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合作社
1955年初夏。
几个月没见，老王头已经是社长了。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布一年了。
海源的工作比较稳，1955年春，开始由互助组转为农业合作社。
王建悟互助组也改了，叫“光明农业合作社”。
但这绝不仅仅是名字的变更，而是有了性质上的重大变化。互助组，地还是各户的地，种什么由各户自己定，收多少也是各户自己的，只是农忙时，相互变工互助。
合作社，虽然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各户的，但已经是统一耕作、集体劳动，收获的粮食按土地和人口各半进行集体分配。
互助组还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而合作社显然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这对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和水平也是巨大的考验。当然人们没想到的是，这是策划好的把农民与土地所有权开始分离的第一步。
老王头知道身上担子很重，非同一般，家里的事也顾不上了，都推给了王大妈，自己整天皱着眉头在操心呢。
麦收过了以后，他就把杜家骏、赵玫找来了过来，在自己家里商量社里的事情下一步再怎么办。杜家骏已经是合作社的副主任了。
三人坐在炕上。两个爷们，隔着炕桌，面对面盘腿坐着。赵玫依在炕边。
窗户框支着上面的半页，阳光洒进来，屋里亮堂堂的。炕上的被，叠得整整齐齐。顶上那层，还是今年过年新买的花布被面呢。
老王头还沏了茶。虽然只是陈年的茶叶末，但在老王头家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
“喝，喝。这还是从南方弄来的。”老王头殷勤地说着，把杯推向家骏，又端了杯递给赵玫。
“现在，大叔家里真是搞得不错。”赵玫客气地说。
“现在的生活真是没说的。前两年，谁还能想到，咱也能喝上茶叶水唻。是不？”老王头对家骏说。
“照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真是快到了，咱就要和苏联一样了。”杜家骏还没忘了苏联。虽然中苏之间已经有了一般老百姓所不知道的龃龉。
“不是说，建成社会主义不用二、三十年了，只要十五年就可以了。”赵玫说。
“是啊，党领导得这么好。十五年，就可以了，可以了。”老王头也开心地说着。
“咱们这合作社也得好好地搞啊，要跟上这新时代啊。”家骏说。
“是啊，今天请两位来，就是想商量下，咱们这社下一步得怎么搞才好？”
“大叔，你是庄稼老手了。你怎么说，咱做小辈的，就跟着走。”赵玫说的，也不全是客气。老王头不论是讲人品、还是讲农活，在民主村都是叫人尊敬的。
“哎，这合作社可不比互助组啦，不是一家一户自己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得不好，自己咬咬牙挺过去，下年再追回来就是了。现在可是得领着大家干，这好几户人家、几十张嘴，就指着咱呢。”老王头忧心地说。
“是啊，首先就是要心齐。”家骏说。
“对，尤其咱们几个要团结。”赵玫说。
“说得对，好在我对这个倒并不担心。咱们这几户，人都挺实在，没有歪歪心眼，更没有刺头。”老王头说。
“这样合起来，也有好处。有什么难事，大家一起上，也就过去了。”家骏说。
“这样，地也可以成片种。不像现在一家就几亩地，还得种好几样。不好安排，也弄不开。”赵玫说。
“我就想商量下，咱这几户地合起来以后，怎么种？眼下割了麦了，马上就种什么？”老王头看着两人。
“我的地虽然多，都由你们安排。”赵玫说。
“我看，西门外的，是好地。麦子收下来，种点秋玉米还来得及。靠海沿的，盐碱大一点，种点地瓜。北塂上的，种花生、谷子这些。”家骏这几年，农活上已经学了不少了。
（顺便插段话，解释一下“地瓜”。地瓜，是海源当地的叫法，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红薯、白薯、甘薯、番薯、红苕、山芋等等，不一而足，都指的是这个。它是薯类作物的块根，原是印地安人种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它传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明朝末年来到中国之后得到了极大发展。中国成了地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由于地瓜对生长条件要求低，产量高，又可生食，茎叶也可咀嚼，对于二、三百年来无数次处于灾荒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它救了不少人的命。请永远不要忘了印地安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有个别地方，比如南京，地瓜一词是指别的植物。）
老王头听着点点头，挺赞许地看着对面成长迅速的庄稼汉家骏。
赵玫想起来问：“那农具，怎么保管呢？”
老王头说：“农具还是各家自己保管，用的时候一起用。”
“那用的时候，就要注意爱护，就像用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赵玫说。
“这个事，是个大事，赵玫提醒得对。要不就乱了。”老王头说。
“尤其是牲口，更不能乱来。这方面要是没有规矩，还不如各家自己干。”家骏认真地说。
“那咱们立几条规矩，写在纸上，贴到墙上，大家都照着办。”赵玫说。
“对，对，对。”老王头连连称是，“还是得人多，想得周全。我都没想到那么多，咱们马上就想几条。家骏，你掏张纸，先记上。”
三个人开始商量起来。
家骏一笔一划地记着，毕竟他也是在识字班里才学了几个字。
老王头更是又高兴又认真地说着。
合作社这种形式，既承认土地的个体私有，又有集体劳动的社会主义因素，按说是比较切合当时的农村实际状况。然而，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热忱和向往，互助合作的顺利进行，使得一种观点开始膨胀，以为用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就可以推动甚至替代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藐视农民的个体财产权，尤其是越来越窥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老王头的社长只当了一年。
但这时，他们三人还在炕上，认真地说着、讨论着、写着。
事情说得差不多了，家骏突然想起来，说了句话：“你们知道吗，报上最近说，中央出了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叫高岗。”他们三个人里，家骏算是比较关心时事的。
这一下把那两个惊得愣住了，都盯着家骏看。
好一阵，老王头才惊奇地问：“中央还有反革命？”。
赵玫毕竟是村干部，对国家大事也是知道一点的，说：“高岗是国家副主席哎，早先好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唉。也能出这样的事？”
“都有些什么事啊？”老王头关心地接着问。
“说是要反党篡权，是反革命。”家骏说。
“这么严重啊？”老王头嘟哝了一句。这个层次的事情，他已经弄不明白了。
“一个两个反革命，怕什么？八百万国民党兵都给消灭了。”赵玫倒是想得开。
“是啊，是啊。一个两个反革命，算什么。咱们还是搞咱们的建设高潮，等着社会主义早来到。”家骏还是高兴地说着。
“对，对。咱们还是等着社会主义早来到。”大家都高兴地说着。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解放后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反党集团事件，也是林彪、四人帮之前唯一还没有被平反的高层政治案件，实际上是牵扯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问题。有意思的是，高岗的儿子，不管算是红二代还算是黑二代，改革开放后也当了省部级领导，也成了贪官，也跑到美国去了。作为普通老百姓，淳朴的民主村的村民们哪知道这些政治剧目的背后情节。那年还有个“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事件，涉及到天主教的事。海源那一带，在义和团时候天主教就几乎被剿灭了。对这事，本书就不说了。
说了那么多，不知不觉快到中午了，王大妈走了进来，说：“快晌了，你们也别走了，中午就在这儿吧。我到集上去转一会儿。”
“是啊，我这儿正好还有一点前几天打的白干。”老王头说。
“别麻烦了，大妈。”赵玫说。
“现在又有集，又有商店，方便得很。你回去还得一个人自己做，别走了。”王大妈说着，便领上小王溪出了门。
王大妈不经意的一句话，不由得赵玫又黯然伤神，好在两位爷们在炕上也没注意到。
龙头镇也是五天一个集，今天正好是赶集。
今年的收成不错，去年底又降了点统购的指标。农民手里面，粮也多了，钱也多了。是这几年里，生活最好的日子了。
从这集上也能看得出来。以镇上的十字路口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街，挤满了各色小摊，从北山的干货到南海的鱼虾，从锄头犁铲到桌椅板凳，从粗细杂粮到瓜果蔬菜，从松枝柴草到锅碗瓢盆，挑高的竹竿上还挂着小孩的围兜、姑娘的花袄，连县城的百货商店也来摆了几大摊。只要在农村能想到的东西，几乎都有了。置身其间，真能称得上是琳琅满目，直叫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各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还间杂着鸡鸣狗吠、驴嘶马叫。十里八乡的人们都聚了过来，小摊之间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人们挪动着、四处观望着、低头询问着、和亲朋好友前后左右兴奋地讨论着、跟小贩为一分钱的差价和难得有的自我表现机会而大声其道地争讲着。这就是淳朴善良的中国农民向往了几辈子的太平盛世啊。
王大妈拉着小王溪，穿行在热闹的人群中，还不时地提醒着；“小心别撞了人家的担子啊，小心别叫人家拐的篓子碰了你的头。”
小王溪一面急忙答应着，一面又兴奋得不停地东张西望。这场面对于她来说，无疑是展现了又一个新的世界。
王大妈在肉食摊前，切了贰角钱的猪头肉。
“秤杆这么平啊？”王大妈照例是要说上这一句的，尽管那时还没有短斤缺两、坑蒙拐骗的说法。
“大妈，你放心吧。俺做生意，不会少你秤的。”那伙计又飞快地削了一片添上。
王大妈这才小心翼翼地从叠成几叠的小布卷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五角钱的钞票，还有点不太情愿的递给了摊主，换回了三张一角钱的钞票和一包猪头肉。那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1953年版的新钞，一块钱顶过去的一万元。
王大妈本想再切点猪杂碎，再一转念，那猪头肉可以下功夫切薄一点，也能摆一大盘。于是，又往前挤到了鱼虾摊。再买块咸鱼干？现成的，也省事。一看旁边还有卖琵琶虾（说明：有些地方叫皮皮虾），还是活的呢，在满筐地爬。这东西一煮，红红的，又好看，又出货，又有味，下酒是个好东西。
王大妈站在鱼虾摊子前，边掏钱边明知故问：“这琵琶虾还新鲜啊？”
“你看活蹦乱跳的，能不新鲜么？”
“多少钱一斤？”
“我这便宜，才五分钱。”
“五分钱还便宜啊？”
“你问问别的摊，那还有卖五分钱的？我这是刚下船的。”
“好吧，五分就五分吧，称个三斤。”王大妈这时也难得的比较爽快。
“这么新鲜的虾，还不多称点？”卖虾的汉抓了一把称着。还没等王大妈开口说那句照例要说的话，那汉倒是先开了口：“哟，这不是民主村王社长家的吗？”
王大妈抬头，疑惑地看着，觉得见过。
“我跟你家王社长很熟哎。家里来客啦？”
“哎，哎。”王大妈点着头，掏出钱。
“我是赵村的赵刊新，你回去一说就知道了。还掏什么钱啊？”赵刊新推着王大妈的手。
“这哪行，该收的就收。赵玫也正在我家里呢。她是你表姐吧？”
“表妹，表妹。”赵刊新说着，又往王大妈的篓子里抓了一把，“回去代我问他们好。”
“好，好。也谢谢你了。”
王大妈掏出刚找回的两张一角的，把琵琶虾装进了篓里，又找回了五分钱。王大妈虽然没文化，可这时这些账也都能算得过来，也不会找错钱。虽然又往外掏了一角五，但她心里也高兴，因为口袋里有钱了，自己也有可以花的钱了。这一辈子，也就这两年还能在集上花钱买东西。这钱花得高兴、花得值啊。
说两句题外话：那时的琵琶虾才三、五分钱一斤，王大妈买的不算最便宜。而如今，2012年（笔者写这几个文字时正是2012年1月22日除夕夜，外面的鞭炮啪啪地响个不停。而我的习惯是从没有除夕和年初一，天天伏案工作如常），琵琶虾已经卖到三十多元一斤。海产品是这些年除了房价之外，涨得最厉害的。
再往前几步，一阵诱人的油香味飘来，是炸的油燉子，上面还有一只红彤彤的小虾呢。叫人看得、闻得都馋。
王大妈拉着小王溪的手，拉不动了。低头一看，小丫头挪不动步了。
小王溪抬起头，有点明知故问：“这是什么呀？”
王大妈苦笑着，叹了口气，不过也没有责怪，就问那小贩：“多少钱一个啊？”
“五分钱。”
“这也五分啊？”
“大妈哎，这可是又用油，又用面，上面还有个虾，可是不容易啊。”小贩也有一番道理说。
王大妈犹豫着没动，那小王溪却是眼巴巴的瞅着她，拽着她的衣角不动。反倒是那小贩看着动了心，便说：“看这孩子份上，就四分钱吧。”
王大妈这才又掏出小布卷，拿出一张一角的，买了个，还找回来六分钱，三张两分的。
小王溪吃得高兴啊，满嘴的油，十个手指一个个地往嘴里舔。
这是小王溪平生第一次吃上了油炸食品。
小王溪在王大妈家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生活，也不怎么想她妈了，尽管也见过几次。
其实，王大妈自己也从没吃过这样的好东西。不过这时，王大妈最感兴趣的是数着那几张找回来的新钞票。多神奇的钞票啊，不但能买回东西,付出去的一张五角钱，现在反倒变成了四张钱。当然，王大妈虽然不识字，但她知道那花花绿绿代表着不同的份量。尤其是那兰灰色的两分钱纸币上，画的是一架飞机。王大妈从没见过飞机，拿着钱，看了好一阵子。
不要觉得这几句话有点唠叨了。王大妈这辈子，手上也从没有拿过四张钱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