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有来无回
48.1窜犯
海的这一边，高增光和代明安还并不知道，在海的那一边，一张大网正等着他们呢。
经过了四、五天的准备之后，他们一行十一人在太阳初升的早晨登上了一条挂着韩国旗帜的改装渔船，出发了。
这两天代明安和高增光之间没有多说话，也没有提起往事，不管是曾经的枪林弹雨，还是彼此间的宿怨。代明安，当年青年军的连长，来台后在新兵训练队当队长，后来去过金门前线。表面看一直很平静，不像别人或是乡愁万重、夜夜难眠，或是怒火满腔、仇恨难消，他什么也没去想，甚至这一次行动，成功了会怎么样，失败了又会怎么样，都没去想。他只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奉命而已。他有过去，却没有未来。当初，为了打日本鬼子而参加了青年军，反倒和共产党干了两、三年。那两、三年早已飘忽而去，在台湾已经十几年了。但他一直觉得，台湾不属于他，不是他站脚的地方，可是海的对面也没有他站脚的地方。那就漂吧，随它去漂吧。在外人看来，他处事随和，一无所求，甚至有点潇洒，他自己知道这是另一种的消极和无奈。这次奉命潜入海源，也没在他心中掀起更多的波澜，甚至没去想过成与败。唯一想起的，是他的老上级章团长。他自己作为党国的军人，追随孙先生，谈不上；追随蒋公，更是扯蛋；他倒是愿意追随章团长，那是他一生唯一敬重的人。这次要是能重新踏上海源的沙滩，踏上望海山，唯一的心愿就是再看看章团长，看看可能还留在山上萦绕不去的团长的魂灵。
渔船朝着西西北的方向航行了一整天，在漆黑的夜色中靠近了海源的外海。黑得整个大海和天空就像扣上了一个大铁锅，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出上下有多高、有多深，看不出前面有多远、有多近。除了渔船的上下颠簸，就没有任何感觉；除了海浪拍打着船梆的叹息，没有一点声响。
代明安仔细地观察着，没有任何发现，没有任何异样。渔船缓缓地向前，靠着定位仪摸到了龙头海边。出发前，高增光提议不在海滩登陆，而是乘大潮进大河口，在河口芦苇滩北面的河岸登陆，这倒是有可取之处的，别人绝对想不到。代明安也有几分放心。
渔船在离岸一千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把充气皮筏打开，他们分乘两个筏，代、高两人各带一个。按原计划，高增光在前，代明安在后，向大河口的内河驶去。
皮筏是消音的，无声地在前行。高增光坐在最前面指挥着。
在黑暗中，更黑的岸边靠近了。高增光的心情是激动的，这儿毕竟是他的家，尽管是被革命毁掉了的家，一个没有了踪影的家。
开进河里，两岸迅速收紧，河面狭窄了，芦苇迎面而来又到了身后。四周还是寂静无声。
黑暗中似乎看到了望海山的影子，等上山就能看到自己家背后的大山。白天的话，在河口就能看见望海山后面更高的那座大山的山脊。
要看到自己家了。连高增光这样一个凶狠的家伙，此时也是感慨万千，心潮难平。
“队长，可以下船了吧？”反倒是旁边有人在提醒。
前面河道更窄，有村庄，有漫水桥，无法通过。这是他们事前在U—2侦察机航拍照片上看到的。
高增光一挥手，“下！”
皮筏靠上河的左岸（对于高增光他们来说是右侧，河岸的左右是按河流的方向说的）。五个人身穿农民服装，带上轻武器和物品，翻身下船。皮筏则放了气，先随身带着。
高增光四下看看，依然悄无声息，只有远处还有一些虫儿在叫。
五人走上河滩，要翻过一道不高的河堤。高增光站上河堤，眼前依然是茫然漆黑一片。他庆幸他们选择了一个好的时机、好的地点，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登陆了。他暗暗高兴，回首示意叫那帮人赶紧向前。
就在他们最后一个人翻过河堤，高增光还来不及感慨又一次踏上海源土地的时候，突然前面的黑乎乎的地里发出了一阵女人尖利的叫声：“有人！有人！国民党！国民党来了！”
高增光看不清，前面那女人在哪儿，有多远。刚疑惑了才几秒钟，旁边的手下人里，不知是哪个的手提冲锋枪已经响起。所有的预想，瞬时间都打乱了，高增光已经无法判断该不该开枪和该不该责骂那人。只说了一句：“快！向前跑！”
女人依然在黑暗中尖叫，“国民党来了！”
冲锋枪响着，高增光一伙夺命狂奔。
48.2一网打尽
那尖叫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赵玫。
赵玫怎么会在这深更半夜来到这荒郊野外呢？
赵玫在演习那夜被宗书记当众斥之为管制分子、强迫回家，思想上彻底绝望，精神彻底崩溃。应该说，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十几年来多少磨难都挺过来了，多少委屈忍受了，多少眼泪往肚子里咽。因为她还有希望，还有指望，希望还有和董平章团聚的一天，指望党和政府能理解她、能容纳她。董平章的被捕，破灭了她的希望，而宗书记的话，则断绝了她的任何指望。她忽然觉得，她的生命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还去等什么呢？还能等来什么呢？她曾经当过村干部，知道“管制”的含义是什么，那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起码权利，只能等来没有止尽的更严厉的打击。虽然也还有几十年情谊的好友的同情，但那些都已经无济于事，支撑不了越来越严峻的重压。
她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该结束了。死在哪儿呢？她想。死在家里？这儿也是宝宝离开人世的地方，可那样会让邻居们受到惊吓。死在望海山上爷爷的坟头，可董平章和他爹的尸骨也不在这儿。她想到了曾经是董家的那十亩地，那饱含着董家三代人心血的十亩地。和那块踏遍了董平章脚印、浸满了董平章汗水的土地一起长眠吧。
赵玫带上了一把菜刀，绕过了西门口的岗哨，来到了位于大河口的这块地。尽管这块地早已经和别的地连在了一起，如今是一垄垄长长的地瓜地。但她心里清楚地知道这块地东南西北四处的边界。她坐了下来，弯下腰，轻抚着黑色的土地。她没有流泪，心里只觉得悲戚，只觉得不知道被关到哪儿的董平章，还是个未了之事，虽然说不定已经被枪毙了。她拿起了刀，心里还有最后一点犹豫，那就是还没有知道董平章最后的消息。
忽然，她发觉远处有人影晃动，还能是董平章显灵了，来叫她过去。再定神一看，河堤上有一个一个的人翻过来。赵玫不相信鬼怪，她马上想到这真的是国民党特务来了。在这没有半点星光的月黑之夜，在这几里地内没有人家的河口之地，正常人是决不会来的。是民主村巡逻的民兵？也不会。民主村的任何一个人，她老远一看背影就知道是谁。只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别的。她没去想特务们会不会扑过来，而是毫不犹豫地尖叫起来。
高增光一伙只顾向北逃窜，朝着她盲目地扫射着。赵玫转身趴在地垄里，没打着，她继续不停地拼命尖叫着。
手提冲锋枪的声音并不响，但赵玫凄厉的尖叫能传出好几里。
鲁队长听到了。鲁队长带着民兵小分队是从海角出发，正在西滩上进行每半小时一次的夜间巡逻。鲁队长听到了大约二、三里外的赵玫的尖叫，停下脚步，侧耳静听，分明叫的是“国民党来了！”，便举枪朝天射击，领着小分队向叫喊声处奔去。
“叭，叭。”尖锐的枪声，立刻惊动了安排在南塂和海角日夜守卫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也立即举枪朝天射击。一分钟的时间，南门外军营的警报器呼啸着响起，那尖厉的声音能传出十几里。整个龙头镇，整个龙头乡，整个海源县又沸腾了。
刹那间，人们纷纷涌出村庄，高举火把呼喊着、敲打着、奔跑着，涌向田野，涌向海边。
高增光奔跑着，看见远处的前方，越来越多的火光，越来越多的呼喊，渐渐地连成了一片。不一会儿，从东到西，整个山野遍布火光，没有一点空隙。而且光点越来越密，呼喊声越来越高，人群越来越近。人群中开始射出了枪声，“噼啪，噼啪，”子弹在不分东南西北地尖叫着飞过。
高增光往回一看，不但没有看见代明安那组的影子，后面也响起了一阵紧促一阵的枪声，那是鲁队长的民兵小分队和南塂冲下来的战士已经到了他的背后。连大河的对岸，也是火光连线、吼声阵阵。高增光心里凉了，知道完了，没想到大陆军民的声势这么大，没想到上来才一、二十分钟就落进了挣不脱的大网。
高增光看到了在火光之前有人影在向这儿迅速跳跃，那是一排排的解放军战士在下蹲向前，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高增光下令射击，手提冲锋枪响起。对面，看不到有人跳跃了，可听得出来，他们在匍匐而来。看不见人影，可声音在哗哗地朝这边过来，还不时地举枪回击。
高增光眼珠一转，下令：“撤！”那四人边射击边后撤。高增光却扔掉了身上所有的东西，只在贴身留下一把尖刀。他往前爬行了十几米，而后掉转头趴在一条地垄里。他在等着。他是想等解放军上来以后，装成是同样在追击国民党的民兵。以他高增光的口音、装扮，他想是能混得过去的。等最前面的解放军一过去，他就能趁乱逃走了。
林海秀，在炕上一听到警报和枪声，只对李辰说了声：“你不要出去。”便冲出了院门。在街上没等到自己的民兵队，就出西门往海边冲了。正赶上一队解放军战士，就一起往前跑。小林对这里的每一块地、每一条沟都了如指掌，再熟悉不过了，正好给这队战士领路。
这队战士冲在最前面，背后是群众的火光和呐喊，前面是漆黑空荡的农田。战士们排成了几个横排往前推进，不时向前射击，进行探索和警告。在过一块玉米地时，对面有冲锋枪射击过来。排长一声令下：“有敌人！卧倒！匍匐前进！”战士们立即卧倒，继续向前匍匐前进。
排长不断地朝前开枪，告诉友邻部队，这儿有敌情。部队和民兵从四处朝这儿围来。
小林仍然在最前面一排，往前爬着。爬过玉米地，是一块地瓜地。正爬着，猛然发现前面地瓜垄里像是有个人躺着。刚要惊叫又冷静下来，仔细一看，确实是个人。是被打死的敌人？向前趴得这么笔直，这么正，不像是死人。是自己村的民兵？也不对，她知道在她前面没有别人了。
小林大胆地喊了声：“前面是谁？”
高增光一听是妇女的声音，心里气得发抖。他知道是当地群众，就不容易混过去，就回了句：“国民党就在前面，快去抓。”
或许别人听了只知道是海源口音，可小林一听是老北山的口音，更觉得诧异，又大声问了一句：“你是哪个村的？”。
高增光回头看林海秀已经爬到自己身后的脚边，已无法脱身，竟然孤注一掷，猛地跃起拿刀向小林刺来。
好在小林也是在高度警觉中，看见高增光跳起来，便滚到一边，大叫着：“有敌人！”
高增光见第一下没刺上，便不顾一切地向小林扑来，一手已经压住林海秀的腿，另一只手拿着匕首高高举起。
小林一边拼了命地高叫着：“国民党！”一边用右手去抵挡。
说时迟。那时快。小林两边的解放军战士离得也不过五、六米，听见小林问话，已经注意到前面有人，看见黑暗中跃起的高增光，便都扑了过去。
高增光刺下去第一刀，再拔不出来刺第二刀，已经被解放军战士死死地压住。他成了这批派遣特务中第一个被抓住的人。
林海秀的右手被刺中，鲜血直流。战士们扶了她下去。
快到西门外的时候，路两边挤满了举着火把的群众，看着五花大绑押过来的高增光，都唾骂着。秦德才还想过来打，被战士们挡着。
人群中真有人认出了高增光，“这不是那个还乡团头子高增光吗？就是他杀了姜雪花！”
“就是他！”
“要报仇啊！”
人们呼啦一下子涌上来，眼里冒着怒火，真要把他扒皮吃了。战士们死拽硬拖，把他带到了军营里。
挂了彩的已经缠上绷带的林海秀，由战士们搀扶着过来，人们像迎接英雄一样欢呼着。衣春玲、车素花忙过来接过战士的手，扶着林海秀往前走。
小林脸色惨白，纱布上、衣服上都是斑斑血迹，却依然淡淡地笑着：“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没走多远，解放军的担架队过来了，让小林上担架。
海秀说：“也就是手受了点伤，包一下就行了，不用躺担架。”1949年，她给宗发奋抬过担架，知道抬担架的不易。当时被扭伤了的右手，不巧这次又被刺伤。
但是人们没听她的推辞，还是把她放到了担架上，又抬上汽车送到县医院去了。
跟高增光一组的那四个，没一会儿也全部被抓获。
至于代明安那组，刚登上岸，天边就已经是四处火光、吼声震天了，河对岸也都是这样。连河口外的海上也驶出了好多渔船，此起彼伏地呐喊着。送他们来的那艘船没了影，早就退出了十二海里之外。代明安心里明白大势已去，或者就从来没有过这种势。他干脆叫那几个人把枪放下，在芦苇边蹲着，等解放军过来，举手投降。
48.3庆功大会
台湾国民党集团精心策划的这一出，仅半个小时就彻底破灭了。这无疑是给年迈的蒋介石当头一棒。解放军的力量强大，尤其是大陆民众对国民党军事窜犯的反应，完全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时，也并没有得到受斯大林政权压迫的那些人的欢迎。不但横遭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倒向德国人，连深受苏维埃之害的被推翻在地的地主资产阶级也没有向入侵者露出笑脸。一个乌克兰地主对德国军官说：“你们来晚了。如果你们二十年前来，或许我会欢迎你们。但是，现在，不会了。”当然，这种情况还不能完全与大陆民众对台湾国民党的态度类比，只是有某种含意相似。以至于日后大陆爆发“文革”，武斗四起，全面内战打得那么厉害，蒋介石也没敢趁此机会再用这个办法。
被捕获的十一个国民党特务，都经过了严格的审讯。高增光在历史上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次作为武装特务登陆被捕获，不属于战俘，依法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审讯时，高增光一直闭着嘴，没说别的话，唯一说的一句就是想要看看老婆孩子，那怕是知道他们的下落。当然，这一点，也不会给他以任何的答复。
临刑时，他嘴里被堵着大木球，脖子和胳膊都被粗绳勒得青筋突暴，眼珠翻出，眼睛里金花四射，鼻子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脑子已经无法正常思维。在他离开这世界的最后时刻，在他被子弹射入后脑，洞穿前额，爆裂得血污四溅之前，唯一想的也只是老婆孩子。不是说在同情他，毫无这个意思，但是恶人也有想老婆孩子的，当然不是所有。
倒是庆功大会之前，公社在评定谁是“民兵英雄”时又有了一番争论。鲁队长向敌人开了第一枪，评为“民兵英雄”，那是没有问题的。林海秀冲在最前面，为抓获高增光立了功，而且还英勇负伤，按说也不该有问题。可宗书记提出，右派家属当英雄不合适吧。这之前，纪社长告诉他，同意让小林当民主村民兵连的宣传干事时，宗书记已经在干部面前发了牢骚，“右派家属就是反革命家属，怎么能当民兵干部呢”，是纪社长坚持下来的。宗书记不知道，反革命家属里真还有大得不得了的大人物呢。这次小林还立了功，再要评为“英雄”，宗书记脸上怎么能挂得住呢。还是公社党委投票表决，才通过也将林海秀评为“民兵英雄”。
又讨论到赵玫，是赵玫第一个发现了敌人，而且不顾危险地呼喊，为这场围剿赢得了时间、赢得了主动，应该是第一功。宗书记当然又反对了，“特务家属去抓特务，还要立第一功，这讲得过去吗？本身她就是被管制的，擅自跑到海边，就已经违法了，是不允许的。这个动机，还要好好查查。没有追究就不错了，还想当英雄，门都没有！”
纪社长想，已经为林海秀争了，赵玫的事也就只好算了。
大约过了十天，在中学操场上召开全公社的歼灭美蒋武装特务庆功表彰大会。
大会由纪社长主持，宗书记讲话。
“……这次围歼美蒋武装特务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充分表明了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无比威力，也显示了我们龙头公社广大民兵、广大人民群众在公社党委正确领导下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力。
……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窜犯我龙头公社完全是自取灭亡。他们就是一群秋后的蚂蚱，离死期不远啦。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能解放台湾。我都等不及了，我等得头发都白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打到台湾去！
……在这次围歼美蒋特务的战斗中，我公社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民兵，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涌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尤其是民主村的民兵连表现尤为突出。在此，公社党委给予表扬嘉奖如下：
民主村民兵连评为‘民兵英雄连’。
评为‘民兵英雄’的有：鲁来福。”念到这儿，宗书记停顿了一下，挺含糊的把“林海秀”带过去了。
“以上同志，每人奖励《毛选》一套。”
坐在下面的齐大妈没听明白，低声问旁边的人，“奖毛线？毛线不是论斤的吗？怎么还一套一套的呢？”
“嗨，你这又跟不上了。说的是《毛选》，不是毛线。毛泽东选集，一套有四本。”旁边的衣春玲解释说。
“老了，跟不上了。”齐大妈不好意思地说。
“还有件事需要通报。”宗书记又严肃起来，“由于敌情严重，为防备敌人再次来犯，维护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沿海地区的局势，防止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内外呼应，政府决定把‘地富反坏’和与台湾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员迁移到北山，也叫他们死了这条心。他们敢乱说乱动，不等国民党上来，就先杀了他们。具体的名单和迁移地点，由各大队回去公布和安排落实。”
会场下又是纷纷议论。
“别吵了。”宗书记一瞪眼，“下面请受表彰的同志上台领奖。”
大喇叭里雄壮的歌声又起：
“……
我们强大的队伍谁也不可阻挡。
千军万马
跨过海洋，
一定要
一定要解放台湾！”
当林海秀右手缠满纱布、右臂吊着白色的绷带，走上主席台的时候，纪社长给她戴上大红花。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高过一阵的热烈掌声。
林海秀两眼噙着泪花。她倒不是为自己负伤的紧张一幕而激动，而是为自己、一个右派家属也能走上主席台、也能戴上大红花而激动。党和政府是认可她的，乡亲们是认可她的，认可她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逆境中为党为革命所做的工作。再苦再累再危险，也值了。
在灿烂的阳光下，身穿花格短袖衫，梳着齐耳短发，胸前的大红花映照着稍显苍白的脸庞，满脸的笑容分外灿烂。娇小的林海秀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美，这样开心。
卷尾语
这一卷是以春天开始，而以冬天结尾。
回想起五十年代初，曾经是那样的欢欣鼓舞，曾经是那样的充满希望。辛勤的劳动，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合作化的道路也曾闪现过令人憧憬的期盼。尽管物质并不充裕，但生活毕竟在变样。然而，曾几何时，生活却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样。空想、盲动、燥热，令人难以置信地爆发，使虚构的乌托邦大厦顷刻间轰然崩塌，整个社会跌入了令人窒息的冰窟。
轰轰烈烈的1958、1959年的“大跃进”就这样结束了。决策者以大规模群众运动、革命斗争、人民战争的方式，在全国范围的社会经济领域，搞了场主观盲动、左倾狂热的共产主义实验，使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付出了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然而，对于有些人（比如宗发奋）来说，恐怕连教训也不是，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代价而已，而且还是别人付出的代价而已，哪怕是带血的。以至于有些人到现在还想用“主观愿望是好的”来辩解这一切。所以，书中的标题没有写“血的教训”，而是写作“血的代价”。
其实，即使是被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他们的理论创新和社会实验也是严肃而慎重的，并没有这样随心所欲、率性而为。中国人民这几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不仅使美好理想愈加遥远，更是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随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经济的崩溃、灾荒和饥饿，带来的是政治上更激烈的纷争和日后谁也没有预见到的更加血腥和残酷的争斗。
毛泽东在晚年曾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那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请见：《毛泽东传（下）》，中共中央文选研究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他没有提大跃进的事（日本人是不是被他请回老家去的，这儿暂不讨论）。
其实，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一层明显的因果关系。问题不只是由于大跃进而出现了经济困难、生活困难，不只是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环境里，它引来了更大的问题，暴露了这个体制下难以克服的深层次弊端。正是大跃进的盲动造成了随之而来的大饥荒，而在如何认识这场大饥荒的程度、原因、责任和应采取何种对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党内高层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缺少正常的党内民主机制，这种分歧难以得到有效协调。正常的不同意见，不但不能被容忍，反而被当政者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和威胁。他再次挥舞起“阶级斗争”的棍棒，步步打向曾经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党内矛盾迅速激化到无法调和、无法收拾、甚至非要到你死我活而不可的地步，最终导致十年文革的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自己也说，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高层对于如何看待和解决六十年代初的这场大饥荒的分歧，影响了、决定了各地基层、包括龙头和西北村的大局和走向。所以，尽管本书是小说，我们也有必要化些篇幅从宏观的层面说一下。
这儿且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例，分如下几点来再次说明大饥荒的严重性及其对干部队伍、乃至对更高层次以及对整个政局变化的连锁影响。
1。浮夸风导致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9年该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上报为50亿斤，结果下达征购任务为10亿斤。
2。为完成征购任务，各级干部怕自己被打成右倾，在“先下手为强”的指示下，边收割边征购，穷凶极恶地向农民抢夺粮食、竭泽而渔，甚至以“反瞒产”为幌子，不惜随意批斗、滥用酷刑，各种刑法有数十种之多。该地区潢川县傅店公社，公社干部15人中11人有人命；全社大小社队干部1316人中，有626人打过人，171人打死过人；被打群众2358人，被打致死304人，逼死45人。
3。在极度饥荒之下，还动用武力阻止外出逃荒要饭，大批农民群众就此被逼上绝路，活活饿死。据信阳地区1961年向中央报告，1959年11月至1960年11月，全区共死亡1070321人。该地区光山县斛山公社，原有658个自然村，其中175个村完全死绝；全社原有8178户，死绝1603户；原有人口36110人，死亡13674人，其中饿死12962人，被打死591人，逼死24人。
4。引起中央关注后，上级部门反复调查。1960年3月，内务部前去调查，估计有20-30万人饿死。内务部随后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报告。董派人调查了三个月，查出饿死人数为70万，又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又派出几十人的中央工作组前去调查。工作组来到信阳，亲眼见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和人吃人的惨状，见者无不掉泪。1960年1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由安子文向毛泽东汇报。
应该说，尽管当时信阳地区对灾情进行了天罗地网式的封锁（信阳在1958年大跃进可是立了头功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在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但有关部门并非这时才知道。1958年12月，以笔者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为总领队的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分赴全国三个地方进行为期将近半年的调查。其中有一个组去的就是信阳，领队是笔者后来就读的计划统计系的主任薛政修（李震中）。他们在当地已经见到了严重灾情和许多浮肿病人死去的惨状。回校后，他们忧民忧国，赤诚向党，实事求是地归纳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485个问题，写了180万字的调查报告交北京市委（那时高校归北京市委管）。1959年5月，这项工作受到了彭真市长的表扬和人民日报的肯定。
那知天有不测风云，仅仅三个月后，出了个庐山会议，他们被新华社《内部参考》专门发文批判，说他们是诬蔑大好形势、否定三面红旗、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调查组的许多师生，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愤而自杀。（请见：《中国人民大学纪事》，校史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邹鲁风死时已调任北大副校长）
2012年11月，当时人民公社调查组组长之一的原人大副校长李震中教授给笔者寄来一份讲述当年情况的材料。在此，我想引用其中一段邹鲁风自杀遗言里的话：“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我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我个人没有什么，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痛心的是党的是非被颠倒了。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天下大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处理人大调查组仅仅不到半年之后，内务部等中央机关又开始了对信阳地区进行走马灯式的反复调查。而毛泽东在听取安子文的汇报以后，面对上百万人的死亡，却仍然以阶级斗争的一贯思路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更加固执、更加强化，硬把这场灾难推到国民党头上。他说，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随后，信阳地区不是把如何拯救灾民放在首位，而是全面开展清查漏网地富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夺权斗争，逮捕4220人。原准备将一部分基层干部当成阶级敌人大开杀戒，以推卸上层应当承担的责任。后来发现饿死人在全国各地是普遍的现象，才将死刑改为死缓。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处理方法，与很多干部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八十年代，一些信阳事件的当事人说出了他们当年的想法。原罗山县委书记许文波认为，信阳事件既不是阶级报复，也不是违法乱纪，完全是因为执行了极左路线，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到了极点，在粮食问题上执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所造成的。
原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说，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面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本卷尾语中有关信阳事件的资料，请见：《国史札记》，林蕴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这两位县委书记的话，虽然是在八十年代说的，但反映的是他们在六十年代的想法，而且这也决不只是他们一、两个人在这样想，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这样大的事情，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得起？对于大饥荒的原因曾有“三分人祸七分天灾”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及这人祸倒底指的是什么的争论，其核心就在于此。先说是“七分天灾”，把责任推到老天爷身上。实在推不过去，就说是人祸。这人祸，也是先指的是帝修反，后来就扣到了刘少奇头上。
在毛泽东看来，他提出的“‘三面红旗’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很好地发展，在实践上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他是把“‘三面红旗’作为党的根本路线来对待的，作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来维护的。因此是不允许遭到任何怀疑的。”（请见：《我观党史二集》，石仲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说明：‘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毛泽东一方面缩小灾难的程度，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请见：《大往事》，叶匡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另一方面把大跃进失败、导致大饥荒的责任推到了基层干部身上，甚至说“有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上”，并力图通过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办法来整肃基层干部。这就在党内、干部队伍内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个分歧，不只是存在于基层，而是一直延伸到最高层。1962年1月，刘少奇在整理自己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962年3月17日，刘对谢富治说：“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以上请见：《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这些话使毛泽东如芒刺背，担心在他身后，也会有人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焚尸扬灰。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请见：《新发现的毛泽东》，王若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并且当面责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毛泽东此处讲的“不顶住”，还不只是指刘少奇一个人。据《变局》作者张素华在解读毛泽东的这番话时就指出，“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请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对于有不满和不同意见的，毛泽东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对付，是领导干部的，再加上夺权。前面曾提到的他对陕西杨伟民的批判，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而且毛泽东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在全国范围掀起社教运动。某种意义上讲，社教运动是毛泽东在更大范围内用处理信阳事件的思路来对待农村基层干部，即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来消除农村基层干部在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后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所谓“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亦源于此。任何从极左做法向后退、采用相对务实做法的，比如“三自一包”等等，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将要用非常手段加以整肃。
社教运动将是本书下一卷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本卷末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起始和端倪。
同时，在本卷末的六十年代初期，海源、龙头和民主村的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而严峻的局面，几重的乌云交集着过来。
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在趁机搅浑水。他们依旧没有扭转他们旧有的思维，依旧没有分辨出中美、中苏、美苏之间日益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依旧做着试图用武力反攻大陆的梦想。虽然大小动作不断，却依旧一次次的失败。不但没有撼动大陆的政权，反而是给大陆上正在燃起的阶级斗争烈焰再加上把干柴。直到美国在七十年代再次抛弃国民党集团，实现中美建交，这才彻底打破了这场迷梦。然而又有多少人成了这场争斗的祭品（不论他们自身罪孽的有无和轻重）。在这些人里，我们已经在本书中看到了几个海源人的悲惨结局。
台湾国民党的武力试探，已不再是个像样的威胁。然而，大陆内部的争斗却越来越烈，刹不住车了。下一卷将讲述民主村、龙头镇陷入的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噩梦——一场比起刚过去的困难时期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后果更严重的左倾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