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难以收场
10.1秉烛夜谈
龙头公社的干部有不少抽出去到别的公社搞社教，经学文没去，纪社长留了他下来协助抓生产。几年下来，经学文对农业生产这套已经挺熟了。
这天经学文在胡同里碰到祖云涛。经学文是龙头镇上少数几个认识小祖的人之一。那年祖如海转业回海源，在县城安下家，经学文还跟他妈车素花一起去看过。以后，偶尔间还有过书信往来，因为经学文对大学生是从心里羡慕的。
“哎，今晚没事吧？没事，到我家来坐坐吧，正好我老婆领着孩子回娘家了。”学文说。
当时在海源要找个非农业人口的姑娘当媳妇是挺不容易的，要不怎么连纪社长、宗书记都停了那么多年。经学文最终是娶了个龙头镇北邓家庄的媳妇邓明英。这户口就费了番周折。这种情况在农村叫单职工户，按说应该是女方户口落到男方家的村里（这时男方村里是不能不接的，落下后就成了村里的薪金户，以后孩子户口也在村里。到年底，生产队分配后，由男方出钱买队里分给老婆、孩子的口粮、柴草等，所以叫薪金户）。可经大臣早年在外干革命，与村里早就没了瓜葛。村里一般也不想接，因为多一个人要多分一份口粮，能推就往外推了。女方村里更有理由不接，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要是都留在村里不走，加上以后出生的小孩，那要分的口粮、自留地这些，还有个完么，谁能扛得了。还是西北村好说话，是纪社长找了于村长，邓明英的户口才落在了西北村。（还要继续说明，如果女方是非农业人口，找了个农民，各自的户口都可以不动。他们的子女，户口随女方，也是非农业人口。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户籍制度，有时还真没法解释它的道理在哪儿。）
经学文原先是和车素花一起住在陶家大院后一进的东两间，要再娶媳妇就太挤了。结婚时，使使劲，出点力，村里再帮一点，毕竟还是公社的生产部副主任，于是在北门外盖起了四间新房。这还是龙头镇第一户在镇外盖的房，尽管紧靠着镇里的最后一排。
小祖也挺喜欢和经学文在一起的，不但年龄接近（经学文要大五岁），而且经学文对社会实际了解很多，不像自己只是从书上、报上看来的。所以经学文叫他去，他也挺高兴。两个都想上进的年轻人，挺合得来。这是又一种意义上的西北村年青一代。
宗书记不愿意跟老时、小祖一起住，早就搬到秦德才的东屋了。小祖只需要跟时编辑打个招呼就过来了。
进得屋子，小祖先跟在西屋的车素花说个话。车素花这一阵也不愿跟人多说，哼哼两声就过去了。
进了东屋，经学文倒上茶水，“炕上坐，炕上坐。”
小祖看见窗台上有个三寸高的小铁人，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呀？”
学文看看西屋，关上房门，悄悄地说：“这是小孩他爷爷来看他孙子，从上海带来的机器玩具，上了发条会自己走路呢。”
“噢，试试看。”小祖饶有兴趣地说。
学文在小铁人的背后上了发条，放在炕桌上。那绿铁皮的小邮递员真的晃晃悠悠地走了起来。两个年轻人都哈哈地笑了。
收起了小铁人，学文问小祖：“你这个工作队员，感觉怎么样？”
“感觉多啦，一言难尽啊。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决不是在学校里课堂上所能知道的。”
“我听说很多村干部意见很大，觉得太冤屈了。革命了几十年，怎么一夜之间当成敌人对待了，思想上都受不了。”
“参加了这次运动，也使我想了很多。很多问题一直想不透，也想不通。比如就像你刚才讲的，当初民主革命的骨干、领头人，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成了革命的对象呢。”
“是啊，我也在想，我们革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小祖顺口就能答上。
“那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呢？就是现在这个样吗？”
“社会主义简单讲，应该就是在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劳动，共同富裕，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发展，心情舒畅。是一个我们所理想的社会。”
“民主革命的胜利，打倒了地主资本家，到1956年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什么在这之后，反而斗争越来越激烈，矛盾越来越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呢。至少西北村就是这个样。”经学文说。
“这里大概出了什么问题。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显然不能再延续以前的斗争方法，不能再这么一搞就是你死我活，对人伤害这么深。更何况，我们连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
“你可能想到点子上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性质、环境、目标已经完全变了，而我们的思维模式、工作方法却还没有变。在政治上，只讲专政不讲民主。经济上，只有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没有发挥市场的作用，用政治斗争代替市场竞争。1958年的大跃进，明明是搞生产，却是用革命战争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搞人海战术。这次社教，是场政治运动，用的也还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一个公社就来几百上千个工作队员。为什么不能有些新办法呢？”
“新办法？”小祖在沉思，“要有新办法，首先就是要对社会主义有新的认识。社会主义应该是个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是个道德和充满美的社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你斗我、我斗你的，没有起码的民主和法制。”
“现在这个搞法，叫人担心啊。人心都散了，各人都在保自己，生产更没人操心了。而且有话还不敢讲，明知道是不对的办法，还都要照着去做。整个社会没有一种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机制。”
“你说这运动再这样搞下去，会怎么样呢？”
“你问我，我问谁啊？非得等到矛盾积累多了，问题实在大了，才会出来调整政策，纠正一些过分的做法。就像1959年，明知已经搞过头了，还要反右倾。非得等到1961、1962年，闹出了大饥荒，再来纠错、甄别。”
“但愿如此吧。”小祖显得很没有把握了。
10.2“还有几天啊？”
春节后。
风云又变幻了，不但纪社长看不透，连宗书记这样的政治老手也把握不住了。
联络员经大臣来龙头工作队传达了上面新的精神。
老经这次回海源，也是有点心神不定。1963年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甄别回上海。组织上还不错，原单位不想去，安排在了华东局调研处当副处；淮海路原来的房子有人住了，就在西郊公园那儿给了半套别墅（副处职务、正处待遇）。那个条件，是大多数上海人几辈子也不敢想的。小莉也自己回来了。最气人的就是小莉，算什么呢？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了好日子又不请自来。唉，老经觉得过得没意思，也推不出去。省得多啰嗦了，就这么过吧，谁叫自己当初走了这一步呢。正巧这次运动，机关的试点在海源，他当然成了派出去的第一人选。他自己也想去，不过不是为了车素花，而是想躲开小莉一阵子。
来到海源，工作团总部本来是安排他在龙头的，他自己要求换个地方，于是就担任了团部的联络员。不过，他没有来看过车素花一次，说是要回避。对这场运动，他是看得很开了。无非是因为前几年的失误，给群众和基层干部带来了伤害，下面有了点怨气，结果当政者不仅没有歉意，反过来再来一巴掌，看你服不服，还取了个名字叫“社会主义教育”。当然这是他的看法。因此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变化，他也觉得毫不奇怪，全在意料之中。毕竟是在上层机关待的，见识多了。
这次他来龙头传达的是，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要进行政策落实、组织落实。工作队但处长看了文件，许久没有言语，又自顾自地苦笑起来。可能是觉得老经还不是那种面目可憎的“左派”，有些话可以对他说，就说了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又要落实啦。”
老经往外走的时候，正好叫纪社长看见了。纪社长悄悄地用手比划着叫他过去。
老经进了屋里。
“你们要走啦？还有几天啊？”纪社长问。
“快了，估计最多再一个月吧。”
“搞了半年多了，有头没尾的，怎么一下子又要走呢？”
“原单位又要开始搞新的运动啦。”
“啊？这个还没结束，新的又要开始啦？什么运动啊？”
“文化革命。”
“你们既不是教师，又不是演员。文化革命，该你们什么事？”
“你有所不知啦。只怕是，文化只是个旗号，革命才是真的。”经大臣答道。
“还要革什么命？”
“社教运动搞得这么厉害，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还产生了新的问题。”
“又会有什么新问题？”
“这社教本来是要解决四不清的问题，这四不清不怎么提了，又有了新的提法，要重点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的，是的。”纪社长说，“我在看‘二十三条’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句话，还捉摸过这到底讲的什么意思呢。而且文件里还是用了个‘整’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么，订几条杠杠出来，大家对照着办，不就行了么。还要来个‘整’，干什么呢？批评，也是整；处分，也是整；骂，也是整；打，也是整；这含含糊糊地，算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的意思就深啦，这远远不是用来对付四不清的问题啦。”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本来社教是要解决资本主义势力抬头的问题。现在看来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如何解决，产生了分歧。反过来说，也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到达社会主义有了分歧。”毕竟经大臣是在上层机关的，讲起来要深刻一些。
“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么。花点时间，坐下来商量商量、讨讨论论，不就行了吗。还非要这么大动干戈不可？”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认识上的不一致，只是表面的。只怕是党内个人之间有了更深的分歧。”
“这可是个大事哎！到底谁跟谁有分歧啊？”纪社长虽然也长期担任行政领导，但对高层事物还是少有了解。
“这个不好说。但是，我很忧虑，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感觉。我们党内要出大事，决不是针对村党支部书记那样的事。说不定，是比彭德怀还要大的大事。至于是以什么形式爆发，谁都不知道。”
“啊？！怎么会搞了这么多运动，反而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呢？”纪社长大惊。
“小声点。这就是指导思想的问题。多年来，党内有个思想，很极端。有了分歧，就非得来个你死我活。从来没有个相互间的调和、妥协、退让，更不用说求同存异这些了。都是党内同志，都是一起出生入死走过来的，每次都要搞成那样，心痛啊。唉，不说了，等着看事情的发展吧。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经大臣连忙制止，结束了谈话。
纪社长还没答话呢，老经就已经匆匆走了。
10.3虎头蛇尾
但处长在陶家大院开了个工作组长会，宣读了有关精神，重点是做好干部处理和班子安排两件大事。干部处理，总的原则是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各种四不清问题，要干部自己认可。
“我以前讲过了吧？搞运动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干革命，心要热，头脑要冷。要落实了吧？这回是不等运动结束，就要落实了。你们自己搞得一团糟，现在好了，你们自己拉的屎，你们自己擦。拿你们西北村来说，宗发奋啊，前几天我还跟你说过，搞得那么大、那么多，怎么收场啊？定了那么多‘分子’，是戴啊，还是摘啊？怎么向本人解释？怎么向群众解释？都是你自己找的。”
“这些都是有供词的。我们都做了大量的过细的工作。材料都写了那么多。”宗发奋用手比划着，还在辩解。
“有于继承亲自写的吗？有彭乐宾亲自写的吗？”
“我们都有谈话记录。”
“你们那谈话记录不能用来定性。没有本人签字画押，没用。”
“再叫他们按上一个手印就是了，这还不好办？”
“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现在已经不讲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了，而是说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你把西北村的五个支部委员都搞下去了，都贪污那么多，没有一个好的了。”
“那都是他们自己交代的。”
“自己交代？谁相信？于继承私藏贪污一万斤粮食？你不想想，这一万斤粮食，他家里能放得下吗？你家里能放得下吗？”
下面哄地笑了。
宗发奋扭着头。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们是在逗你玩。知道总会有落实政策的一天，就往多里说。私藏一百斤，可能是真的；私藏一万斤，肯定是假的了。你宗发奋自己觉得挺聪明，还真上了当。”
“那怎么办？”宗发奋问。
“怎么办？你自己去办。上面说了，谁拉的屎，谁自己擦。反正是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
在几番激烈的争辩之后，新的西北村领导班子出台了。杜家骏任村支书、大队长，鲁队长任副手，所有的贪污、私藏之类的经济问题都一风吹。
鲁队长以前管的是民兵，跟经济没太大关系，跟运动也没关系，而且是“民兵英雄”，所以社教运动没找到他头上。
包金贵被迁了回来，但是没戴帽子，又塞到场院边的那间破屋子。皮安己当然更戴不上了。
最难的是对于村长的处理。于村长的所谓经济问题，也是一项也落实不下来，可总不能一点东西也没有吧，那西北村的运动不就白搞啦。他宗发奋再怎么在龙头镇待下去呢。
最后的结论是：“于继承同志，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但近年来思想僵化，行动落后，认识水平跟不上形势，对社教运动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组织处理：撤销党内外职务，暂缓登记，以观后效。”（暂缓登记，是一种组织处理办法，即：对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不够党员标准，但还有教育余地、有拉回来可能的，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党籍、不参加组织活动，待改正错误、表现良好、群众认可后，再恢复党籍。）
但在宗书记向于村长宣读这项处理意见时，于村长跳了起来，大叫：“我没有落后，是你们搞逼供信，是你们搞法西斯！彭会计是被你们活活打死的，我都听见了。这笔帐早晚要算的！”
宗书记听了，汗毛都竖起来了。他要求调离龙头镇。但文革的风潮已起，干部调动冻结，办不起来。还是纪社长帮他把老婆柏惠珠调到龙头供销社当售货员，就已经很不易了。
于村长还真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一个月后，县公安局来通知，说是证据不充分，不予立案。当然这里面也有维护社教运动的因素考虑在内。
秦德才的贫协主席，本来就没人提，运动之后，更没人提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社员群众，既没有人说解散，也没有人再说起这主席的事。
10.4社教后遗症
四月的时候，工作组撤了，说是各人要回原单位参加文化革命。匆匆地走了，留下了一地鸡毛。材料烧掉了一大批，主要的交给了公社封存。很多问题最后都没有向大家、向本人交代说明清楚。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工作组是离开了运动现场，但是运动并没有结束。遗留的和暴露的问题，都扔在那儿。更还有一些原本隐含的问题，被捅破了皮，在感染、发炎和鼓脓。
这些问题，有的是在农村基层。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是人格受到损伤，经济遭受损失，有的家里粮食、家具、用品被抄走，有的挨骂挨打，甚至上刑逼供，组织上又被错误处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弄不懂，对1958、1959年那样的穷作胡闹瞎折腾，造成经济崩溃、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灾难，不去说一句话，反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这样的小题大做。很多人想不开，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怎么被这样对待，像对敌人一样地往死里整。实际上，社教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一律当作是整肃、清理、甚至打击的对象，确实是很不公正、很不合理的。
很多农村干部为此而深深地怨屈、不解和忿懑，有的人竟然就此选择了绝路。举个有明确记载的例子是:“陕西省长安县在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被打死的尚不在内）。长安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教试点单位，也是笔者就读母校人民大学时，人大师生参加社教的三个地点之一。笔者去的是湖南湘潭，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试点单位。该书还记载，连人口稀少的甘肃省张掖地区五个县，还自杀了212人。而海源全县在八个月的社教运动中，被打成“四不清干部”的有28101人，致死306人。
至于全国的数字，据资料，1962至1965年全国范围的城乡社教运动，有532万人挨整，死亡（被打死和自杀的）77560人。这个资料，有一点想特别加以说明。笔者一直想以正式出版物作为资料来源的依据。所以，当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时，并没有想要引用，只记了数据，而没有记来源。但以后尽管查了很多资料，却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找到更具体的社教运动期间全国死亡人数的数据。等再回过头来找这个数据的出处时，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资料只有数据而无法提供出处，仅供参考，特此说明。
社教运动，是在全国农村试用了处理上一卷卷尾语中所提的信阳事件的思路，由于被认为是刘少奇的干扰，而没有达到毛泽东需要的效果。那就再用处理信阳事件的思路，来个更大范围的针对上下各级领导干部的运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由来。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不是政治学专著，不想全面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成因。比如，反修防修的问题，本书就基本没涉及，其原因在本书开头的序言里已经讲了。
当一年后，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再次按搞社教的办法派出工作组时，毛泽东的反应就可想而知。
回想起来，毛泽东最早提出要搞社教运动是在1963年。他在为《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所作的批语中写道：“……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在这个批语中，他还写道：“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请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然而，当这一次教育运动收摊之后，全国并没有出现事先所讲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却是出现了遍地哀鸿、十年浩劫的实实在在的危险情景。在笔者的记忆中，在毛泽东描述反革命复辟危险情景的那段话里原来还有一句：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现在的出版物中没有这一句了。出版物中是没有了，但在随后的文革中，却真的是不知有多少人的人头落地了。
不久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海源又是个重灾区。两派严重对立，武斗血腥惨烈。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社教运动的后遗症，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节文字，没有场景，没有情节，基本上是在论述，这还是小说么？是的，是有这个问题。笔者就想探索一条把本书写成既有叙述、又有论述，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学术价值的创作路子，采用“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把西北村、龙头镇发生的小事情放在整个社会波澜壮阔的大背景中去写。没有后者，这些小事情既是不足道的、更是说不清的，没有多大的意义。当然如果只写大背景，那就真的不是小说了，不是本书的意图了。至于是否做到了，是否做好了，敬请读者朋友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