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黑云压城
23.1磨刀霍霍
以暴力对付暴力，只能解决一时的表象，结果或招致更大的暴力，或留下更多的隐患。西北村的平静气氛没能延续多久。
秦德才被赶出公社大院，受到震动的不只是秦德才那一帮人，而且是震动了整个龙头公社的造反派，甚至包括海源全县的造反派。龙头是全县少数几个由造反派占了公社大院的地方，县里的造反派从全县战略考虑，岂肯善罢甘休，轻易放弃。
这时间，中央文革搞了次被称为文革第三战役的反击“二月逆流”。所谓“二月逆流”，就是1967年2月14日政治局碰头会上，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几个老帅、副总理在怀仁堂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表示了不满和批评。极左势力正当气盛之时，立即进行了压制。（后来有的书上，把“二月逆流”称之为“二月抗争”）
这场反“二月逆流”的激烈程度，与“文革”中其它几次事件相比，算是很平缓的了。但其含义却非同小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毛泽东的大举进攻下，到1966年8月之后已无还手之力。连刚上来站到了第四位的陶铸，因为不愿意对反刘少奇做过多表态，在当年底就被打翻在地。“文革”的第二战役，也因此而称之为“打到刘邓陶”（第一战役是“打倒彭罗陆杨”）
然而无产阶级司令部看上去的节节胜利，丝毫也掩饰不了它的内部裂痕。毛泽东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中，依靠了三股力量：一是江青带队的打头阵的中央“文革”系统，二是林彪带队的用来压阵的军队系统，三是周恩来带队的国务院行政系统。社会再混乱，也是有大量的必不可少的事务要处理。这三种力量在“文革”中的位置、想法、做法、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所谓“二月逆流”就是中央“文革”和行政系统发生了碰撞。在刘少奇还没有完全打倒之时，这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部斗争已经浮出水面，而且在日后的“文革”全过程中占据了主导篇幅。
差不多是同时，省里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趁机发起“反复旧”，夺权基本成功，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占了很大的份量。海源县里的造反派受此鼓舞，挂上了省里造反派的这条线，回来又联络了县里各方面的造反势力，把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各造反派组织整合在一起，成立了“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
中国的单位通常分为企业、事业和机关三大类。一般来说，县里的造反派群众以事业单位为多，如：农林水气（农业、林业、水利、气象，这儿讲的农业单位是指农技站、种子站这些，不是指农村）、文教卫生等。可能是这些单位知识分子较多、从学校毕业分来的较多，喜欢独立思考，在这个体制下受压抑相对较重，要求改变现状的欲望更强烈一些。而县里的机关，哪怕是企业（工厂、商店），是另一种进入门槛，通过招收进来的多。总得有点这样那样的关系才能进得来，哪怕是当个工人。相对来说他们从体制的获益更多一些，因此在机关、企业里另一派（即“保守”）的群众更多一些。想再三说明的是，本书称呼这两派群众组织，不论叫什么名字，“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保皇派”，都没有褒贬之分，里面的群众多数都是好人，两派之中也都有投机分子和打人凶手。而且以后的结局表明，两派群众组织都不过是被某些上层人物利用的政治斗争工具。在这些上层人物的操纵和挑动之下，两派组织一会儿这派兴，一会儿那派兴（也有从来没兴过的），相互争斗撕杀，不亦乐乎，最终都是在为他人火中取栗。
这时，连驻防的解放军部队，也根据某些渠道的要求，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使得造反派的气势一时又膨胀了起来。
风云在不断变化。正当“八一八”有所得意的时候，这年夏天，县里的另一派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了起来，挂出了“革命联合指挥部”的牌子（简称“革联指”），出于人数上的优势，便以闪电不及掩耳之势，用棍棒把他们赶出了县城。“八一八”因此而流散在附近各个公社，好不狼狈，当然他们也不会就此收手。前不久，被称为“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号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传话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要坚决反击”之类的谬论，意思是怎么打也没有错，公然煽动武斗。更还有说要“武装左派”，搞“全面内战”。这无疑给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打足了气，他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个立足点，于是下决心夺取龙头镇。种种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要夺取龙头镇，西北村无疑是最大的障碍。
西北村又要面临一场急风暴雨，乌云越来越稠密了。
在县“八一八”总部的撮合下，龙头也成立了组合全公社各造反派组织的“八一八”分部。由于秦德才的名声太臭，司令由东北村哈联成担任。为这事，秦德才还气臌臌地好几天。
失去了县城的县里各单位“八一八”，有不少人也住进了东北村和东门外的中学，整日里有这样的人进出、游荡，使得西北村人十分不安。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人看到了“八一八”还偷偷运来了成捆的武器，比如像顶端已经磨尖了的长铁棍，头上戴的柳条帽（当时的一种安全帽），铁皮做的护胸板等等。这是要干什么？还不明白么！几天后，真的有人看到了“八一八”们身穿护胸，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在列队操练。
一场血腥的屠杀真要降临到西北村人的头上了？！
23.2心急如焚
这决不是一场儿戏！
很多人为此而焦虑，其中也包括彭小宾和衣春玲。
彭小宾因为自己的父亲在社教中死于非命，当然心中难以消恨。他觉得这个体制的很多东西应该加以改变，他曾经为革命毫无保留地激动过、投入过。大跃进的时候，又是深耕机械化，又是大炼钢铁，而且还是带着乡亲们一起搞，结果却一次次地被愚弄，害得自己在乡亲们面前都没法解释，抬不起头，满腔的热情换来的是满心的惭愧。所以就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通过这场革命来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少一些污点，使革命的前程更加平坦光辉。他的这些想法，跟经学文相似，只是要求更强烈些，投入革命的热情更高些。但是他更不希望西北村的乡亲们陷入一场血战。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在龙头这个局部上，造反派的力量在积聚，而且准备不计后果地一战。“红太阳”要是在这时候和它一拼，西北村将会出现不堪设想的惨痛局面。
他不敢往下想，来到了大队部，想找“红太阳”的人谈谈。
平金刚见到他，没等他开口就露出一副很不肖的样子，完全不顾过去的友情，先说上了：“嚯，你这个大造反派，还好意思到我们保皇派这儿来啊？”
彭小宾冷静地说：“我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革命造反，没有别的意思。”
“那你要造反，也不能跟秦德才那狗东西造到一块儿去。”平金刚还是很不高兴。他以为凡是造反派，就是跟秦德才是一伙的。
“金刚哥啊，我们先不说这些。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来说。”彭小宾还是很客气地叫了一声哥。
“我可担当不起这个造反派的哥，你跟我们的邬队长说去吧。”讲完就甩手走了。
“喔，小宾啊，有什么事你就说吧。”邬中和倒还是挺客气的，他知道彭小宾的为人。从于村长前次冲击公社失败以后，邬中和他们几个也和“红太阳”走到一起了。
“中和啊，现在情况很严重。‘八一八’那边看来是要硬干一场，你们这儿要注意啊。”
“是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邬中和问。
“你们一方面要早做准备，另一方面在风头上也不要硬顶，可以缓和一点。”
“怎么缓和法？”邬中和既敢干，也有一定的心计，自己不说，先问下去。
“我也没想好，比如，说话口气可以缓和点，骨干人物先出去避一避。”
“哦。”邬中和点点头，又探起了口风：“‘八一八’那边从外面来了多少人？要打起来，他们能出动多少？”
“现在来的人不多，而且也不是些能打的人。但我担心，他们真的会把武斗队派过来。他们失去了县城，是要把龙头作为他们的据点。这个打算，看来已经定了。”彭小宾沉重地说。
“好，我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家骏、金刚他们，谢谢你过来。”邬中和最后又笑着说：“你也不怕他们以为你是来通风报信的，把你当成叛徒。”
“唉，这时候眼看一场拼死血战要在西北村打起来了，多少乡亲们要遭难，我自己这点有什么好顾虑的。更何况，我和他们不是一帮的。以后你们会看到的。”
衣春玲的想法，更加单纯。她就是一心跟党走，毛主席号召搞文化大革命，自己就是一个念头：积极参加，决不落后。当然她也有一些不理解，而且不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怎么就成了干部下台、两派武斗了呢？一定是有人不听党的话，破坏文化大革命。可是谁在不听呢？好像还真找不出来，除了秦德才这种不争气的东西。你看，人家东北村的造反派哈联成，虽然是造反派，可是非常通情达理，又能干又有水平。
这次眼看着“八一八”要对西北村的“红太阳”动武，她和彭小宾一样地着急。怎么来避免呢？彭小宾去了西北村，她想她认识哈联成，她应该到东北村去说说。
她从陶家大院出来（秦德才前一阵被赶出公社大院和西北村的时候，他们“红海洋”的人并没有跟着走），穿过北街。北街上，死一般的静，一个人也没有。对面东北村临街只留了一个胡同口，有人扛着长矛把守，其余的都堵死了。
衣春玲走过去，看守的认识她，还打了一个招呼：“哟，这时候一个姑娘家，还敢走来走去呀？”
“我找你们的哈司令。”
“哈司令大概不在，你去看看吧。”
衣春玲到了东北村的大队部，跟各村的大队部差不多，一个大一点的院子，一排整齐一点的平房。通常这个院子应该清扫得挺干净，如今也是杂物乱放，杂草丛生。
衣春玲走到办公室门口，喊道：“哈司令在吗？”
出来的不是哈联成，而是那个又黑又壮、咧着黄牙的秦德才。
“是你在这儿？”衣春玲不悦地问。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哈司令、秦司令，都是司令，司令和司令在一起，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跟哈司令是哥们，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嘿嘿，这时候正巧，哈司令不在，旁人也没有。不正是咱俩拉呱的好时候吗？”说着秦德才就过来想拉衣春玲进去。
“你想干什么？”衣春玲正色道。
“嘿，看你正经什么？叙叙革命友情嘛，这阶级感情啊，战斗友谊啊，可深厚啦。你说是不是？嘻嘻。”
秦德才还要过来拉扯，衣春玲勃然大怒，“呸！”的一声朝秦德才吐了一脸口水。
秦德才跳了起来，正要大骂，看外面有人进来了，只好赶紧用衣袖擦脸，不好再声张了。
衣春玲气嘟嘟地走了。
进来的人直愣愣地站在那儿，看着。
23.3两头为难
焦虑不安的，不光是村里的人。
南门外驻军的辜连长，这些天比谁都急，真的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因为他能知道一些两方面的背景情况。他的团长是倾向于“八一八”的，当然他也知道这不是团长个人的意见。本来地方上的几派谁是谁非，跟他们团长、连长不相干。可是文化大革命，军队也被要求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呢？在部队里不存在个人意见，连长听营长的，营长听团长的，倒底是真左还是假左，就是睁着眼，也不会去看。这一阵军队里有的人也要支持文化大革命，具体讲就是要支持革命造反派。军队有这个意思，地方上的造反派一听就能听出来，一时更加狂傲起来，武斗的危险在龙头急剧地上升。
现在的驻军与当地的联系，比起解放战争那时要少多了，也就是过春节、过“八一”建军节时相互走动拜访一下，平时往来不是很多。但毕竟是在这儿驻了好几年了，公社的干部、大队的干部，辜连长都是认识的。不论群众组织双方的观点是什么，要打起来，死伤的都是平日里熟悉的干部、认识的乡亲。这边“八一八”是要不惜代价夺取一块立足之地，那一面“红太阳”势必会拼死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自己作为军人，既要保护老百姓，又要支持左派，上面还要连里拿出支持左派的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实在叫辜连长为难死了。“八一八”的调子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东北村的喇叭成了“八一八”龙头分部的广播站，整天在叫喊：“头可断，血可流，革命造反不回头！”“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把龙头建成井冈山式的革命根据地”。就像一颗已经启动了的定时炸弹，定时器正在“滴答，滴答”作响，引爆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靠近。
对于辜连长来说，夹在上级、两派群众、军人职责和自己的良心几方面之间，实在是难办。但是不管怎么难，豁上去，也要坚决制止这场流血冲突，辜连长下了这个决心。他先去了西北村。
西北村的沿街各胡同口也都站上了手持刀枪的岗哨。
他走进大队部，村干部和“红太阳”的主要成员都在，个个都表情严肃，像是在讨论什么重大问题。
招呼过后，辜连长说：“你们是在商量什么吧？”
“商量什么，就一句话，准备迎战。‘八一八’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组织。他们要翻天，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决不答应。他们敢动武，我们也决不客气，坚决回击，把它消灭不留情。”平金刚大着嗓门，毫不畏惧地说。
“我知道你们很勇敢、很坚决，都是英雄好汉。可是为了西北村的乡亲们，要尽量避免这场流血。”辜连长说。
“怎么避免？我们无路可退，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往哪儿退？按现在的力量对比，东北村的，就算加上全公社那帮‘八一八’，我们算过了，都能对付得了。”邬中和说。
“但问题在于，很可能全县的‘八一八’都开过来。你们想过吗？”
“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他们敢冲进来，真要打巷战，我们死一个，他们要死十个。”平金刚咬着呀说。
“你去拼死了，叫老婆孩子怎么办？同志们，不要意气用事啊。这毕竟不是跟国民党打，不是跟日本鬼子打，多想几个办法嘛。”
“还能有什么办法？”于又发问。
“该让的地方让一点，该撤的时候撤一点。英雄好汉也不争一时的长短嘛。”
“辜连长说得也有道理，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杜家骏听了一阵后，说话了：“谢谢辜连长过来提醒。到时候还希望部队能发挥关键作用，制止对方的行动。”
“唉，说起来难啊。上面说了要支持造反派，也就是要支持‘八一八’。我这趟来，说不定还违反纪律呢。”
“啊？他们算什么造反派？我们才是革命造反派！”平金刚气嘟嘟地说。
“不跟辜连长争这些啦。我知道辜连长这趟来也不容易。我就代表咱们这一面表个态：我们坚决反对武斗，我们不会出去挑衅，不会打第一枪。我们也不会越过大街去进攻东北村。但我们坚决保卫自己的家园。”
“你这讲得对，但是还不够。你们还要考虑好预备方案。红军还要走二万五千里长征呢。”
“好，那我们再考虑考虑。”杜家骏礼貌地说。
辜连长走了以后，杜家骏对大家说：“我们要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不屈服，不惊慌，还要有灵活性，不能光凭一腔热血蛮干。从彭小宾和辜连长带来的信息，都说明对方‘八一八’准备集中全县的力量大干一场。而我们这边，本公社的都还没有联合起来。靠我们西北村自己，要对付全县的‘八一八’是有难度的。真要硬拼，那个代价、那个伤亡是很大的。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对策，而且要尽快，现在就要拿出方案。‘八一八’的进攻随时会发起。”
“把我们经常出头露面的几个人的家属，转移出去。到时候打不赢，我们能跑，老婆孩子决不能丢给对方。”邬中和先说。
“对，先把他们撤走，可以像于村长那样，退到粮管所去。”平金刚说。
“行，我去跟祖所长讲讲，他会同意的。明天我们就开始撤一部分。”杜家骏说。
“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放弃公社大院。我们以一个大队占了公社的院子，也有点说不过去。我们退出大院，对方就没有更多的理由。退到村里，在胡同里打起来，对方占不到便宜。”邬中和说。
“这可以考虑。我再去找辜连长，请他跟对方通气，但是对方也不能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辜连长没有回南门外的兵营，他又去了东北村，找到了龙头公社“八一八”的司令哈联成。
哈联成，三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挺开朗，乐于助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办事挺得体，群众关系都挺好。就是有个问题，不爱拍马屁，不喜欢跟领导套近乎，自己还常常有主见，和领导往往想得不一样。所以尽管群众威信也不错，人也正直能干，也当过团支书、生产队长、副业队长，可一直没进入村里的核心层。这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虽然跟领导有距离，可也不去闹别扭，有自己的想法，放在肚子里，最多说说而已，不对抗、不顶撞，也就这么相安无事下来了。文革一来，大队的原来班子怕受冲击，立马都躺倒不干了。村里事事都没人管，总得有个人出头吧，大伙再三劝说才把哈联成请了出来。由于跟原来的当权派不是一条路，所以就号称“造反派”，但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对立，有时就被那些真造反的人说成是假造反。哈联成也没多去理会这些，只要村里人少一些争斗就行了。就这么，大家还都挺拥护，结果就当上了东北村、乃至全公社的造反派的头。
辜连长见到哈联成，两人都挺熟，年龄也差不多，两句话过后很快就切入正题。
“你这趟过来，准备怎么支持我们呢？”哈联成笑着说。
“你还笑得出来，事情比火烧眉毛还急呢。”辜连长说。
“是啊，我也正为西北村担心呢。他们能挺得住吗？”哈联成这么个说话口气，一点也不像是对立面。
“他们还挺硬，我就是怕他们硬顶，打起来要吃亏的。我又不能多劝，怕他们说我是在帮造反派说话。你这儿是个什么态度，非要打一仗吗？”
“唉，你这一问是问错人了。这事情我说了不算，大头头们都在中学里。我这儿你放心，东北村、西北村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不会让东北村的刀去捅西北村的人。那样我会背一世骂名的，连我儿子以后也会抬不起头的。文革会一阵风过去，可我们还会在这儿祖祖辈辈过下去，我不会把事情做绝的。我不会让东北村的人进西北村一步。当然也会有不听我话的人，那我就管不着了，随他去。各人自己负责。”
“这样你这儿，我就放心了。我再去中学见见你们‘八一八’的总头。”
“这时候，他们都红了眼了。你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听得进去。说不定连门也不让你进。你也真是难啊，上面叫你支持造反派，你又不能不管。管了吧，恐怕两边都没有说好的，弄不好最后落得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帽子。”
“其实，我也早就想转业了，我这么个年纪也提不上去了。可碰上这个时候，还转不了。我现在也是豁上了，不管别人说是向着谁，还是得罪谁，我决不让流血武斗发生，除非从我身上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