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经老太去上海
21.1大上海
经老太又多了个烦心事。
本来她和经乡长，现在都不知道该叫什么了，就叫老经吧。本来她和老经的关系，就叫人够烦心的了。她和老经几十年，怎么说呢，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在一起不吵，不在一起也不想，更没有想过什么感情啦、幸福啦那些以前都没听说过的词。老经到南方去，也是革命的需要，经老太也没多想，更没有想到要跟着一块儿去南方。组织上没提，自己也没想。现在想来，有点不对劲了，老经怎么几年不回来了。还能在外面有花花草草？也不像啊，老经是个土得不能再土的人了，从没有过歪歪心眼，一直很本分啊。再说老经那样，长得像个土疙瘩，连我经老太都没看上，还能有外面南方城里更年轻的女人看上他？不至于吧？可又是五年没回家啦，革命工作也不会忙成那样吧？经老太也有几分着急，但再一想，以前农村里男人出去当兵、念书、做买卖，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不回来，甚至一直毫无音信、终其一生也不知下落的，有的是。老经毕竟还是有音有信有地址可找的，想到这些，经老太心里就平静些，这几年也就这么下来了。
今年夏天，经老太又多了个烦心事。她的儿子，经学文，县城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能念到高中毕业，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少有的。到底是乡长的儿子啊，人们还常这样夸奖地说。那时候，大学生是少之又少，甚至很多人都没见过大学生。经学文原本也就没准备要考上大学，所以没考上，也算不上不光彩。可是，就这样回到村里，总是于心不甘。她儿子很想到上海要他爹找个工作。经老太一想，也对，也应该去一次了。
于是就开始收拾起要带的东西来。好在海源出产的东西也多，苹果正是下来的时候，这在当时也算是个稀罕物，这一片土地是中国最早种植苹果的地方。还有花生、梨，都是闻名全国的主要产地。更何况，海边还有鱼干、虾干。
经老太还觉得不够，还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于是上街去买了五斤面、一斤油、半斤糖，这对于经老太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奢侈。回来又亲手做起了当地送给客人的传统食品，又蒸了饽饽，又烤了“火烧”（注：一种面饼），又炸了油粿子。那饽饽在蒸之前，又是捏、又是剪，做成了凤凰、花朵、刺猬和小猪小狗等各种花样，再涂上红绿颜色，摁上红小豆做眼睛，等蒸出来以后，活龙活现，惹人喜爱，真可称得上是民间工艺品，一件件都满含着经老太的心血。
儿子问：“还用装这么多吗？拿不了。”
经老太说：“都带上，都带上。你爸可喜欢吃这些了。那些年哪能吃上这些。有个饽饽，都舍不得，一次就咬一口，要吃上好几天。”
油炸的香味，引来了乡亲们的关注。得知经老太要去上海找老经，都说：对啊，好啊，该去啊。
纪乡长还特地半笑半认真地说：“你带个话，叫他回来看看，老伙计们都想他呢。别进了大上海，就忘了龙头镇了。”
只有秦德才舔着脸进来，想讨个油粿子吃。经老太哪舍得，把他骂了出去。
走的那天，经学文前后都背着包。所谓背着包，可不是背包，而是找块布，把东西裹起来背在身上。经老太也是大包小包的，不下四五个。
儿子说：“这样好看吗？”
经老太说：“这又不是相亲看丈母娘家，有什么好看不好看。”
在乡亲们的祝福声中，娘俩坐着于村长特地安排的牛车，上了县城。再从县城坐汽车到黄港，再从黄港坐大轮船到上海。
一路上，经学文又是兴奋，又满怀憧憬，上海是个啥样呢；经老太则又是急切，又是满怀疑惑，到了上海会是咋样呢。
差不多两天之后，船缓缓地驶进了黄浦江。江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小轮船。沿岸几十里连绵不绝的码头、厂房、塔吊、楼房，一眼望不到头。看得经学文都不眨眼睛，心想：乖乖，到底是大上海啊，真是了不得。
船靠了提篮桥码头。娘俩跟着人流走出检票口，一下子就像掉进了人的海洋。密密麻麻的人群，几乎都没有往前钻的空隙，耳朵里“一嗡嗡”地满是不绝的嘈杂声，脑子里“哄哄”地直响，对面高高的楼房就像要倒下来压在身上一样。
娘俩辨不清东南西北，也听不懂“叽叽喳喳”的上海话，当然更不敢去挤长着长辫子“叮叮当当”响的有轨电车，只好按照别人原先教的办法，喊了一辆三轮车，也不会讨价还价，把写了地址的纸条给人家看。
一位中年车夫，看了条子，伸出三个手指，说着洋泾浜的普通话：（注：洋泾浜的话，指半生不熟、很不标准的话）
“蛮远的。三块洋钿。”
“我们哪有洋钱，我们只有这个。”经学文很老实地拿出了一张新的人民币给他看。
“哈，哈，今朝又碰上乡下人了。”那车夫笑得前仰后合，对着他们说：“这个就可以，这个就可以。三元钱。”
“多少？”经老太警惕地问。
“两元五。”她儿往少里说了点。
“两元五！”经老太吃了一惊。说起来，两元五并不是大数字，那车夫开的价也并没太离谱。但对于经老太来说，那可是相当于一分多地的小麦，大半年的起早贪黑。
正在经老太犹豫的时候，那车夫又说话了：“阿拉做生意，老规矩的。勿会多要你的。侬要是自己走的话，半夜里也走不到的。”
娘俩也没有别的法，只好上了车。
三轮车过外白渡桥，沿外滩，再转进淮海路，这些正是全上海的标志性路段。那大街似乎看不到头，更走不到头。那个繁华，那个气派，那么多的能碰到云彩的各国样式的高楼大厦，那么多的有着漂亮橱窗、摆满五彩缤纷商品、鳞次栉比大大小小的店铺，那么多的各种形状跑来跑去川流不息、喇叭声不断的汽车，那么多的衣着鲜亮、神情怡然、摩肩接踵的男人和女人……对于只在北方小县城生活过的经学文来说，是看也看不过来了。他甚至还在想，这里的房子四面都开窗，不像海源农村门窗都是朝南的，到时候要是在这儿工作的话，恐怕连东南西北都摸不着啊。
至于经老太，就是只用眼睛看，也都享受不了了，干脆就眯上了眼睛。
21.2人是心非
三轮车在淮海路南的一幢十二层的高楼前停了下来。
“到了，就是这儿。”车夫说。
娘俩下车，抬头一望，这么高，差点要往后跌倒。
经学文正要找门在哪儿，那车夫伸着手巴掌，又说了：“钞票呢？”
小伙差点都忘了这事，赶紧付上钱。
那车夫也不是夹生的人，指着楼旁院墙的门，说：“从这里进去，上楼的门在后面。”
小伙谢过，背上包，领着老妈，进了大院的门。
门口也没人问。经学文走到楼道口，看着门上的牌子，又跟纸条上对了下，高兴地对她妈说：“到了，是这儿。”
娘俩走进楼道，学文说：“我爸住在十楼呢，咱慢慢地上吧。我再给你拿两件。”
经老太推辞着：“你拿得已经不少啦，我能行。”
娘俩在楼梯上，一圈又一圈地向上爬着。
“还没到啊？”经老太问。
“这才到了五楼，还有五层呢。要不，先停下，歇会儿吧。”
“好。”经老太已经放下包裹，停在一边喘着气，“啊呀，这大上海也不好住啊，爬个楼比爬望海山还费劲。出去上个茅房，还憋不住呢。”
“人家的茅房就在家里面，不用出来。”
“茅房在家里？怎么往外挑啊？还不得臭死啊。”经老太又疑惑起来。
“咱再往上走啊？”她儿催着。
“好，再往上走。”经老太应着。
又往上转了几圈，又歇了一次，又往上转了几圈。
“没走过头啊？”经老太问。
“快了，再有一圈就到了。”
再一圈之后，终于到了。
经学文再一次掏出纸条，又对了下，“1002室，没错，俺爸就住这儿。”
小伙放下包，整了整衣衫，擦了擦汗，喘了口气，抬起手，很认真地一下一下地敲起了门。
一个年纪稍大的人开了门，疑惑地看着他们：“你们找谁啊？”
经学文有点紧张地说：“我，我们，找经大臣。”
“哦，经大臣啊，是旁边那个单元的。你们下去以后，从旁边那个门洞子上去，也是1002。”
“啊？”小伙一下像泄了气似的。他大概没注意到在1002前面，还有标明A、B座之类的符号。
那人关上了门。娘俩只好又背上了包，一圈一圈地下楼去。到了楼底，又进了那个门洞子，又掏出那张纸，跟门洞上的牌子对了对，应该是没错，又走了进去。楼道边上有个金属的小房间开着门，没有人却亮着灯。他娘俩并不知道这就是电梯，可以省得一层层往上爬的电梯。他俩又踏上了那一格格的台阶，那一格格数不清的往上延伸的台阶，一圈一圈地往上爬。这回，娘俩也没有了说话的声音，不知中间休息了几次。终于又到了挂着1002牌子的房门前。
经学文稍喘了口气，就敲起了门。
门开了。开门的依然不是老经，是一个中年妇女，一身城市打扮，卷曲的头发，皮肤保养得挺好。一张嘴说的也是洋泾浜普通话，但却是那种尖溜溜的很夸张的虽在高音区却又变了调的声音，叫人听了不舒服。
“侬来寻啥人啊？”女人问，也是一脸的疑惑。
“我来找我爸。”经学文答。
那女人一听，脸色突然很不自然起来，一阵红、一阵白，忙问：“侬爷是啥人啊？”
“我爹是经大臣。”
“侬是经大臣的伲子啊？”女人还在问。
“你是谁啊？问这么多？”经老太毕竟当过干部，并不怯场，反问了过去。
那女人没回应，转身朝里走去，对着里间喊：“老经啊，有人来寻侬。”
那里间是个厨房，女人走了进去。
只听得老经不经意地说着：“谁呀？”走了出来。
娘俩一见到眼前的老经，愣了。
此时的老经，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老经了。
老经脚踏着皮拖鞋，挺着圆咕溜的肚子，大概是怕拴不住长裤，那裤子还用两根带子跨在肩上，上身披着薄呢黄中山装，里面是细蓝条的丝绸衬衫，鼻子上还架着金边的老花镜。身材也因为大腹便便而显得更加粗矮。只是那黝黑的肤色没有改变，但好像也没那么粗糙了。
娘俩愣神看了好几眼，才认了出来。
经学文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声：“爹。”
经老太看得都屏住了气，连声音都没发出来。
这一边，老经看见站在门口的娘俩，也愣了。
五年不见，儿子完全变样了，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年轻人，成了一个比当年的自己健壮高大得多的年轻人，走在马路上是认不出了。
五年不见，老伴更矮了，皮肤更黑更粗糙了，脸上刻着岁月风霜留下的道道痕迹，真的完全是别人所喊的农村老太的样子了。
老经惊讶的远不只是娘俩的变化，而是娘俩的突然到来。
老经接到过儿子的信，也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但他以为，那只是年轻人好高骛远、嘴上说说而已。他也回了信，说是等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再告诉，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儿子怎么没看出来呢，而且还带了他妈一起过来呢。
这怎么办？这事叫小莉也看见了，该怎么收场呢。老经的脑子里在想这些呢。
老经刚南下时，在上海西南的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可能是工作能力这些方面有些欠缺，前些年调到上海市区的一个区里当统计局的局长。这倒是个好差事，工作不忙，责任也不大，最多写错个数字改过来就是了。其实，老经也认不了几个字，三加五等于八肯定是知道的，但三除五等于几那肯定是不知道的。好在他是局长，打算盘的事用不着他去干，他只要把握住政治方向就行了。每月初，别人拿来报表，叫他在这儿那儿的，签个字盖个章就行了。
而且还在这个区里最好的位置，按照局长的待遇，在淮海路边上的高层公寓分了一大套。这可是过去旧上海达官贵人住的地方，是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仰了脖子也不敢看的地方。每当华灯初上，老经站在窗前，俯看大上海万家灯火的时候，不由踌躇满志，心想革命怎么没早点胜利呢。
老经还缺什么呢？官也不想再当大的了，局长也就可以了，不想再费别的脑筋了。还缺什么呢？缺老伴。老家不是有个经老太么，一起闹革命、出生入死、风雨同舟的经老太么。唉，别提了。如今，可是进了大上海了，这样的老伴能拿得出手么，能和周围的同事们比么，甚至就是走在马路上也不像个样啊，这不就影响革命工作的开展了么。况且前前后后来的上上下下各级南下干部中重新换了老婆的太多了。老经虽然有这个想法，但他也很自卑，长得也土，又没有文化，城里女人能看得上么？
这种事，还不好办？局里有的同事看出了老经的心事，给他认识了一个叫小莉的女人。标准的城里女人，老经一看，挺高兴，自己八辈子烧高香也难有这样的女人。唯一的缺撼就是，她出身不够好。也不是她出身不好，她爹是个小职员，填在表上也能说得过去。是她男人是个国民党，跟着去台湾了。听她说她男人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老经也搞不懂那是个什么东西，反正不是军官警察，也不是特务机构，这还好说些。但毕竟是个国民党啊。老经正为这烦心呢，先住一块儿吧，享受享受再说。向组织上报告说，小莉是个无业小市民，父母无历史问题，男人原是个小职员，因战乱失踪多年、无从考证。正待组织批准，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可就在这时，他娘俩来了，你说，上火不上火。
“怎么来啦？也不写封信？”老经说。
“怎么还不能来啊？”经老太正累得慌，心里有点气。
“进来吧，进来吧。”
娘俩跨进门槛。地下铺的是浅灰色带小白花的地砖，俩人还不大敢走，慢慢地挪着步。
老经讪笑了一下，又回头对里间说：“小莉啊，今天你先回去吧。”
那女人噘着嘴，满脸的不高兴，一句话也没有，仰着头，径直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对老经说了句经老太听不懂的上海话：“侬要想清楚哦，勿要拎不清。”便摔头而走，门外只留下“嘎噔嘎噔”一串高跟鞋的声音。
老经也是满脸的挂不住，尴尬地对娘俩说：“坐吧，坐吧。”
娘俩顾不上回话，小心地挪到墙边，摸到了沙发，坐了下去。哪知屁股却往下掉，俩人怕坐坏了，又不好意思多问，只好把屁股往前挪，就沾了一点边。
“那女人是谁啊？”经老太这才问。
“哎，一个邻居，没事来坐坐。”老经搪塞着。
经老太不大信，但这时又不便多问。
经学文忍不住了，就说：“我中学毕业了，没考上学，想到这儿来找个事。”
“我知道这事啊，我不是在信上说了吗，让我找找看。等有了消息，再告诉你。”
“你不把我放在心上，你可得把儿子的事放在心上哦。儿子，也是你的儿子哦。”经老太说。
“你们就知道找个工作。这么容易啊？”
“上海这么大，找个事还难吗？”经老太对这事比对自己的事还上心。
“难啊。你看这城市，花花绿绿的，谁不想进城啊？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把我们赶出上海，我们花了二十二年才打回来的啊。现在，大家都想进来，能装得下吗？”这一会儿，老经俨然成了革命的主人，好像打出去、打进来都是他了。
“那我们就不能进城啦？”经老太又问。
“进城看看可以，但是住在城里不行。住在城里，得是非农业人口，也就是要有城里的户口。”
“农业人口怎么啦？”经老太在统购统销时，因为民主村给她分了地，娘俩就被定为农业人口。这一点，她当时并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而且还挺感谢民主村没把她当外人，给了她地，让她有了落脚之处，没想到现在成了问题。
“这些，你们就不懂啦。农业人口只能住在农村，不可以住在城里。农业人口生的儿子也还是农业人口，还是住在农村里。要转成了非农业人口以后，才能在城里落户口、给定粮，而后才能安排工作。”
“那怎么才能转呢？”他儿子问。
“三个办法：招工、参军、考大学。你们那儿招工，都是去大西北那些艰苦地方，不会从农村招你们到上海来的。还有就是去当兵，到部队以后，积极一点，提个干部，再转业就是非农业人口。再个就是考上大学。”
“考学这么难，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学文苦着脸说。
“我看，你能走的路，就是再复习一年，努点力，明年再考。这一年的生活费，我出。”
经老太颇为愤慨地说：“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跟贫农的儿子、革命的后代过不去呢？当初是我们贫下中农参军闹革命，流血流汗，打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解放了全中国。这回，怎么连住进来都不行了呢？”
“这些，你们就更不懂啦。跟你们说，你们也听不明白的。把人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不光是个户籍制度，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要是谁都能到处瞎跑、到处乱住，那些地富反坏国民党，怎么能管得住呢？”
“我们又不是地富反坏国民党，管我们干什么？”经老太不解地问。
“你们进城来住，国家还要给你们房子住、给你们粮食吃、给你们找工作，能管得过来么？所以，国家要控制城市人口。都到城市来，谁给城里人种粮食？不但你们不能进来住，连你们的孩子也不能进来住。所以，农业人口的孩子还是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孩子还是非农业人口。”老经讲了一大圈，以为经老太该明白了吧。
“那我们农民就该着祖祖辈辈种地啊。革命胜利了，也不能翻身啊。”经老太反而更生气了。
“你这话，不能瞎讲哦，要犯错误的哦，你还不知道革命队伍里的规矩啊。你可以做错事，但不可以讲错话。讲错话，就要倒大霉的。”老经赶紧把经老太的话打住，“说句实话，这样做，农民是吃点亏。但是，你们要服从革命需要的大局。社会发展了，变化了，你们已经不适应了。唉，怎么说呢？”
老经也说不清建国以后我们采用这套城乡割裂的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前因后果。这套办法，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人与人之间（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间）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与生俱有的，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农业人口的儿子还是农业人口，确实带有世袭和等级这些明显的封建色彩，与封建社会特征相一致而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与社会发展大趋势相违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反而采取了损害农民利益、伤害农民感情的这些政策，其个中缘由，即使在理论界也没有作出很好的解释。更不用说经老太，她对这些就更不能理解了。
要多说几句的话，就讲得远了。
这套办法形成的基本过程是:1951年7月，为适应镇压反革命的需要，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3年11月，由于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对农村按户登记，对城市户口进一步清理。1955年11月7日，为进一步加强统购统销，国务院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在农村，搞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在城市，则按人实行口粮分等级定量供应，中国的票证供应时代就此开始。最终以法律形式将这种户籍制度确立起来的标志，是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它的要点是：迁户口须经政府管理部门的事先批准，落户要凭公安部门的证明。
国家对户籍和人口进行这样极其严格管理的主要原因，一是建国初期，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二是“一五”期间，农村过快推行合作化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影响，从政治上经济上农民都向往进城当工人；而城市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阻碍了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对新生劳动力的吸纳，只能这样人为地机械地被动地消极地然而却是强制地彻底地阻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
应该说，我们国家之所以采用这个办法，除了与强化社会管制的意图有关，还是和在城市里过早地、过于彻底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关。城市人口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也就没有了自己的谋生手段，生活资料就全靠国家提供。具体讲，就是居民的工作岗位、薪酬、住房、医疗等等都要国家来提供（虽然还有一些名曰集体所有制单位，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只不过是国家所提供的可以间接一些、更少一些而已）。而农民则还有名义上的集体土地，就是说还有生产资料，那就由你自己来解决生活资料吧。在我国相对较低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之下，尽管国家对非农业人口所提供的生活资料也极其有限，但对比起更有限的农民来说，也足以让他们羡慕了。
而农民进城变成非农业人口，在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就要给房子、给定量、给公费医疗，就要加重“国家负担”。为了既要让农民承担城市人口所不愿承担的艰苦危险的工种（如矿工），又能尽量减轻“国家负担”，六十年代又想出了一种“轮换工”，美其名曰“两种劳动制度”。就是叫农民去当矿工，年轻力壮的时候，干个十年、十五年，在矽肺病没暴露之前就回农村。这样，既有人挖煤，又不用带家属、不用给房子、没有退休，甚至以后再查出来有职业病，也与“原单位”无关了。再以后，又出现了“临时工”、“亦工亦农”这些办法。对一些更偏远、更艰苦的劳动，则组建几十万人的“铁道兵”、“基建兵”，把劳役与兵役相结合，连一分钱的工资也不用给。
直到今天（指2012年之时），这套社会体制依然在困扰着我们，而且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还在蔓延。尽管在它实行之初，有些看似不得已的苦衷，但时至今日显然消极面已远远大于积极作用。大量的农民工进城，终日辛劳而无所依托。请注意这个名词：农民工。农民就算是当了工人，也还是农民，也还是农业人口，所以叫农民工。社会的歧见和割裂，到了何种程度。过去计划经济下，农民被封闭在农村，这种城乡割裂的状态还能勉强为之。那末，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城乡人口的流转已不可避免，这种体制就走到了死胡同。
有位省委书记说，“农民工”这个称呼带有歧视性，建议取消，以后不要叫了。用意或许是好的。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怎么称呼，而在于形成“农民工”现象的这种社会体制。只要这种有悖于现代社会的体制不改，哪怕下令不许再叫“农民工”，或是换个别的什么称呼，但问题的实质、农民工的处境和待遇也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称呼只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种现象，要解决的应该是问题的根源。
根源就在于这种割裂工农、割裂城乡、不让农民分享工业增长、城市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的二元化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即尽管农民进城干了工人的活，尽管职业都变了，但其户口、其身份依然还是农业人口。农民这个词，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的名称，表明的不只是一种社会分工，而是一种轻易不会改变的社会身份。尤其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从农村飘出（甚至就出生在城市没回去过），既很难再回到他们祖辈生活的乡村，但在城里又没有根基。工作、住房、医疗、养老、子女上学等等等等正常生活所涉及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都难以正常解决。他们看似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却游离于城市之外。他们跟随父辈在城里打拼，可在父辈身上却看不到正常的出路和前途。随着人数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以及所带来的各种实际困难和情绪上的忿懑越积越多，这正在成为我们国家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话，就更没法跟经老太说了。
“唉，别说了。这儿给你带了点东西来。”经老太听不明白那些，就回到眼前还放在包里的东西了。
经学文就一件件、一样样地拿出来。
经老太就一件件、一样样地说着，这袋是苹果，那袋是梨。这包是炸了些粿子，用了一斤多的油呢；那包是饽饽，也放了半斤多的糖呢……
“带这么些，干什么？”老经有些不以为然。
经老太没觉出来，还在说着：“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那时你都吃不够，捞不着吃。一个饽饽，都舍不得，要吃好几天……”
“这些东西，早就吃够了，一辈子不吃也不想了。”老经目无表情地说着。
经老太心里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