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魂归故里
2.1 释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之后，厚厚的冰层迅速融化。在龙头镇，在西北村，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发生一连串完全出乎人们所能想象的重大事件，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首先是赵玫、董平章有了下落，而这个下落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预料。这件事，还要从千万里之外、几乎遥不可及的新疆麦提那说起。
从最动荡的文革初期、赵玫的罹难、潘场长的靠边和重新上台，时光已经过了十二年。
对于身处戈壁深处五三农场的潘场长来说，这十二年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按说从1968年重新当上场长以后，农场里没有什么剧烈的争斗。犯人的进出更频繁，情况更复杂，数量更多了。这倒不要紧，超强的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就能制服他们，只要逼得不是太狠就行。潘场长自己的生活也很平稳，不用担心像地方单位的许多当权派，整日被批斗、游街、抄家、挨打，甚至性命不保。但心里总觉得缺了一块，整天像丢了魂一样。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已经五十多岁的汉子，常常拿出藏着赵玫断骨和发夹的布包，反复抚摸着，贴在脸上，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他放不下他对赵玫的感情，他忘不了赵玫对他的感情，不管对这种感情该怎么评价。其实，他可以退休了，按照对进疆干部的相关政策，潘场长可以提前退休回原籍安置。然而，他还在想，要是自己走了，董平章怎么办？他对董平章怀着深深的负疚。董平章也往五十上数了，只要他潘场长在，董平章还能有些照应，干些打扫卫生的轻活，待遇几乎和场里的“两劳改”相近了。(说明:“两劳改”就是服刑期满仍留场劳动的人)
董平章的身体更是赶不上潘场长，早已经满头白发，佝偻着腰，拿着大扫把，每天扫地十多个小时。他知道，这是潘场长对他的照顾，这使他能够在这个严酷的环境里存活下来。能支撑他活下来的更是他对赵玫日夜不息的牵挂和思念。无论走到哪儿，总觉得赵玫就在眼前。他不说什么话了，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是个痴人。他整日默默地走在他自己的、永无希望、永无尽头的世界里，准备一直走到大门外东面的那堆麻扎里。(麻扎,维吾尔语,坟墓的意思)
人在完全绝望的时候，有时还真有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
1979年秋，中央来了文件，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文革前捕获的特务。五三农场经过核实后认为董平章符合这一条件，向上级申报。年底前，场里接到同意释放的批文。潘场长马上把董平章喊了过来。
这时临近午饭了，潘场长叫伙房现炒了两个菜，又开了一瓶白干（农场里没有别的酒）。
董平章在门外轻轻地喊着：“报告！3214号报到。”
潘场长过来把门拉开，搀着董平章进来，连连说：“老弟啊，恭喜你啦。”
董平章抬头，连连用手推开，“不敢，不敢。”
“你熬到头啦！”潘场长握着董平章的手，由衷地替他高兴，替赵玫高兴。
董平章一脸茫然，嘴唇皮在蠕动，却说不出话来。
“你先进来，坐下。”潘场长开了瓶，倒了两小杯，“兄弟，先干上一杯。”
董平章知道这肯定不是国民党回来了，那又会是什么呢？听说在枪毙前会有“送行酒”，那也是放在盘子里送进牢房的，不会由场长请到办公室来，难道是赵玫有消息了？
“赵玫有消息了？”董平章愣愣地问。
乌云掠过了潘场长的脸，他把酒杯一放，稍微停了一会儿，又举起杯，“不是赵玫有消息了，是你有消息了。今天，现在，你就释放了！你现在自由了。”
“啊！？”董平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手中的酒杯差点拿不住了。酒水洒在了桌子上。
“真的，上面来了批文。”潘场长把释放决定书拿给董平章。“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那我能上哪儿去呢？还是像他们那几个在农场的伙房里？”董平章疑惑地问。
“不，你愿意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台湾方面都有了消息，他们只接受1949年以后由台湾派出的特工回去，不接受解放战争期间被共产党抓获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回台湾，你就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放，他们也会接。”
“不，不，我受罪已经受够了。是那帮狗东西害了我，我跟他们没关系。我只想见到赵玫，你快告诉我，她在哪儿呢，她在哪儿呢？”董平章几乎哭着说。
潘场长沉默了。
董平章看着潘场长，不祥之兆渐渐升起，“难道，难道她出事了？”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既然这样，我就实说了吧，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喔。”
“嗯，嗯。”董平章连连点头。
“你等一下。”潘场长走出门，从宿舍里拿来那个小布包，脸色阴沉，又坐了下来。他缓缓地从布包里拿出了那个至今依然锃锃闪亮的发夹。
董平章一见，就伸手拿了过来，捂在脸上。早已经麻木的脸上，流出了眼泪，呜呜地哭着。
潘场长站起来，拍着董平章的肩膀，“赵玫是个好样的，我知道她一直在想着你。”他把布包交给了董平章。
“她死在哪儿？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董平章急急地问。
潘场长把当年红卫兵冲击五三农场，赵玫被迫躲到小村庄的事说了一遍。
“那时候就死啦？那时候就死啦！”董平章喃喃地说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要是早告诉你，你能支撑到现在吗？”潘场长说。
“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她。”
“好，明天我带你过去。”
“不，我现在就要去。不就是二十里地吗？我能走。”
潘场长拧不过，当即就叫了小商过来（他现在是办公室主任了），带上个小木盒和工兵铲，开了辆新来的北京吉普就出发了。
寒冬的戈壁，更加苍凉。
天碧蓝碧蓝的，丝丝白云像冻僵了似的挂在天上，静止着。地面积雪不多，只有土包的背风处红柳、荆棘丛中残存着斑斑白雪。北风呼啸着，卷着干雪和沙粒，在地面滚过。车轮碾过冻结的地面，发出比平日响得多的沙沙声。
不多时就到了那个小村庄。
十二年过去了，小村庄更加荒芜。那几间土房，大都已墙倒屋塌，沙砾都已埋到了窗台。屋前的百余亩田地，已是一片沙漠，没有了半点的植物茎叶。那小湖也已被沙砾填没，全无了踪影。
潘场长领着董平章到了中间的那个院子，屋顶已倒塌了一半，埋在沙里的门推不开了，两人从窗台上爬了进去，那窗框一碰就碎了。屋里满是沙土，一脚下去能陷到小腿。
“赵玫在哪儿？赵玫在哪儿？”董平章朝着挂满尘土的四壁呼喊着。
潘场长默默地走向角落。
角落里的两个水缸还在，没有破损。搬开上面的缸盖，赵玫白森森的头颅依然还静静的在那儿，似乎一直在静静地等着亲人的到来；那眼窝的黑洞里面，似乎还有双明亮的眼睛，在深情地看着亲人们；只是没了下颌骨，残存在上颌骨的几个牙齿再也无法向亲人们诉说。尸骨边还有个已经暗淡了的孩子的银制手镯。
董平章扑到缸上，捧起一把白骨，顿足捶胸，失声痛哭，久久不息。
几十年的苦难，等来的是今天。
潘场长也在一边垂泪，等着董平章渐渐地平静。而后，两人把赵玫的尸骨装进了带来的那个木盒。
在回程的车上，董平章一直没有说话。
快到农场的时候，董平章才说了句：“我要把她带回家。她是为了我才来这里的，我要把她带回去。”
2.2 离场
董平章穿上了场里给他的一套旧军装，连同棉大衣、棉帽、黑色大头棉鞋，挎着一个简单的小包，捧着那个木盒，踏上了回家的路。
他要回西北村了。
潘场长陪他到了麦提那，送他上了去乌鲁木齐的长途汽车。怕他十几年的隔绝人世的生活，路上会有许多不便，所以再三叮咛他路上小心。
董平章点头，再三表示感谢。他知道了潘场长就是当年龙头镇南门外部队的连长，才明白了十几年来他总感觉到有人在暗暗照顾他。
冬天的南疆景色单调，董平章本来也无心去看。
两天的漫漫长途到了乌鲁木齐。潘场长特地写了一封信，叫他去找叶局长，能方便一些。叶局长在文革中的几年，日子很不好过，挨过打，受过罪，老伴也为他而死。运动后期也没有恢复他的职务，所以心里一直气得很。好在他的女儿叶丽娜，由于托了令师长的关系，入伍当了个卫生兵，后来又选上了工农兵大学生，读的是医学院。毕业后不想回部队，就留在了乌鲁木齐。叶局长早几年就退休了，现在租了一间小屋，跟女儿住在一起。
董平章拿着信，捧着木盒，东问西找，还真的在长春南路背后的小巷子里找到了叶局长。老叶住得不宽敞，里外两间。外间又是床，又是方桌，又是炉灶，挤得很。老叶正在方桌上切白菜，听见门外有人问：“是叶局长的家吗？”心里还在纳闷，这年头还有谁来找他。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穿着一身军服的董平章。
“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从五三农场来。”
“哪一个科的？”
“我刚释放出来。”
“啊？”叶局长挺不高兴，“犯了什么罪进去的？”
“国民党派遣特务。”
叶局长大惊，像被蛇咬了一口似地跳了起来，大喊着：“滚！快滚！”
董平章慌了，忙说：“是潘场长叫我来找你的。”并把那封信递给了叶局长。
可叶局长看也没看，把那信一摔，还在跳着，好像那条蛇咬在手上还没有甩掉。“你快滚，你这个国民党特务，还要连累别人呵。”使劲用门把董平章推了出去。
这是董平章出了劳改农场以后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就让他知道了这个社会对他的态度，心里刚刚燃起的光亮又熄灭了。
他自己默默地找到了火车站，默默地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几天里，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吃一口饭，最多是喝了几口凉水。只是紧紧地捧着那只木盒，很像当年赵玫西来时的情景。
董平章去叶局长家的那天，傍晚叶丽娜下班回来了。刚到门口，自行车铃铛就响了，叫着：“爸，我回来了。”小叶已经26岁，正是鲜花盛开的好时候。
可是，门里的老叶没有像往常那样高兴地回应。
小叶觉得奇怪，推门进去，见老叶气鼓鼓地半躺在床上，晚饭还没做。女儿知道爸爸这些年心情一直不好，但到了乌鲁木齐以后已经好多了，今天怎么又不高兴了。
“爸，怎么又肚子发胀了？”（新疆话，生气的意思）
“怎么能不发胀？那个老潘真是糊涂，叫个国民党特务上我们这儿来。”
“这是怎么回事？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小叶见地上有一个信封，这正是潘场长写给老叶的。小叶就捡了起来，打开来看。
“喔，那个人是海源人，就是在你当初驻军的地方。他是1949年被国民党带走的。”小叶一边看一边说着。
“他老婆因为是特务家属，在老家待不下去了，找到了五三农场。特务家属？”小叶若有所思起来，又接下去看。
“1966年，她死在了农场东面的一个小村庄，从骨头的伤痕看……是被狼咬过的。被狼咬过！？……”小叶忽而睁大了眼睛，攥紧了拳头，呼吸急促起来。
“爸，那位董大叔呢？”
“被我赶走了。谁还敢和国民党粘上边啊。”
“他带了什么呀？”
“带了个木盒。”
“你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装了什么？”
“是他老婆的骨头。”
“特务老婆的骨头，那又怎么样呢？”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当时就跟你讲过，有个被叫做特务老婆的女人，是她挡住了狼，自己被狼群撕咬，却救出了我。来的那个大叔就是她的丈夫，他手里捧的就是我救命恩人的尸骨！”
“啊？我怎么知道啊？”
“他人呢？”
“走了。”
“应该是去了火车站。我这就去找。”
“我也去吧。”
父女俩直奔车站而去。
2.3 归来兮
董平章在迷迷糊糊之中走出了德国式尖顶建筑的黄港火车站。正碰上漫天的大雪，长途汽车停了。直到中午，因为有好几个人在等车，所以车站才发了一班去海源的车。
汽车在厚厚的积雪中“叽叽嘎嘎”地开着。天快黑了，才到了海源县城。这时从县城到龙头已经有公共汽车了，只是早晨和下午一共才两班车。他当然不会去等到第二天，更无心顾及县城的变化（比十四年前多了几个二、三层的小楼），就往龙头走去了。
这回，没有人问他要上哪儿，更没有人请他上车，他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走着。
厚厚的雪地，走起来很费劲。天渐渐暗下来，路上没有一个人。没有风，静静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无声地飘舞着，潇潇而下，又无声地落到厚厚的积雪上，融合在了一起。
他走着，呼吸着，他知道这是家乡的空气，是那样是湿润，那样的清新。不似台湾压抑的闷热，也不似南疆呛人的干燥。回来了，终于真的回来了。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了，从1949年离开家乡，离开赵玫和孩子整整三十年了。如今回来了，捧着赵玫的尸骨和孩子的银镯回来了。董平章眼睛湿了，不能想下去了，他还要走下去。
他捧起了一团雪，含在嘴里，家乡的雪也是甜的，真的。
天黑了。好在皑皑白雪，泛着浅浅的光。茫茫原野上能分得清村庄、道路和山峦。他也不需要辨认，就径直地朝前走。
走过了王庄，走过了大河上的漫水桥，走过了赵村。到了，他看到了龙头镇，他看到了西北村，尽管没有了城墙，没有了白果树。
尽管是已经离开了三十年，但是村庄、巷子、院子，还是那样的熟悉。那是他日夜思念了整整三十年的地方，能不熟悉吗？半夜时分，他径直走进了自家的院子。没有了院门，可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家。满院是枯草，虽然是冬天，可还是高高的、密密的，可见夏天会是多少。如今厚厚的草上又盖着厚厚的雪。
四间房，有三间塌了房顶。董平章不知道，塌了的是他以前的老房；没塌的，是1949年他走的那天被国民党炮弹炸塌后，村里鲁队长他们帮着新盖的。他也从窗台翻进去。屋里黑黑的，空空的，就像他看到的赵玫最后生活过的南疆小村的屋子，这儿只是多了一铺塌陷的炕。
他把木盒放下，轻轻地说着：“赵玫，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
他已经没有了眼泪。
他静静地看着从倒塌的屋顶、从破裂的窗框飘飘洒洒飞进的雪花，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纯洁，那么的宁静，轻轻地落在地上，静静地躺在那儿，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更没有苦难。
他还能再求什么？能把赵玫带回来，这就是他所能做的更大的成功了。等天亮以后，乡亲们围过来，会怎么看他、怎么说他呢？说这个国民党特务居然又回来了，老婆也死了，带回来的是一把骨头，怎么去见人呢。那个老叶把他赶出来，也很好理解，谁叫自己是国民党呢？虽然是放出来了，可还是放出来的国民党。其实，董平章并没有想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天亮了。
既然把赵玫领回来了，自己就再没有别的牵挂。他把赵玫的发夹塞进内衣，贴身放着，银镯装进了口袋，把裤带解下栓在里屋的歪倒的梁上。他要和赵玫，和宝宝永远在一起，就在这里……
鹅毛大雪静静地下着，下得越来越大，盖住了董平章来时的脚印。
西北村的乡亲们都不知道董平章回来了，更不知道他和赵玫都留在了这倒塌了十几年都没有人进去过的破屋里。
2.4 叶落龙头
我们把目光转回乌鲁木齐。当董平章踏上东去的列车离开新疆的那天，叶丽娜拉着她父亲从家里匆匆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天已黑了，候车室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工作人员正在扫地，早没有了董平章的影子。
小叶父女又在站前广场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董平章。看着火车时刻表，傍晚是有一班东去的列车。这段时间，火车并不挤，估计他也不会再去住旅馆等一晚上再走，他肯定是已经走了。
小叶很着急，眼睛都湿润了。
“走就走了吧，”老叶还不理解叶丽娜的心情。
“我忘不了呀，我忘不了。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在那群狼的嘶咬中，那只向天上伸出晃动的手，那只还在阳光下闪亮的发夹。那种惨叫，十几年来天天在我的耳边。她是为我而死的，我能忘了吗？……”
叶丽娜不顾边上看着她的路人，失声痛哭起来。
“那怎么办？人都走了。”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海源看看他们。我一定要在她的坟前跪下磕几个头，我心里才能好受点。”
“你真的要去海源啊？”
“是的，我一定要去。要不，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心安。”
老叶知道他女儿的脾气，纯真中有几分执着，想做的事情别人是挡不住的。“那也行，我陪你一起去。这多少年，我也想回去看看，总觉得海源好像是自己的家乡似的。”
“那我就去买票。”
“你先得跟单位请个假，安排一下吧。对了，我去问问老潘，看他会不会一起走。”
“好。”
潘场长那边也一直放心不下董平章，听老叶一说，也愿意跟着去。跟省局请了个假，把场里安排一下以后，便到了乌鲁木齐，跟叶丽娜父女，一起赶往海源。
到海源县城已是临近中午。下车一看，县城虽然并不很像样，但比起解放初他们走的时候，可还是大不一样了。他们买了下午去龙头的车票。
“要不要给老纪打个电话？”潘场长问。因为走得匆忙，临走时也没跟这儿的纪社长说。
“不用了吧。他知道了肯定还要特地赶过来，先不用麻烦他了，以后要麻烦他的时候多了。”老叶说。
他们在路边的小饭店见了有鲅鱼饺子的牌子，老潘一见就说：“啊呀，可是几十年没看到了，快来一盘。”于是每人点了一份。那个价钱便宜得，跟新疆没法比。叶丽娜虽然是北方人，吃饺子并不稀罕，可这是第一次吃上鲜鱼饺子，在新疆哪有这，把她吃得高兴得不得了。
老潘和老叶，嘴里吃着饺子，耳边听着四周都是浓浓的海源话，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下午，班车在西门外停下。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当年的龙头镇。这是他们曾经跟国民党浴血拼杀的地方，多少战友还长眠在这儿的地下。这儿也是和解放区乡亲们结下深厚情谊的地方。
他们在车上就问了同车的老乡，知道了公社就在西街上，知道了纪海洋这两天没出去，就在公社里。
当老潘和老叶大声喊着：“纪海洋，纪海洋！”推开纪社长办公室门的时候，纪海洋立马站了起来，都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现在都已是两鬓斑白的半老头。纪海洋迟疑了一下，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他们会出现在这儿，但很快就认出来了。他猛地扑了上去，抱住了他俩，连连说着：
“你们怎么会来的？你们怎么会来的！”
“想了三十年了，就想来看你啊！”老潘忘情地握着纪社长的手，使劲地上下甩着。
“这位姑娘是谁呀？”纪社长问起了边上站着的如花似玉的叶丽娜。
“这是我女儿。”老叶又对叶丽娜说，“快叫纪叔叔。”
“纪叔叔。”叶丽娜虽然是在南疆偏僻的小县城长大，说的却是一口极标准的普通话。
“啊呀，啊呀，老叶啊，你女儿都这么大啦。真是个好姑娘啊。坐，坐，先都坐下。”纪社长马上又问：“你们怎么会有机会来龙头的？”
老潘和老叶把前后事情一讲。
纪社长很感疑惑，“我没听说董平章回来啊？如果回来，这样的事，我会知道的。他家离我们这个大院还不到两百米。我马上把他们大队干部找来问问。”
现在，大队和公社也都通上电话了，尽管还是用手柄摇和人工转接。
十分钟的时间，鲁队长就急匆匆地进来了。因为这还是纪社长第一次用电话找他，一定是有不寻常的事。
鲁队长一头撞进纪社长的办公室就问：“纪社长，有什么事吗？”
纪社长站起来，指着边上的两位，说：“你看看他们两位是谁？”
鲁队长愣愣地看着，硬是没认出来。老叶那时驻在新河镇，也没怎么接触，那倒好说。可是连潘连长，他也没认出来。
“这就是我的老领导潘连长啊。这位就是当年西北村民兵队的鲁队长啊。”
经纪社长这么一说，两人都同时叫了起来，“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一番重逢的话语之后，说到了正题上。
鲁队长也疑惑：“没见到啊。他那房子塌了几十年了，队上也不能没收，也不能处理。一直扔在那儿没管。这几天也没见动静啊，昨天我还从他门前走过呢。”
“难道是没回这儿来，上别处去了？”老叶问。
“不会，不可能。以我对董平章的了解，他不会去别处。这十五年，他是天天在想着回来。”老潘说。
“要不，我们进他院子看看吧？”纪社长说。
“好，进去看看吧。这房子该拆也得拆了。”鲁队长说。
鲁队长领了他们四人往董家的胡同走去。
路上碰到住在董家前排的迟解放。鲁队长问：“这两天，你后面的董平章家没有动静吧？”
迟解放听了一惊，“哪有什么动静？连个骚鼠狼也没有啊（海源话，就是黄鼠狼）。怎么啦？”
“有可能是董平章回来了，我们正过去看看呢。”
“啊？！还有这事啊？！”迟解放惊得一抬头，连帽子都掉了。也急急地跟着他们过去，边走还边跟遇到的人说：“董平章回来了，董平章回来了！”
有人还讥笑着说：“熊人也不换个题目，怎么想起来拿董平章开心。”（熊人，在海源话里是骗人的意思）
更多的人看到是纪社长领着两个老干部和一个年青姑娘，这么急匆匆地走，看迟解放那认真的表情，不像是在骗人，也都跟了过来。
董家的院门，门板早就没了，只有那朽木似的干裂的门框还勉强支撑在那儿。院子里是没膝的蓬篙，院墙后面还有残存的积雪。
鲁队长走在前面拨开草，解释说：“这十几年连小孩也没有进来玩的。”
东面的两间都塌了，南墙只有窗台高，屋里也长满了篙草，草丛中横七竖八地伸出几根断裂的房梁和檩条。
房门已经陈旧得像出土文物，上面并没有挂锁。鲁队长推开房门，那房门居然一碰就倒了下来，砸在地上飞起了破碎的木屑和尘土。一股腐败霉烂的臭味扑鼻而来。
鲁队长走了进去，屋里挺暗，靠北墙的案几已经散了架，垮在那儿。他跨进黑糊糊的西间，突然“喔哟”地惊叫了一声。因为他猛然看见在北窗下吊着一个人。
那就是董平章！
董平章的尸体已经发黑，肌肉塌陷，躯体变形，形状极其恐怖，完全没了人样。如果不是知道他是董平章，绝对认不出是哪个人的。他的双脚没有离地，不然真会尸体断裂，肠流一地。
纪社长几个闻声赶紧进来，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气息。
叶丽娜一脚跨进来，双手不由得捂住了脸，只露出惊恐的大眼睛。好在她是学医的，见过尸体，没有过分的惊吓。
鲁队长上去，想把尸体扶下来。叶丽娜忙拦着，“不能碰！他里面已经烂了，一碰的话腐肉都会掉下来，粘到手上。”是的，如果是夏天的话，他们看到的将是更可怕的景象。
老潘说：“快找块布来，铺在地上，把上面的绳剪断。”
别的事还好办，这布就难办了，谁家也拿不出这么大的布。要知道那时一人一年才四尺五寸的布票，虽然比前些年已经多了一尺了。
“不行就到粮管所去借块毡布吧。”纪社长说。
鲁队长对后面的迟解放说：“你赶紧去跑一趟吧。”
迟解放出去的时候，人们的视线又转过来，炕中间端端正正地摆着一个木盒。
老潘凝重地说：“这就是赵玫的遗骨。”说着，眼睛就湿了。
叶丽娜朝着那木盒，扑通下跪，哭喊着：“大姐呀，赵玫姐呀，我来看你了，我来看你了。”连连磕头，双手拍打着炕壁。那种悲痛，那种哭喊，在屋外的人听着都无不动容。
鲁队长、潘场长、纪社长都流下了泪。
挤进来的衣春玲和车素花也都满脸泪水，扶起叶丽娜，劝说着。
迟解放往外跑的时候，胡同里已经有不少人，都来问。迟解放顾不上一一回答，边跑边惊叫着：“董平章回来了！董平章吊死在他自己的屋里了！！”
还能有什么事比这更惊人！
当迟解放和祖所长回到村里的时候，所有的胡同都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迟解放头顶着毡布，又喊又叫，生生地挤了回来。整个西北村、整个龙头镇的人都来了！甚至连宗发奋、秦德才也站在后面望着。
当铺好毡布，剪断那根吊在董平章脖子上的裤带，董平章的尸体掉落下来。皮肤几处溃破，尸液流淌出来，恶臭味更浓了。
叶丽娜还是很清醒，劝大家说：“这儿已经不能待人了，别感染了。我留在这儿，你们都到外面去吧。”
潘场长也是经过风浪的人，既是很重感情，处事又很冷静，说：“我来看看他口袋里还有什么？”
从董平章的口袋里翻出了孩子的银镯子，几张车票和一百多块钱。
潘场长沉重地说：“这钱是场里给他的安置费。除了路费，看来他几乎没花一分钱。”
潘场长把钱交给了鲁队长，说：“你们大队上帮他把丧事办了吧。”又把车票和银镯子放回了董平章的口袋。
这时，那个发夹从衣服里面滑落了下来。
依然发光锃亮的发夹。
这是叶丽娜、潘场长、鲁队长、纪社长和所有西北村人都能记得的发夹。
叶丽娜拿起发夹，又哽咽起来，对大家说：“能不能把这留给我，我要一辈子戴着它。”
大家都点点头。
叶丽娜就要往头上戴。衣春玲说：“我拿去到大队卫生室消一下毒吧。”
叶丽娜摇摇头，说：“不。”拿出手绢擦了擦，就戴到了她和赵玫同样乌黑秀美的头发上。
大队部连夜叫人刻墓碑，钉个薄皮棺材，连漆也没来得及用上。
晚上，派两个年轻人在董家门口值班看一下。
叶丽娜想要留下守夜，大家都不同意，毕竟是寒冬腊月，这无门无窗，跟野地里一样，不行的。硬把她拉走了，跟老潘、老叶一起在公社招待所安顿下。那时的公社招待所也极简易，大通铺，跟骡马店差不多（骡马店，供驾骡马车、搞长途贩运的车夫们下榻的乡间旅社，极简陋）。纪社长想叫几个干部下乡去，好腾出床铺让老潘他们睡。这个办法，是那时公社对县里来的干部留宿的最好待遇了。他们忙推说不用了，还是去招待所吧。
第二天上午就下葬。鉴于董平章的特殊情况，纪社长商量说，现职干部就不参加了，毕竟有所不便。但鲁队长出于他对赵玫的情分，坚持去了。
西北村的乡亲们几乎都去了，虽然没有披麻戴孝，但那凄凉的唢呐吹起，人们都分外的伤感，其心情的悲痛、气氛的压抑，甚于往常任何一次葬礼。
赵玫的娘家是邻村赵村。赵村的乡亲们，不管是不是赵玫的本家，还是亲戚，在赵刊新的带领下也都来了。因为是赵玫这一边的，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戴白布黑纱。赵刊新没有因为是全公社“革联指”的头而受到什么影响，他现在是赵村的书记兼大队长。
葬礼没有任何的仪式，更没有致辞。原先董平章爷爷的墓穴，早已找不到了，临时另找了一块地，挖了个坑，把董平章的薄皮棺材和赵玫的尸骨盒放了进去。盖好土后，上面放着一个连夜刻出的两尺高三尺长的石碑，没法写什么称呼，就写着：“董平章赵玫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葬于此”，而且还是乡间极少用的横排字。
老潘、老叶父女、鲁队长、赵刊新在最前面。
培好土之后，头扎白布、臂戴黑纱的叶丽娜又在坟前跪拜痛哭。有些乡亲还不解，一个素不相识的远方姑娘，怎么戴这么重的孝，行这么大的礼，哭得这么真切。等传开了赵玫被红卫兵打成那样，还以身躯挡住狼群救下了这姑娘的事迹后，乡亲们个个啧口称赞，也为赵玫这个曾经为西北村人津津乐道的媳妇而伤心落泪。
老潘胸戴白花，十分郑重地行三鞠躬。人们都认为，以一个劳改农场场长之尊能对一个曾经的囚徒有这份对待，真是做到家了，到底不亏是一个老军人、老干部的胸怀啊。可谁也难以了解他心中对董平章的歉疚和对赵玫的那份无法诉说的情感。
下葬以后，叶丽娜说她想调到龙头来，要在这儿永远陪着赵玫姐。老叶听了以后，觉得也行，他对于西陲边疆也没有更多的留恋，能跟了女儿一起过来也挺好。
纪社长说：“那好，你们过来一起陪我吧。只是海源在外工作想回来的人很多，调动的事一定不容易办，我尽量努力。”
老潘一听，也说：“我也真想来，回去就办退休，把老婆一起从老家搬过来。我儿子在四川大三线的大山沟里，我在哪儿对他也无所谓。”
纪社长说：“你倒好办些，我跟西北村说说，给你块宅基地就行了，反正吃的喝的，你自己有退休金。”（说明：宅基地，由大队无偿拨给本队社员用于自建个人住宅的小地块，控制甚严。）
约莫半年多的时间，叶丽娜真的调来了，在龙头卫生院。从此，龙头镇上多了个头戴锃亮发夹、身材丰韵婀娜多姿、讲着一口极标准普通话、人人见了都要侧目相望的美女。老叶也一起来了，在西北村租了个院子，父女俩住。老叶说，我这片老叶子最后飘落在西北村，也算是跟大西北命中有缘啊。
秋天的时候，老潘退休了，也和老叶一样，从西北到“西北”，真的把老婆带了过来，在西北村的地面安了家。
西北村人想的是，连国民党都放了，都能让他们回台湾去，那国民党的家属呢，也不应该算什么了。那跟了国民党到台湾去的人，和他们在大陆的家属呢，就更不应该算什么了。还有什么能压在他们的头上呢？
春天真的来了吗？
天在变了，变得越来越晴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