后，彭小宾把公社大院里的广播站修好了。彭小宾干过电工，这个活还是干得下来的。
街上的大喇叭又响了。
广播站里很简单，也就一间房。窗前有二张长桌子，桌上桌下放上了全部的机器。一个立柜，放着书籍、文档，靠门口是一张值班用的小床。
这回王溪当上了播音员。她坐在话筒前，嘴一张：“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龙头公社革命造反广播站开始广播了！”
虽然王溪的普通话也不标准，自小也在龙头长大，但毕竟还有外来的底子，海源那种特有的地方口音要轻一些。当院子外面电线杆上大喇叭里自己的话音从窗外“嗡嗡”地传进来，她觉得神奇极了，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声音吗？自己的声音有这么洪亮、这么好听吗？那个感觉啊，好极了。全身心的喜悦和振奋，人都好像离开地面浮了起来。
秦有理在边上，赞赏地看着她，拍着她的肩膀。
王溪念完一篇短短的宣传稿，便关掉话筒，转成播放革命歌曲。
秦有理用火辣的眼神看着她，把手伸了过来。她觉得心脏在狂跳，热血在奔腾，呼吸急促，脸色潮红。眼看着秦有理靠上来，他手指伸向的每一处皮肤都敏感地刺激着神经，心更跳，更激动，更不能自主。整个身体都觉得在膨胀，眼睛里充满着激情和渴望。她喘着气，闭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