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春风微漪
10.1有了收获
夏天。1951年的夏天。
热风从西南面吹过来，小麦几天就冒黄了，又一个农忙季节到了。
农活的辛苦依旧，而农民的心情舒畅了，因为眼看今年有着比去年更好的收成。
老王头领着全家来割麦子，这个活可是要全家一起出动的。老王头觉得日子有盼头，去年秋天把这块三亩的泊地都种上了麦子。一冬天、一春天的力没白花，看那麦穗一踊一踊地，真是喜人。
昨天就磨好了镰刀，修好了小推车，轱辘上有点锈，也找不到油，就把外面磨磨亮。
今天，天刚发白，全家就都上阵了。老王头和王山、丁妹下地割麦，王大妈打捆。割了一阵，王山就用小车往回推。一家人，没有更多的话语，个个手不停脚不停，只有擦汗的工夫。望着一行行清理出来的麦田，心里都是喜滋滋的。
傍晌了，王大妈说：“你们先歇息吧。我回去做晌午饭了。顺便喂下鸡。”
王大妈，可能是因为看着大儿子王山出去支前太辛苦，小儿子王立又没有音信，心里很有些失落，头年冬天就辞去了村妇救会的工作，叫赵玫干了。自己一门心思放在了家里。生活稍有好转，她就喂上了三只鸡，这会儿，还惦记着这事呢。
老王头说：“好啊，一起歇会吧。”
王大妈捆着刚割好留在地里的几扎麦子，等王山推车回来。丁妹还在低头使劲地割着，全然不顾汗水往下滴。
老王头说：“丁妹啊，坐下歇会吧。说起来，丁妹是最辛苦了，这本来都是汉子干的活。”
“这点活，算啥呀。”丁妹腼腆地说。
“那也不易啊，确实是辛苦丁妹了。”王山推车回来了，也说着。
“是啊，是啊，这些日子，是苦了丁妹了。”王大妈思念儿子，也想着这媳妇的难处。她知道，女人最苦的是什么。
王大妈说：“今年收成还行。等上了秋，有了钱，给丁妹割块布料，做件衣服。丁妹从办了喜事，还没做过新衣服呢。”（海源话里，习惯把买布叫成割布。类似需要割一块下来的买卖，都叫割。比如买肉叫割肉，而且还念成：ga-you，“嘎油”。）
老王头点着头，“嘿嘿”，似乎很有歉意地低声笑了两下。
丁妹忙说：“还是给哥做吧，哥还有用处。我不是还有那块兰布嘛。我要去捐给志愿军，于村长还给退了回来。”
王山知道丁妹的好意，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也只好“嘿嘿”地轻声笑着说：“我不忙，我不忙。”
王大妈对丁妹说：“嗨，你们俩都有用。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布，就给了你这块兰布，不好看。你还是再去割块花布吧。”
多么朴实的一个家庭。
西北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在忙碌着。
连新入户的包金贵，也没有闲着，甚至比别人更着急，因为他不会北方旱地的耕作。
老王头还几次过来，教他怎么种秋玉米。
别人问他，北方的农活怎么样。
包金贵说：“我们那儿的活，是牛干的；这儿的活，是人干的。”意思是北方的活要重得多。当然，要是北方人到南方去干农活，就会是另一种感受。
李辰还是担任龙头小学的老师。按说不用干农活了，可他着急的程度不比别人少。因为，在建国前，解放区的小学教师实行的是派饭，即每天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饭。建国后，正规化了，采用供给制，每年发给固定数量的小麦、小米、玉米，甚至烟叶，这样就能保证教师有个基本的、稳定的生活。但这也就是有个吃，零用钱极少。这一两年，年景好，大家又肯出力，农户的收入提高了不少。李辰的这点粮食，不但比不上劳力多的老王头家，甚至也不一定能比老迟家和杜家骏家的多，更不用说要攒钱帮小林家买石头、买木料、翻修房子了。
庄稼活可以起早摸黑地多干点，这石头不能一个人打，木料也不是上山可以随便砍。李辰心里着急，除了在学校里认真教好学，早晨晚边都过来帮小林家拾掇庄稼地。人挺辛苦，好好的小伙子，也黑了，也瘦了。
林海秀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说：“别着急，别天天这么忙，也不在这一两年。还有你自己家的地呢。别累坏了你的身子。”
李辰爽朗地笑着说：“别看我是个读书人，可身板子不比鲁队长他们差。”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砰砰”地，说：“多结实！”
小林这才放心地抿嘴一笑。
看到庄稼长得不错，人人都这么勤劳，村里没什么烦神的事了，于村长舒展开了眉头，从心里觉得舒坦。连秦德才有了一百斤玉米的烈属补助和迟得法给的八十斤小米，居然也有好长时间没来找他了。
看着街上，乡亲们忙忙碌碌地往家挑粮食，高兴地相互招呼着，不用挖野菜吃树叶了，还能听得到鸡鸣狗叫，于村长乐呵呵的脸上堆满了笑，心里想着：“这就是新中国啊。好啊，盼的就是这年头啊。流血流汗，换来这太平世界，值啊！再过两年就会更好啦。就是亏了姜雪花了。”
10.2海边的地
七月盛夏。
赵玫早早就起来了。
靠海边，有她家的十亩地呢。十亩地，民主村还很少有人家有这么多的地，那是董家三代人含辛茹苦开出来的。但是，十亩地，对于一个棒劳力也很难承担，更何况像赵玫这样一个女性，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赵玫是坚强的。她想着，哪怕再苦再难，就是拼上一条命，也要把这十亩地种好，也要把这个家撑下去，也要守住这块地、守住这个家，等着平章哥回来。
肩膀破了，她就纳了块厚实点的垫肩，尽管夏天披上这个更热。拿上昨晚就做好的菜饼，装上一葫芦的凉水，扛上锄头就去地里除草。夏天的草，长得才快呢。
赵玫走上了路，腰也疼，脚跟也疼，多想歇一天，多想有人来帮个忙。然而，她明白，这些都是多余的想法，只有不去想它，只有不停地往前走，只有等到平章哥回来的那一天。她只觉得，对董平章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了。
快到自家的地边了。忽然，自家的地里，有个人影在晃动。念到谁，谁就会出现，显灵了？赵玫是不信这一套的。
是平章哥回来了？赵玫几乎要喊出了口。
她快步地走去。
在玉米地边，赵玫定睛看了看，是鲁队长，是鲁队长在帮她锄草。
鲁队长敞开着无袖的小褂，露着青春壮实的胸膛和臂膀，晶莹的汗珠挂在坚硬的肌肉上。他低着头，不停地锄着，都没察觉赵玫的到来。
赵玫愣了一会儿，没想到鲁队长会过来帮忙。她从心底感激，在她困难的时候来帮她。她感激，民主村的乡亲们真是好。
“鲁队长，怎么是你在这儿？”赵玫先开了口。
“哟，你也这么早就过来啦。我还想，趁早饭前干一点，我就走了，也不用你知道了。”
“做好事，还不想留名啊。我这地，这么远，你还过来啊？”
“我知道，这么多地，你不容易啊。”
“那也不好意思叫你出这个力呀。”
“嗨，平章和我们都是好兄弟。你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
“那我代平章谢谢你了。”
“客气个啥呀，赵玫。”
“早饭还没吃吧？那你先回去吧。”
“我就再干会儿吧，既然已经来了。”
“我怕，别人看见不好吧。”
“瞧你这个妇女主任，还想这么多。”
“我这儿带了干粮和水，你要不嫌弃，就先吃点吧。”
“我才干了这么点，就把你中午饭都吃了，哪好意思啊。等我把这垄地锄完，就走了。”
鲁队长上下挥动着锄头，加紧地锄着。晨风翻动着他的衣襟，也刮来男人汗水的味道。
赵玫看着鲁队长，想着董平章，手里举起锄头，但落下去很慢。
“好了，那我走了。”鲁队长锄完这垄地，就直起了腰。
“谢谢，真是谢谢了。”赵玫真诚地说着。
“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尤其是收了棒子，要往回推，一定要叫我们来哦。”
“行。”赵玫轻轻地应了一声，回过头就抓紧锄起了地。
10.3镇压反革命
秋风悄悄地来了。
这年的秋天，乡里来了上级精神，要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从乡里散会往回走，于村长对鲁队长说：“从赶走国民党以后，还没搞过运动呢。这又来了。”
鲁队长说：“不过，这倒也是需要。反革命不镇压，咱的好日子也安稳不了。”
“可咱村里已经没有地富反革命了，还搞什么？”
“虽然秦德才违反了政策，可现在倒是省了咱们的事了。”
“不搞还不行，那位宗干部还要参加咱们村里的会。”
“他参加就参加吧，也不是外人。”
“那明晚先开个干部会，到时，你去喊宗干部来。”
“好的。”鲁队长说。
第二天晚上，干部会在西北场院的空屋里开。
宗发奋作为乡政府的代表也来参加会议。宗发奋是本省西面黄河边的人，虽也是农民子弟，可上过两年小学，脑子也好使，参军三年思想提高还挺快，做事特认真，不来半点含糊。原名叫发财，来到队伍后，改名叫发奋，改得还挺好。这次能留在龙头乡政府，纪乡长是出了面，也是挺愿意的。宗发奋也是积极工作，就想表现好一点。
小小的火苗，在炕边的油灯上跳动。屋里挺暗，大家有坐在地下的，有半躺在炕上的，有站在墙边的。
于村长站在炕边，先开口说了：“伙计们，开会了，有日子没开会了。今天的会，有个大事情，上级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下面请乡政府的宗干部给我们讲话。”
宗发奋还是第一次作为领导在会上讲话，有点窘迫，好在文件是看过好几遍了，还是有话可说。
原本坐在炕沿的他，站了起来，拿出个小本子，咳咳了两声，念着：“这个，这个，我首先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一个很重要的指示。10月10日，党中央发出了‘双十指示’。这个指示，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具体讲就是要全面彻底地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各种历史反革命分子。”
宗发奋好不容易念下这一段，又连着咳了几声，再接着往下念自己提前写好的话：“这个，镇压反革命，很重要。我们战胜了国民党，消灭了地主阶级，建立了新中国，过上了好日子。但是，反革命、地主、富农，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的，一定会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捣乱。所以，我们一定要镇压他们，把他们抓出来，消灭他们。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再把反革命都消灭掉，才能确保我们有好日子过。”
宗发奋一口气把准备好的话，都说完了。
村干部们听得直点头。因为那时，多数人不识字，也很少有报纸书籍，更见不到上级文件。所以，一听到有干部能头头是道地说上一套，或者至少听起来是头头是道地说上一套，都是佩服得不得了，觉得这干部水平真高，和咱群众就是不一样。
“那怎么个镇压法呢？砍了？还是埋了？”秦德才对这种事是最来劲了。
“先得把他们抓出来。看看你们村里，哪个是反革命？”宗干部说。
“我们村里，没反革命了。”杜家骏说。他现在是民兵队的副队长。
“怎么会没有呢？”宗干部大惑不解。“人家北山里有的一个村，就拉出来枪毙了一排。那多有声势。”
“嘿嘿，都叫我杀了。我们村的地主富农，都叫我杀光了，省得今天还有事。”秦德才得意地说。
“难道没有别的情况了？大家再好好想想。比如说，什么反动会道门啦，什么一贯道啦。”宗干部拍着小本子，着急地说。
1950年、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还捎带了个打击一贯道的运动。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带有一定的组织性，这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任何带有组织性的群体，都被认为是对政权具有更大的威胁，必定会遭至最严厉的打击。后来的法轮功，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尽管他们的反政府色彩起初并不浓厚。那个一贯道，五十年代在台湾也受到了打击，不知是什么原因。同一个群体，在那个时候被国共双方同时打击，倒也是蛮奇怪的事。
“什，什么一贯道？”有人没听明白，在问。
其实宗干部也不明白，他也是第一次听说，只好硬着头皮瞎解释：“一贯道，就是一贯偷盗，反正是个坏人就是了。”
“我们村里还有小偷么？”杜家骏疑惑地问。
“我们村可没有小偷。”于村长很干脆地说。
“再想想，再想想，还能一个反革命都没有么？”宗干部还是不死心，一个劲地追问。
“有，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的，就是反革命。那个董章平，就是。还从他家里翻出国民党军服呢。”秦德才想起赵玫对他的不客气，心里还耿耿于怀，嘴里狠狠地说着。
宗干部大为惊讶，连忙说：“哎哟，还有这种事啊？那还得了，赶紧查！”
鲁队长说：“这还是要实事求是。如果那样的话，那赵玫成了什么啦？”
秦德才咬牙切齿地说：“那就是反革命家属！”
于村长马上接着说：“秦德才，这话，你不能随便瞎说。乡里已经布置了，上南方支前没回来的，按烈士待遇对待。其中，就有老董头。赵玫就应该是烈士家属。”
小林说：“我们龙头镇，有多少老百姓被国民党抓走了。他们是受害者，我们要去解放他们，把他们救回来，怎么能是反革命呢？他们的家属，我们要安慰他们、关心他们，怎么成了反革命家属呢？拿咱们的赵玫姐来说，是我们的村干部。解放龙头那天，宗干部你还在医院里，不知道情况，赵玫姐可是不顾孩子被国民党炸死，领着解放军，冲在最前面，一直冲到大海边。你姓秦的，那天在哪儿？连个影子都见不着。你说，你躲到哪儿啦？”
小林气得不歇气地说了一大篇。
说得赵玫，在一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说得秦德才一愣一愣地翻着白眼，还不了嘴。
说得宗干部也接不上词，换了句话：“我看那个包金贵是反革命。”
宗发奋对包金贵很有看法。缘于在后方医院养病时，老是说国民党军队里怎么黑暗、怎么受欺侮，以至于好几个连队请他去做报告，好像荣耀得很，自己这个革命军人反而轮不上份。宗发奋为此心里很抹不平。
鲁队长说：“他不是解放战士么？”
宗干部说：“他根本没有手续，也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战斗。”
老王头说：“就凭这一点，那也不能就说是反革命呀。”
鲁队长突然想起来一个事，说：“前两天，申大爷跟我说，那个李芹没死哎。”
秦德才跳了起来，“不会吧？那天，我把他们狗娘养的都杀了，一个也没剩。是我动的刀，下手可狠了，就算长两个脖子也能砍下来。”
“申大爷不会说假话。他说，后来还有好几个国民党官来看过她。”鲁队长说。
“人呢？在哪儿？我去把她拖过来，剁碎了她。”秦德才说。
“你也就是有这个本事。”老王头有点鄙视地说。
“这个事得好好查查。”宗干部说。
“可能是叫她哥李策带走了。李策就在那军舰上，他回来过。”鲁队长说。
赵玫没说话，她知道这时她还是沉默的好。
秦德才还不歇气，说：“那我们村就没有反革命啦？”
于村长说：“没有就没有。非得有反革命，才光荣啊。”
“对！没有反革命，还不好么?”鲁队长说。
宗发奋有点郁闷，没能旗开得胜，就觉得很没有面子。
几天以后，赵村在“镇反”排查时，查到赵炎黄在国民党反攻时有反攻倒算行为。宗干部可有了抓出运动成果的机会，说这是属于恶霸地主，上报要求立即枪毙。
等报了上去，等到12月，上级答复来了，说是已到了运动后期，要注意讲政策。赵炎黄不杀不关，改由本村管制。
“镇反”运动，在民主村倒是平静地过去了。但这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可是激起了滔天巨浪。据“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尹曙生的文章《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披露，“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杀掉的人数竟然与国共双方在内战战场上战死人数相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解放军阵亡约30万，国民党军队阵亡40万，国共相加大约70万）。在村里就被打死的、自杀的，还不在这数字内内。
该文又进一步披露，“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西北村因为是老解放区，对地富、国民党、反革命不知已经杀过多少遍了，连一个活人也没剩下来，所以这次也就省了事，难得这样平静地就过去了。
这是民主村的春天里第一个小小的波澜。
宗发奋心里有点忿忿，才当了个干部，不肯甘心就这样偃旗息鼓。
附带说一点，连镇压反革命这件事，也有点意犹未尽。四年之后，1955年7月1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基于当时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严重估计，认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揭露和肃清”。当时估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约占全国各类机关总人数的5%左右，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这场运动，至1957年底基本结束。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数字，这次肃反运动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内部，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8.1万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3800多人。（请见：《东莞日报》数字报纸，2011年6月22日）
虽然宗发奋很想就此再掀一次浪，但是因为西北村之前搞得太彻底了，也就那样过去了。本书不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