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大串联
15.1我们要到北京去
为了最充分地发挥红卫兵冲击社会秩序的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掀起了一场大串联的热潮。从6月初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开始，就有一些周边地区的学生跑来北京看究竟。据丁晓禾的《狂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说，“早在1966年6月10日杭州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啊！”最早成批的、数量较多的学生进京，是8月中旬天津的一些学生为寻求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北京红卫兵的声援，要“告万晓塘的状”，就往北京跑，中央“文革”派人在中途迎接了他们，以示支持。
正式通知是9月5日下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题目挺长，叫《关于组织外地高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说的是，学生出去串联坐车可以不买票，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试图以此把红卫兵的洪流冲向各地，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这下，红卫兵们可高兴了。不光是北京，几乎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
但那时中央的这个通知还没下发，龙头的红卫兵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听说县城一中的学生有往黄港去的了，也要想走。
秦有理也在挠头这个事，龙头街上没有多少四旧可破，再搞什么呢？他正在教室里挖耳挠腮呢，申光荣来了。
别看申光荣个头小，革命的劲头还挺大，兴冲冲地跑来说：“秦司令。”现在开口都要称司令了，“秦司令，听说县中有的人都去黄港了，说是去取经，学习革命经验。”
“对啊，是要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闹革命的。”秦有理的眼睛顿时也亮了。
“是啊，外面都已经热火朝天了。咱这儿，上街撕了张广告就没事了，大家都闲得要回家了。”申光荣说。
“那咱们也出去。”
“上哪儿去呢？”
“上……先上县中吧。”秦有理还没有想得更远，甚至还没想到要去看看生活了十几年的黄港。
“好，上县中方便，现在就可以走着去。”
“多喊几个人，愿意去的都可以去，声势大一点。”秦有理说着就起身了。
那申光荣跑得更快，转身就出了教室，边走边喊了起来：“上县中去啦，上县中去串联啦！”
一些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学生，围了过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听明白了，都嚷着要去。
操场上又嚷嚷了起来，很快就聚起了一大帮人。
石向上在办公室里听见了，急得皱起了眉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上面也没有通知，这事倒底行不行，让不让走？”
他看了下肖校长。肖校长都没有抬头，虽然他听到了操场上的声音，但似乎懒得过问了，懒得几乎是不负责任了。肖福兴不是这样的人。他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但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现，表现得连自己也厌恶和憎恨。
石向上知道不能指望肖福兴，就拿起电话向县教育局请示。接电话的正是政工科的管科长。
“要劝阻，要劝阻。昨天程局长还说了，这事要劝阻。他批评了一中的领导不力，怎么能让学生瞎跑呢，这还像个学校吗？”管抗先这回又有精神说话了。
“劝阻？怎么劝阻？这种时候恐怕劝不动了吧？”
管科长又换了个腔调说起来“嗨，石校长啊，能劝多少就劝多少呗。这个时候你问我，我去问谁啊？工作做到了，就行了。再问多了，谁也回答不了。”
石向上放下电话在想，我该怎么办呢？这形势真是吃不透。广播里、报纸上都说要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可地方上县教育局就是不吐口，要么不表态不说话，要么就是说要保持警惕、不能失去控制、要把文化革命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这些话管用吗？工作组问题上，已经说我们是压制学生，栽了个大跟斗，以后还不知道追究不追究。现在再去劝阻，弄不好，又是一个跟斗。可是明明看见学生没有政治经验在那儿瞎闹腾，早晚要吃大亏，作为老师，作为校长不能不管啊。哪怕是提醒一下啊。不要等以后学生吃了亏来埋怨自己，老师你那时候怎么不来说一句。到那时当老师的，能心安吗。再说，学校的秩序要维持，学生的安全要维护，就算是要串联，也不能这样说走就走，总得要组织一下、准备一下吧。
石向上走出办公室来到操场上，走到学生当中，对正在四处招呼的秦有理和那帮学生说：“同学们，你们要出去串联、学习革命经验，很可以理解。但是县教育局还没有来通知，还没有具体布置。我们等县局来了通知，认真地准备一下。到那时，我都想和你们一起去。好吗？”
石向上讲得很诚恳，那是他的心里话。他对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有些不理解，真的是很想有机会学习学习。
没料想到的是秦有理大笑了起来：“哈哈哈，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成立红卫兵，还来过通知吗，还提前有布置吗？”又突然脸一翻，说道：“讲得好听，要和我们一起走，是要监视我们吧？到这个时候还想阻挡我们革命，快滚开！”
听着秦有理的吼叫，连石向上也愣住了。他这才明白在这些学生眼里，他这个校长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位置，或者就已经是应该一脚踢开的绊脚石。他终于后悔不该出来讲这些话。
秦有理和一大帮学生走出了校门，要往县城去了。他们也没排队，或一群群，或三三两两，大呼小叫着，兴奋地往前走去。
宗发奋接到石向上的电话，知道学生们出发了，要去县城游行、串联。这不是在丢他脸么，说明龙头的文化革命没有控制好么，没有做到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就地闹革命么。这怎么办？立即采取措施，他宗发奋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能力。中学生要上县城，必定会经过镇上，必定会经过赵村的大河。在镇里堵，是来不及了，就到赵村的大河边拦住。喊派出所的警察过来，人太少，怕拦不住。用民兵，一个大队就能出几十个，看这些小毛娃怎么过去。
他叫来几个人，叫他们赶紧通知龙头镇四个大队和赵村的基干民兵到赵村的河边紧急集合，拦住中学生。他自己亲自赶往西北村调集民兵。在西北村的大队部门口，见到了彭小宾和衣春玲。
“你们西北村的共青团员和基干民兵立刻紧急集合，跑步到赵村大河边待命。”
彭小宾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转过了身去。
衣春玲说：“我不是团支书。”
宗发奋气得一跺脚，心想社教的事还在记我的仇啊，这笔账以后算，忙问：“谁在大队部？”
他们俩谁都没回应。宗发奋只得自己进去，一看是鲁队长在里面。
“你听见我来，还不出来？”宗发奋很气愤，心想要不是这种时候，我这个书记，你们就这样对待我？
“我在看老三篇呢，正入了神。”鲁队长淡淡地笑着说，手里还真拿了个单行本。老三篇指的是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当时被认为是毛主席著作中精髓的精髓，要人人都会背诵。人家在学老三篇，宗发奋当然就不能说别的。
宗发奋赶紧把事情简要一说，要马上集中民兵，“你这个民兵连长，是用武的时候了。”
“这事最好跟杜书记说一下，由大队党支部出面比较好。我出面怕喊不动，来的人少。”
“嗨，还推辞什么，赶紧的，赶紧的。”宗发奋还没有这样急过。
等红卫兵们三三两两地穿过镇里，来到赵村河边的时候，镇里的民兵也没来几个。倒是赵村的人围了一大堆，也是过来看热闹的多。
最着急的是石向上。他从中学赶了过来，走得比红卫兵还快。宗发奋也到了村口，他叫赵村的书记赵刊新放了张凳子在路中间，又对石向上说：“还是你来说两句吧。”
石向上没法推，只好硬着头皮站上去再说两句：“同学们哪同学们，我们支持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革命也是要有序进行的。大串联也是要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的。不要这样匆匆忙忙。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石向上也学会了用毛主席语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可秦有理还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你们一贯压制革命，我们不相信你们，我们要上县委去。”
“对，我们要上县委去！”四周的红卫兵也跟着嚷。上县委，这可是中学生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对于很多中学生来说，县委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宗发奋一下来狠的了：“你们这样胡来，就是在破坏文化革命的正常秩序。公社党委不答应，贫下中农不答应，广大的人民公社社员不答应！我们要求你们就地闹革命，不准游行。我们的民兵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敢跨过大河一步，就立即采取行动！”
人群立刻乱了，吵闹声一片，学生们也不知该怎么办了。秦有理赶紧和周围几个商量，申光荣不知上哪儿去了。
就在这时，肖胜利出现了。今天的活动，虽然没有事先讲好，但因为是上县中串联，两派红卫兵没有分彼此，都过来了。
肖胜利挤不过来，在后面举了张报纸，大声地喊着：“宗书记，你又错了！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了，叫工农群众要支持学生闹革命，不要站在学生的对立面。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搞对抗，是走资派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其实在这前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保障红卫兵运动毫无阻拦地向前推进，让红卫兵放手大干一场，曾多次要求各地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比如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特别是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保护受到运动冲击的该校党委书记郭影秋（郭影秋在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9月11日中共中央立即专门发出了“关于转发毛主席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宗发奋不知怎么，这么聪明，却利令智昏只想了自己的事，却忘了这些更大的事。
于又发在边上也喊了起来：“我们不但要上县委，我们还要到北京去！”
“对，我们要到北京去！”红卫兵们立刻呼应起来。
“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
赵村河边掀起了一阵阵巨大的声浪，一阵阵无法遏制的巨大声浪。仅仅在几分钟前，去县委还要鼓起很大的勇气，这下就要到北京去了。这就是革命的力量啊！
宗发奋脸色发白，他又一次在大风浪前失败了。
学生们绕开了那张放在路中间的凳子，也没看宗发奋和石向上的反应，出村口，来到了大河边。
河上是座漫水桥，即那种桥墩很矮，其实说不上是桥墩，实际上是几个大排水管上面铺着石块水泥而已，造价很低廉的“桥”。夏天河水大，下面的排水管流不及，就从桥面上漫水而过，所以叫漫水桥。好在近几天没有大雨，河水虽说漫桥而过，但两边的铁链栏杆还能露出来。只要小心点，不踏出铁链外或在水中滑倒，是没问题的。
可真的到了河边，有的同学就犹豫了，停下了，不走了。有的是真没走过那么多路，怕坚持不了；有的是什么东西也没带，怎么出去啊；有的是怕没跟家里人说，爹妈不担心么？当然也有不少，不管三七二十一，脱下鞋，卷起裤腿就下河了。
还是这位石校长，真是好人。他也赶紧下了河，站在铁链旁的水里，对学生们招呼着：“靠中间走，离边上远点！”“哎，那位男同学，扶着点你边上的女同学。”
红卫兵们过河了。
宗发奋还在愣愣地看着。
还是这位石向上，往回走的时候，先进了公社大院，给县教育局打了电话，说龙头的一批学生几十人往县城来了，要到北京去。请县局尽量安排好，让他们去黄港上火车吧。
这回县教育局倒是想通了，反应过来了。当秦有理、肖胜利他们一到县中，没停留就上了由当地驻军帮忙派出的三辆卡车，当天就到了黄港火车站。
到了黄港已经领不到火车票了，他们这些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想办法去了。
秦有理几个不管三七二十一，愣是冲进了车站。
一节节的车厢里都塞满了红卫兵。好在年轻人对这点困难毫不在意，硬是从车窗里爬了进去。前面几个都进去了，唯独王溪爬不上去。秦有理在最后一个，他叫先挤上了车的申光荣拉住王溪，他托着王溪的臀部，使劲往上推，好不容易才塞了进去。秦有理最后爬了进去，已经是人贴人了，实在是没有落脚的地方了。秦有理紧贴着王溪，硬往前拱。座位上的人还算照顾，屁股往前挪了挪，秦有理的两只脚才落在了座椅上。
“这怎么坐呀？屁股都没有地方放了。”王溪嘟哝着。她只能两只脚直插在座位上那人的背后。
“就放在我腿上吧。”秦有理已经坐在了椅背上。
“这好吗？”王溪还有点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刚才我还不是托你的屁股了。”
王溪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坐在秦有理的大腿上。刚才被推上来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到，现在意识到是坐在一个小伙子的腿上，脸上不觉泛起了红晕。好在秦有理是在背后，并没有察觉到。
火车开动了，车厢一晃动，王溪往前一倾，秦有理顺势在背后抱住了她。
一个晚上，满车厢的红卫兵们都唱着歌，呼着口号，意气风发，向往着将要去的革命圣地北京。
15.2恐怖“红八月”
第二天，下火车，出了北京站。
1966年的8月底，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阶段，整个北京城陷入了一片海啸般的惊涛骇浪之中。让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们顿时傻了眼，亲眼看见了被极左势力称之为“好得很”的血腥场面，看见了在历史上永远留下罪恶一页的所谓恐怖“红八月”。
出了站一看，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到处都竖立着领袖像和语录牌，大楼的墙上贴满了革命标语、大字报和“砸烂×××狗头”之类的横幅。那大字报都有一人多高，而且还都打上了红叉叉，那些名字都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领导人啊。震耳欲聋的大喇叭播放着革命口号和革命歌曲，那音量之大连脚下的地都在抖动，整个人都在震颤。
他们第一次听到了激情无比的造反歌。
“原来造反还有歌啊？”申光荣还十分地惊讶。
那个歌真的是激情无比，透着一股逼人的杀气：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嗨！”
街上一队队的红卫兵目空一切、精神振奋地来来往往，不停地振臂高呼，那眼神毫无疑问地告诉你，他们就是这世界的主人。大街旁有不少搭的台子，那是各种红卫兵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有的念着战斗檄文，那些北京话念得跟广播里一样的标准。有的在斗黑帮，黑帮们个个低头认罪，戴高帽、喷气式、挂牌子，不时地挨揍。
街上还不断有卡车装着戴高帽挂黑牌的黑帮被摁着脑袋游街。路过一个居民楼门口，四五个黑帮跪在地上，有老有小，大概是一家，被一群红卫兵看着。家里噼噼啪啪地响着砸木板砸玻璃的声音，不断地有书籍、衣服、各种用品被扔到街上，打得粉碎。这就是秦有理们从未见过的抄家。
一群十几个男女老少黑帮被押着走过来，个个满脸伤痕，身上血迹斑斑，年轻一点的搀着年老的，妇女抱着幼童，无言地、悲愤地、一瘸一拐地走着。边上的红卫兵喊着“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吸血鬼从北京滚出去！”
红卫兵中还有两个模样俊俏、十五六岁的女孩，怒目圆睁，举起雪白的玉手，抡起皮带头，朝着一个眼看走不动的老人，“啪”地打下去，那样的熟练，那样的无情，好像被打的连条狗都不是。年轻一点的黑帮护着老人，双手捂着头，鲜血又汩汩地淌下。年轻人只是轻轻地哼着、忍着，眼睛里充满了绝望，连仇恨都不敢有，像是在等着最后的倒下。
在这年8月的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洪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家破人亡，至今心有余悸、切齿难忘的恐怖“红八月”。
在这疯狂的岁月里，暴行首先是从学校里开始，而后迅速向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蔓延。十几岁的中学生，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自己的长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形，眼睛里全是孩童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北京西城区的一个中学，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更有甚者，连畜生都不如，把老师赶出去批斗，竟想在老师家里强暴师母。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把他们的女校长脑袋上钉满了图钉。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针对老师的大规模血腥暴行。极左势力在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狂热去无情地打翻他们的老师和校长，作为撕碎社会规则的突破口。
这时，江青惟恐乱得还不够，出来传话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在极左势力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扩大到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毫无根据的所谓“阶级敌人”、甚至杀他们的亲属和亲属的亲属等等，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在南北各地毫无节制地蔓延。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杀害了91名犹太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这决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行为，也决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容忍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所谓的“革命”，就可以不要人性了吗？
这儿还想讲一下人性的问题。在人的心灵里，有人性的一面，比如善良、正直、宽厚、互助等等；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动物性里，有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有丑恶的、卑劣的、甚至凶残的，我们称之为兽性的东西。人性与兽性，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长期的不懈的艰苦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性逐渐增长、扩展，人们的自身修养日臻完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社会处于良性发展。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比如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由于极左势力的主导和推动、极端分子的嚣张和狂热，正常的社会规则被倾覆，人性受到压抑、鄙视和摧残，兽性却迅速膨胀，吞噬着一切的良知和理性，整个社会面目全非。人，从内在灵魂到外在表现都出现了异化，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变化，其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兽性的发作则像一场猛烈的失去控制的森林大火，几十年、几百年才长成的林木，顷刻之间就被浓烟烈火吞没，再要恢复生长谈何容易。
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熊熊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没有人性的革命，就是兽性，不要以为只要贴上“革命”两个字就一定是好东西。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而由此所需要的道德和人性的修复，则要用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大串联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北京成为那些红卫兵极端分子的经验展示交流会、现场观摩会。
这效果马上就有了。
秦有理看着，对他们几个说：“你看北京的红卫兵多革命，咱要向他们学习啊。”
王溪见这场面都不敢看，低着头，怯怯地说：“我怕。”
秦有理大咧咧地说：“这有什么好害怕。所以，我们要出来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申光荣说：“是啊，我们龙头跟北京红卫兵相比，真是太惭愧了，那算什么革命呀！真得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大串联，这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人口大流动，对于左倾势力来说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彻底打乱走资派的阵脚，彻底打乱行政官僚的运转体系，使它在全国各地上下各级迅速地完全地瘫痪。大串联确实很快地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传统的管理层（也叫执行层，即各级原有的领导干部），在大串联的初期也明白这是意味着什么，也曾有过抵制，也曾试图限制。但很快就无法抵挡这汹涌而来的浪潮，连自己也被纷纷吞没。
对于那些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大串联完全是自己组织、自己安排，走到社会上，行进在风雨中，开阔了视野，受到了一些锻炼，更深地介入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些人就此对文革了解得更多了，理解得更深了，头脑更清晰了。也有些人却更发热了，陷得更深了，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自觉不自觉地冲在前面，甘当马前卒，甚至成为极左势力的帮凶和打手。
等到1967年初，大串联在再三的呼喊和要求之下基本停息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本设想的“以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只实现了一半。“大乱”，倒是乱得不可开交。不过离“大治”却是越来越远了。
15.3康生接见
由崇文门大街红卫兵接待站分配，秦有理他们到西郊海淀双榆树的一个接待站住下。几天里到附近各高校看大字报，看批斗会，忙得不亦乐乎，暂且不说。这天接待站来通知，说中央文革同意接见海源县所在省的红卫兵代表，秦有理他们也一起参加。
这下，秦有理几个可高兴得跳起来了。秦有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连中央文革都知道我们啊，都这么重视，还要接见我们啊！他们兴奋得连怎么集中、怎么上的车，车是怎么走的都忘了。车停在了北海西侧的一个大院前。那是相当于古代王府的一个院落，灰砖灰瓦，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大门过照壁，穿过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摆着几十张椅子，坐不下的人站在后面，前面长条桌后的沙发椅还空着，大家都悄悄地等着。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
人群中有人鼓掌，知道的人悄悄地说：“这就是康生夫人曹轶欧！”
曹轶欧摆摆手，依然笑容可掬地说：“不要客气啦，今天康老代表中央文革来接见你们。不过康老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请你们再等一会儿。”
接着她又说了些“你们来北京不容易，挺辛苦”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东拉西扯了一会。
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了，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
满屋子都爆发出了掌声。农村的孩子们第一次见到大人物啊，他们的心里怎么能不激动啊。
曹轶欧先开了口：“哎呀，康老，你怎么不再歇会儿？”
“不好意思叫你们久等了。睡不着啊，这个时候，敌人都没睡着，我们能睡得着吗？”
“每次见到红卫兵小将，我都很高兴，特别是见到家乡来的红卫兵，我更高兴。”又是一次更热烈的掌声。
“我跟你们讲的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听主席的话，造走资派的反。我们党内，在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出现了一个跟毛主席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跟他们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要有任何的幻想，不然他们得逞了，就会像主席所说的：党要变修，国要变色，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请同志们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是磨刀霍霍了，就是今年2月他们制造了‘二月兵变’。贺龙把两个营的军队开到了人民大学，就是离你们住的双榆树不远的地方。同志们，他们已经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了，我们能坐着不动等死吗？我们能睡得着吗？！亏得被我们及时发现了，制止了，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二月兵变”详情请见笔者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漓江出版社，2012年9月）
康生讲得激动起来了，提高了噪音。
红卫兵们听得一片惊讶声，眼睛都不眨了。
“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对党内走资派狠斗猛批，决不手软。”
“我知道你们各地的红卫兵不容易。很多地方上的走资派拼命地压制你们，迫害打击你们。我知道，你们能来北京也不容易，克服了很多困难，经过了很多斗争。见到了你们很高兴，我也要向你们学习！”
又是一片掌声。
秦有理听得，就像讲到了自己心里去。
“你们要挺住，你们要坚持，你们要拿出更大的勇气，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
我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
满场的欢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当场有红卫兵站起来表态，刀山火海也敢上，坚决跟着中央文革干革命。
也有个红卫兵说，我们那地方冒出来的好几派红卫兵，有的说是红卫兵，其实就是在包庇当权派。
“我们也了解到了这种情况，有些所谓的红卫兵是假革命，两面派，就是保皇派。我可以明确地说，那些保皇派就是反动组织，你们要坚决跟他们斗争。我们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只要你们抓住革命斗争大方向，我们就支持。”
又有红卫兵问：“社会上有人反对我们红卫兵的行动，百般指责，说是过火了。”
康生说：“什么过火？革命没有过火。主席早就说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也许你们还不成熟，但是你们不要有顾虑，我们都坚决支持。在当前阶级斗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奋勇向前。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绝不能犹豫徬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消灭了再说。”
秦有理也想插嘴问问工作组把他打成反动学生的事，但毕竟还是第一次进京的农村孩子，几次张了张嘴，没能说出来。
“最后，就是一句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打垮，消灭干净！”康生说得也情不自禁地挥了下手。
在场的红卫兵又激动了起来，一阵阵的口号：
“向康老致敬！”
“向中央文革致敬！”
“不怕上刀山下火海，坚决跟着康老干革命！”
那狂热的呼喊，几乎要把屋顶都掀翻了。
15.4见到毛主席
令秦有理们更激动的事来了。傍晚时分，接待站来了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你们了。
整个接待站顿时就沸腾了。他们把所有能扔的东西都往上扔了，跳啊，叫啊，整整一个晚上都没停息。连秦有理抱着王溪跳了几下，王溪也都没有别的感觉。
第二天他们清早就起床了，认认真真地穿上了旧军装，一遍遍地摸着扣子有没有扣好，一遍遍地试着鞋带有没有系紧，相互之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秦有理和王溪一遍遍地相互对视着，沉浸在革命的激情和幸福之中。
不到中午就出发了，一辆辆的大卡车把他们带到了市区外的东北角，而后走了好长的路，到了农业展览馆前。他们的位置就在农展馆大街的东北拐弯处。近百米宽的大道，笔直地向西和向南延伸，在蓝天和绿树的衬托下，气势非凡。两边都是红卫兵的海洋，几十人宽的队列，绵延出数十公里。翻卷的红旗，涌动的绿军装一直铺到无尽的天边。现场上声浪滚滚，各种文革歌和语录歌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秦有理他们这几天也学了不少，跟着大家一起忘情地唱着。一会儿这边唱：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一会儿那边唱：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终于现场指挥部传来指示：请安静。原先沸腾的海洋，一下子安静下来，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三点多钟，这一时刻终于来了。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
“少少拉唻，叨叨拉唻，
少少拉叨拉少，叨叨拉唻。”
这是一个只有特殊时刻才播放的乐曲。
顿时红卫兵们沸腾了，排山倒海般地爆出欢呼的巨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喊，盖过天，盖过地，似乎盖过天地间的一切。人在其中，几乎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在压倒一切的欢呼声中，在秋天的阳光里，毛泽东的车队从远处开来了，在摩托车队的引导下，一辆吉普、后面又接着一辆辆的吉普，驶过来了……
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车里。他身着崭新笔挺的草绿色军装，身材高大，巍然不动；两眼凝视前方；左手扶着前面的车把，右手半举，缓缓地动了下；脸庞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一层薄薄的涂抹折射的光芒……
因为正是在拐弯处，车队减速缓行。秦有理他们看得比较真切。
车队远去了。秦有理他们还在忘情地欢呼着，停不下他们的手，停不下他们的嘴，久久地，久久地……
不知道秦有理他们回去以后是怎样兴奋地向同学和乡亲们讲述他们见到毛主席的激动情景。
可也不能没有分寸地随便说哦。有这样一件事：1964年，广东省宝安县西坑大队团支书杨谭发作为“反外逃”先进典型，上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村后，他告诉乡亲们说，毛主席好高啊，手指头很粗很大，都有香焦那样大。文革时，却被说是污蔑伟大领袖，被斗得死去活来。七十年代初，这个曾经是“反逃亡”典型的大队，青壮年几乎全都逃到香港去了。有个村，剩下的男人里，最大的才八岁……（此事请见：《大逃港》，陈秉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秦有理被接见那天，后来知道差点出了大事。《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的文章《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说，那天下午，毛泽东的车队从农展馆前（秦有理站的位置）开过去后不远，在大钟寺东侧被数百名刚到北京的激动的红卫兵围住，有的甚至爬上了后面的吉普车。卫戍区紧急出动在北太平庄的四个机动连，开出一道人墙通道，才使车队脱离险境。那天，北京卫戍区出动了所有四个师的兵力还不够，还调用其他军兵种的力量。
这篇文章还讲到，这年的11月26日，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结果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这之后，就再没安排这样的活动，这天的就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