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粉碎“四人帮”
46.1天怒人怨
1976年，将是永远写进中国历史的一年。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
1976年4月，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发泄对极左势力的不满。极左势力出动以“首都工人纠察队”为名义的武斗队，进行残酷镇压，称之为“四·五天安门事件”。
1976年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4万人罹难。那一夜，笔者在隔了一个渤海湾，又隔了一个胶东半岛的海源，也感到了床铺的颤抖。
这年局势动荡，天气也不正常。龙头乡天旱了，从秋冬季雨水就不多，到了这盛夏之际，更显得旱情之重。土地龟裂了，玉米叶都缩卷着，边缘泛起了黄色。人们的心里更着急。
皮安己虽然对平平的婚事不甚满意，但已经这样了，也不去多想它，地里的庄稼还是牵动着他的心。尽管这庄稼跟他的关系，不是很直接、也并不是很多，然而庄稼人的本能使他放不下这颗心，就跑来队部问平金刚：“怎么上级还没说话呀？这地干成这样，总得拿出个办法呀？”
要说这天旱，各队各户自己浇水不就得了嘛，还要问上级干什么？但那时候，什么事都是由上级管着，你没有生产自主权，你只有听命令、干活的份。
“上级是说了话，但不是去抗旱，而是要去种文冠果。”平金刚也是在无奈地说。
“那灌溉的事呢？去年搞了那么多的水渠、水塘，不是都可以用上吗？”皮安己还在问。
“别提啦，那些东西，开现场会看看还差不多，真用就不行啦。”平金刚说。
“那怎么啦？”
“修了那么多的灌溉渠，要从北山引过水来。可咱这儿没雨水，几十里外，百把里外的北山，就有雨啦？它也没有水，引什么呀？”平金刚忿忿地说。
“唉，白出力气、白辛苦啦，狗狗差点也白死了。迟解放也白当了一回救人英雄。”皮安己说。
又过了半个月，旱情不能再拖了。县委终于来了通知，要求深入发动全县广大群众，大打一场抗旱保收的人民战争。龙头公社也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坚决贯彻落实县委通知精神，号召在全社范围男女老少齐动员，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旱保收的群众运动。
大会放在中学的操场。说也奇怪，当人们陆陆续续来到操场，准备开这抗旱大会时，天上起了云彩，掠过来一阵久违的凉风。
邬中和坐在人堆里，吹不到，干脆迎着风站了起来，掀起了衣襟，嘴里嚷着：“好痛快啊。这大太阳一听咱们要抗旱也躲了起来。”
周围的人还一阵哄笑。
程贵安叫人扶了上来，拍了拍麦克风，大喇叭里“噗噗”地响着，这是提醒被领导的常用信号，而后又极威严地扫视了会场，用早已沙哑了的嗓子喊着：“都坐好了。各队清点下人数。马上开会！”
会场安静了下来，风在刷刷地吹，云层渐渐地上来了。
程贵安掏出了准备好的稿子，念了起来：“首先，宣布大会纪律：第一，与会人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云层越来越厚了，天色竟然暗了起来。
程贵安在念：“我们要充分认识抗旱保收的重要意义。首先，第一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风也越来越大了，邬中和已经扣上扣子。
“旱情是老天爷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要以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战胜一切困难……”
天都黑了，乌云在翻卷。人们都在抬头望着天上。
“注意听讲，注意听讲！下面讲抗旱保收重要意义的第四点……”
“咣”，一道闪电过后，一声惊天霹雳从天而降，打得坐在操场的人们屁股都跳了起来，吓得这些庄稼汉子也都拍着心口，直喊“喔哟，喔哟。”
“打个雷，算个什么，看把你们吓的，像个干部样么？”程贵安鄙视地看着下面，“都坐好了。我接着讲……讲到哪儿啦……都是叫你们搅的……下面接着讲抗旱重要意义的第三点……”
“第四点都讲过了。”人群里有人在嚷。
“吵什么呀？多听一遍，不是更好么。”程贵安很不耐烦。
一阵大风过后，天上竟然掉下了豆大的雨点，“啪啪”地打在人们的身上和地上。人们慌忙地跑开了。
“不许走，不许走！我都还没走，你们走什么！要做好抗旱斗争的长期准备。不要因为下了几滴雨，而存在任何侥幸麻痹心理。”有人给程贵安撑起了伞。“下面讲抗旱保收的具体事项……”
从没见过的瓢泼大雨，当头浇了下来。操场上溅起了一片水珠和雨雾，不一会儿满地浊水横流。人们都躲避在各处的屋檐下，听程贵安还在讲如何抗旱浇水的具体操作要领。
半小时之后，有人拼命地跑进操场，大叫着：“不好了，出事了，孙家夼的水库垮坝了！好几户人家被冲没了。”
“打个电话，问下情况。”程贵安很不高兴地停下演讲，说了句。
“电线杆都冲倒了，电话都断了。”来人说。
人们纷纷冒雨往外跑。
程贵安还在喇叭里叫：“还没散会呢，还没散会呢，抗旱的具体问题还没讲完呢。”
邬中和站在雨中，对着台上喊：“该结束啦！”
这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冲垮了孙家夼的塘坝，冲倒了沿河沟的几栋民房，更不幸的是冲走了在沟底舀水的孙大娘。
孙大娘九十多了。从孙二赖被枪毙以后，孙大娘就自己一个人过。其实这个儿子有没有也一样，孙大娘从没有得过他的济（得济，海源话，是得到帮助的意思），更没有指望过他。她每天颤颤巍巍地自己拾柴、点火、做饭，在邻居乡亲们多少有点的帮助下，令人难以置信地存活了下来。
孙大娘已经不能从井里拽一桶水上来，平常用水就到屋后的沟里去舀水。这一阵天旱，她要到更下面的沟底的一个小水潭里去舀。那沟底满是陡峭、坚硬而又滑漉的石块。当大雨突降的时候，她想往上爬，一半时也上不来。
孙家夼河沟上的上游有个人工筑坝的水塘。几万立方库容的塘坝，在水利工程的分类上称不上水库，说不定在县水利局的档案中还没有它的份。然而一旦溃坝，在一条小山沟里，在孙大娘的面前，其威力决不亚于原子弹。当山洪冲决堤坝，数万立方的水卷着杂木、泥石，在暴雨中翻着几米高的浊浪，呼啸而下，就像一个巨大的恶魔，瞬间就吞没掉它所遇到的一切，包括孙大娘。
几天以后，人们在海边的浅滩上发现了大娘的尸体，不知是洪水冲过来的，还是冲下海后又被卷上来的。按海源的说法，大海是不留人的。
人们掩埋孙大娘的那天，程贵安召开了另一次的全社干部大会。会上，他继续做着报告：“今年，我们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接着又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这再一次体现了我们镇党委坚强正确的领导，体现了龙头人民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尤其是再一次证实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
他没有提到久旱之后，最要注意的、最容易出危险的是那干裂了的堤坝。
自然界往往以这种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出现意想不到的警示和变化。在社会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46.2毛泽东逝世
1967年9月10日，很平常的一天，天气也很好。
中午，正是各户人家吃饭的时候，小喇叭突然响起了公社的通知：“今天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第一遍说的时候，还没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那时的重要通知太多了，有时一个月就有好几次。
但十分钟以后，这个通知又重复广播了一遍。再十分钟后，又重复了一遍。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之后，又不断地重复，而且还加了一句，请各大队组织社员集体收听。
即使是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摸爬滚打了十年的人们，也感觉出今天这个重要通知的不同寻常了，怕是中央又出了什么大事情。人们开始有些喘喘不安。有的人，悄悄地关上了门；有的人，则端着碗走出家门去找可以说得上话的人探个究竟。
大队干部们则更有这个意识，杜家骏嘱咐唐玉贞关好大门，自己轻轻地走出去找鲁队长，只在他家窗上轻轻地说了句：“五分钟后，你也去彭小宾家。我先走了。”
杜家骏到彭小宾家，既没敲门，也没打招呼，轻轻地进了门。彭小宾俩口，抬头一看，什么话也没说就明白了，轻轻地请上炕，放下窗檩，掩上房门。不一会儿，鲁队长也这么来了。
三个男子汉上炕。衣春玲则坐在堂屋里，要是有人来，也可以先说上几句话，让里面的人有所准备。彭小宾虽然前段时间拉起了“红太阳”战斗队，观点上与“革联指”不尽相同。但他们三人间，都还觉得彼此之间是可以信任的朋友。
彭小宾先问：“不叫平金刚了？”他觉得平金刚也是“革联指”的，所以要问一下。
鲁队长说：“不用了。”也没多解释。
杜家骏说了：“我们这不是开会，就是三个好朋友一起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三个悄悄地议论起来。具体每个人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记录了，主要是在猜测今天下午的重要广播可能会是什么，需要作些什么准备？他们谈到了有这样几种可能：又出了林彪事件？不像。周恩来、朱德已先后去世，在台上已没有影响力很大、可以与他们相比的人物了。即使出了这种情况，也用不着以这种方式通告。林彪事件那时，是采用通常的逐级扩大范围、一层一层往下传达的办法，以减少震动。往好里想，是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那句话，都已经讲了十年了。也该结束了，今天终于真的到底了？也不像。真要那样的话，应该是全国欢庆、全民欢腾啊。不会是这种沉闷的方式吧？再想远一点，往坏里想，还能是发生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更不像。真要是修正主义上台，也不会是这种方式，不会是发个通知说，我这个修正主义今天上台了。
那到底会是什么呢？西北村的三个农民政治家直到重要通知广播之前，谁也没想出来，谁也不敢往那上面去想啊。说他们是农民政治家，也不是奉承。那时候的人们，尤其是男人们，几乎可以说人人都是“政治家”了。
下午四点，全大队的人几乎都来了，悄无声息地坐在大队部前的空地上。那是西北村多少个政治事件发生的地方，今天又会发生什么呢？
大喇叭终于响了，中央台的播音员发出了极其沉重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逝世了！
毛泽东逝世了？
是的，毛泽东逝世了！
全场惊愕。人们都张着嘴巴，瞪大眼睛，望着大喇叭，都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林彪事件之后，大家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已是面露憔悴、老态尽显，尤其是近两年看到他接见外宾时已是步履蹒跚，需要有人扶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伟人也是人，也有人生终结的一天。不但没想到，连想也不敢想啊。
广播在继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请见197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场上有人轻轻地哭泣了，那是衣春玲。邬大妈、唐玉贞一些妇女也哭了。哭声渐大，没几分钟，男人们也哭了。很快，人们都反应了过来，全场痛哭，不止地嚎啕痛哭。好像要趁着今天，把这些年来受的苦、遭的罪，都倾泻出来。那哭声大得隔了几个胡同也能听得见。连从来不会哭的秦德才看着大家都在哭，也立即使劲地干嚎起来，哭得比谁也响，难听得不得了。
广播结束了，哭声依旧。人们一动也不动，都在那儿使劲地哭着。看上去，要是没人劝，都不会起来的。
差不多十分钟了，杜家骏红着眼，看看鲁队长，看看彭小宾，而后慢慢地站了起来，十分沉重地说：“社员同志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要继承他老人家的革命遗志，沿着他老人家指引的革命路线永远前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向他老人家汇报。现在散会。晚上，各生产队再开会。”
有了杜家骏的这番话，人们慢慢站起，慢慢地相互搀扶着，依然哭泣着，抹着红肿的双眼，走回家去。
回到家里，各家各户都有程度不等的哭泣声。
要数靳喜悦家、迟一敬家哭得最厉害。靳喜悦当初是为革命而战斗，作战负伤而残疾。这些年来受了生产队集体不少照顾，他对革命是有感情的，对政府是感激的。因而对毛主席也是有着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老人家一走，顿时就像缺了依靠，不知日子再怎么过。那个痛哭是发自内心的。
迟一敬虽然是中农，没沾到革命什么好处。但他对毛主席是由衷地敬佩。他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没听老人家的话，才没有搞好。往下再怎么办呢？甚至在愧疚是不是自己种的那个毛主席像真的没种好，对他老人家有影响？迟一敬也只有痛哭了，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痛哭了。
也有人，不只是想到自己，不只是想到自己的家，还会想得更远一些。但要想得更远一些，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西北村的人，这要求就高了些。
杜家骏在轻轻地流着泪，唐玉贞也是在流着泪问他，这文化大革命往下还会怎么样呢？虽然杜家骏在社员大会上的那番话讲得很得体，但是要问他往下会怎样，他也答不上来，确实是答不上来。他只能轻轻地摇着头。
同样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哈妹也在这样问鲁队长。鲁队长虽然也是摇摇头，却似乎更悲观一些：“不好办啊，不好办啊，以后谁能压得住这个阵脚？”
同样的问题，竟然也有不同的回答。彭小宾在跟衣春玲说：“说不定，新的一天就会开始。只是说不定，不能肯定。”
当然也有根本不去想的，比如秦德才。他才不去想那么些呢。以往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总会有需要狗的时候，总会有他用武的时候。说不定，就又有机会来了。尽管他也吃过不少亏，但那都是小亏。在那个世道里，他从来就没吃过大亏。怕什么？
晚上各生产队的会，传达了公社的意见，要大家扎花圈，准备开追悼大会。
晚饭前后，几个大队干部都在忙着。处在这非常时期，不能不多想一些，多准备一些。杜家骏到北门外找了经大臣。经大臣可是高级机关的干部，见多识广，应该会有自己的看法。但老经回龙头后，就没参加两派活动，也很少出头露面。甚至连那个重要通知也是在家里听的，没出去。当杜家骏问到他的时候，他想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最后摇摇头：“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
杜家骏又找到了肖福兴。这位是知识分子，又是多年的中学校长，应该有见地。肖福兴对杜家骏的回答是：“看不清，现在还看不清。但是，会有变化，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不过往哪儿变，怎么变，什么时候变，都难说。但肯定会变。”杜家骏连连点头，扎煞着其中的滋味（扎煞，海源话，品味的意思）。虽然各人说的不同，而且也都没有细说，但是好像没有一个人说，这文化大革命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鲁队长想得更细一些，悄悄地来到李辰的家，对李辰说：“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多说话。”还给李辰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塞了十元钱。十元钱，在当时的农村，是个大数目。
那一夜，大概除了秦德才，大家都没睡着。半夜里，各队散会后，杜家骏、鲁队长又来到彭小宾家。事情是知道了，他们还得进一步商量村里可能会就此发生的事，和提前要做的事。比如，要及时掌握情况、互通信息，注意各种动态，要管好枪支，组织民兵夜巡，特别要注意阶级敌人、敌对势力的蠢动，比如地富反坏（好在西北村没有），同时也要注意原对立派别里少数品行恶劣的人可能有的活动（比如秦德才）。一旦再出现动刀杀人的事，立即坚决镇压，决不让文革初期的混乱状况再次出现。在这些方面，三个人的意见很一致。后半夜了，才分头悄悄回家。
9月19日，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城楼前，新筑起了追悼大会的红色高台，上面排列着翠绿的松柏和淡黄的秋菊，陈放着“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稻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的花圈”（按新闻稿原话）。
龙头公社同时也在中学操场举行全公社的追悼大会。
会场秩序井然，全场肃立，先是全体默哀三分钟，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而后听着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广播。北京的大会结束后，公社领导作了简单讲话。这种场合也不敢多讲，事先也不知道中央怎么讲。所以也就讲了几句，还赶不上杜家骏那天在西北村讲的呢。末了，各大队向主席台前献花圈。
最后，各村群众哭着鼻子缓缓离场，谁也不能走快。这场景，对有的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比如申光荣。他父母双亡，饿死在困难时期。但他自己感受深刻的是，集体收留了他，政府养育了他，他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毛主席，他觉得千万人的悲痛是真情流露，也是他的真情流露。也有想得不一样的，比如邬中和。他心里在想，快点走吧，整天喊万岁，喊了几十年了，终于也喊到了头，有了这最后的一天。不知道这态度，算不算是唯物。
46.3金秋十月
人们的心情非常沉重。毛泽东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的时代（或时期）的到来。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将要到来的将是个怎样的时代（或时期），以及将会怎样地到来。
答案很快就有了。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这场悲剧、闹剧和丑剧，终于以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彻底覆灭而结束。
这么重大的事件，人们一开始还并不知晓。
一个多星期之后，对政治最敏感的程贵安听说了。他是从县城里原先“革指联”的人那儿听说的。
他听说之后，内心的震颤难以言状。但毕竟是多少风浪挺过来的人，外在表现却是脸色沉重，一言不发。
等回到龙头，他倒在床上，想了一下午，想了一晚上。
“这是怎么了？”他心中在想。
“这是怎么了？”别人在看他。
第二天，他找了觉得还能说得上话的宗发奋，把这事一说。
宗发奋一听，惊得从坐椅上弹了起来，瞪大了眼睛，一个劲地问：“真的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程贵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自言自语地说：“下一步局势会怎么变呢？”
“那就全变啦，全乱了套啦。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敢抓，这胆子也忒大啦。这不就是修正主义复辟了吗？”
“这倒不用操这个心。在中国，就算是复辟封建主义，也不会复辟修正主义。”
“那我们怎么办？继续造反闹革命？警惕走资派重新上台？”
程贵安原本也没打算从宗发奋那儿得到什么教诲和指点，但这么一说一讲，心里倒是清晰了一点。这才对着宗发奋认认真真地说：“要坚持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不改变，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有我们继续革命往前走的路。”
“对，对，对。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高举革命的旗帜永不变。”宗发奋也想起什么来了。
这之后几天，消息就传得越来越快了。
乡亲们的心情跟程贵安不一样，人们的脸上有了欢欣的喜悦，见了面都高兴地点着头，靠近着说：“好啦，好啦，好日子快来啦。”
彭小宾把鲁队长、邬中和、肖胜利叫到了自己家里。衣春玲问，怎么没叫老杜。彭小宾说，他是书记，不方便来。
来的几位都听说了那事，也不知道这话是谁传给谁的。
走进彭小宾的堂屋，大锅里冒着热气，满屋子的一股海鲜味。
“哎哟，做什么好东西呀？”鲁队长心里很明白，还在明知故问。
“一会儿就知道啦，先屋里坐。”衣春玲一脸笑容，忙着招呼大家。
几位上了炕，邬中和还压着声音神秘地问大家：“你们都知道啦？”
大伙都笑了：“知道啦，都知道啦。”
肖胜利说：“还是党中央有力量啊。别看那几个跳得那么高，你看一下就解决问题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邬中和愤愤地说：“这帮家伙，真是乌龟王八蛋，装得比谁还革命，讲的比唱的还好听，却是一肚子坏水。不得人心，就该灭亡啊。”
彭小宾站在炕下说：“这十年是群魔乱舞，跳梁小丑尽情表演，人民群众受气，正直的人、有正义感的人受难。”
鲁队长说：“是啊，你看这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多少回，搞了多少名堂啊：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什么挖出三家村、揪出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反二月逆流，还有什么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傅、抓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又是林彪出逃，又是批林批孔批水浒，临末了还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天安门广场事件。这十年的事，数都数不过来。老百姓早就受够了。”
邬中和急着说：“那怎么不赶紧公布呢？”
彭小宾说：“恐怕是防止还有些四人帮残余分子狗急跳墙搞捣乱。中央先安顿好了再说。”
邬中和点着头说：“对，对，先收拾完一批，再搞下一批。”
鲁队长又有点忧虑了：“这是个大事情哎，下一步不知会怎么发展？”
邬中和有点生气了，“他们造反派还会再闹？咱不怕他们。”
肖胜利说：“这不是造反派、保守派两派的事情，这是正确路线和极左路线斗争的问题。极左路线在中国影响很大，势力也很大，要想到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不会一步就到位。”
鲁队长仰起头说：“嗨，多怀念五十年代建国初期的岁月啊。那时的人们多么兴奋，多么单纯，对革命是一心向往，又有激情，又有盼头。可惜是没几年就变味啦，变得不是那么回事啦。”
彭小宾说：“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而且将来一定会比五十年代更好。”
“好东西来啰。”衣春玲进来把一大盘煮好的通红的梭子蟹端上了炕。
“哎哟，叫大妹子费事啦，”鲁队长忙客气着说。
“咱们不说别的，先庆贺一下，哈哈。”彭小宾说。
肖胜利倒是眉笑颜开：“听说外面都在吃螃蟹庆祝粉碎四人帮，还都是四个一串，三个公的，一个母的。咱可是一大盘啊。”
鲁队长哈哈大笑：“咱就不管三个、四个，公的、母的，有几个就干掉几个。”
“可惜没有好酒，只有二锅头，大家凑合喝吧。”衣春玲带着几分歉意，拿来了酒瓶和酒杯。
邬中和大嘴一张：“大妹子，客气个啥呀。有这么高兴的事，二锅头也能尽兴啊。”说着拿起酒盅，脖子一扬，咕咚一口，就喝了个底朝天，还连说：“好，好，好酒。今天觉得这二锅头也变得好喝了。”
肖胜利拿起一个蟹就掀开了盖，还拍打着：“叫它横行霸道，叫它横行霸道。”
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西北村农民纯朴的笑声。
卷尾语
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这场闹剧、丑剧和悲剧终于收场了。
中国人民在这场大灾难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对此，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除了四人帮及其走狗）都感同身受，深切体会到那是个人妖颠倒、群魔乱舞、杀人如芥、冤案无数的黑暗岁月，无不痛恨极左路线。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说，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董宝训、丁龙嘉，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回忆这一段历史，我们有太多的感慨。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败笔。
所谓目的是为了“防修反修”，显然是言不由衷。采用的手段，也是极端的非理性的。整个过程惊涛骇浪不断，变化之快，起伏之大，反复之频繁，常常是出人意料，令人目不暇接又目瞪口呆。
文革初期的目标还比较明确，那就是打到刘少奇及其同伙。但1966年之后，再打到谁，就搞不清了。只看见打到了一批又一批，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揪出来。一开始还在数这是第几个战役，后来数不过来干脆就不数了。再后来，甚至依靠谁，也搞不清了。他所利用的三支力量，一个是打头阵的中央文革那帮，连连损兵折将，最后只剩了气焰很嚣张，却没有任何实力的四个人；一个是用来压阵的林彪军人集团，在与毛发生直接碰撞后全军覆没；一个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行政官员系统，也因为批斗走资派而屡屡伤及，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不很情愿地被重新启用，如邓小平，但最终还是放心不下，又一次地被整倒。到最后剩下的，只是少数几个有直接关系上来的地方官员，如华国锋和几个非林系的军人，如叶剑英（身边的服务员没算在内）。而在他逝世后才一个月就拿下他夫人的，正是这后两者的联合。
党内有意见分歧，本来很正常。但他不是用党内民主去解决，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而他所讲的阶级，不是马克思讲的经济概念，而是他自己定的政治概念。他所搞的阶级斗争，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以我划线，打击他认为的异己。这些异己，往往还真不是异己。文革中被清除的，从刘少奇到林彪，哪个不是为他立过汗马功劳。
文化大革命，是史上最大的一场大忽悠。尤其是那些抱着一腔政治热情、真以为要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追随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心实意起来造“走资派”反的人，被忽悠得最惨。弄到后来，连忽悠别人的人，自己最后也被忽悠了。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族人民所造成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失，至今难以估量，也给之后的领导层带来了许多难处。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最大最深远的伤害，就是使社会信用荡然无存。不但人与人之间难有相互信任和理解，连政府的公信力和革命的号召力、凝聚力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再有什么人物出来讲话，不管是天花乱坠还是情真意切，人们心里都不免要掂量几下，这人讲的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虽然不会当面去问他。
“文革”最核心的要害，就是摧毁民主。“文革”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在民主被彻底摧毁之后，给国家、给人民能造成多大的灾难。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民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没有民主的社会，不能叫现代社会，甚至不能叫正常社会。
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更是这样。就如邓小平说的：“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笔者还想指出的是，没有民主，就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民主，那只能是个人专权。
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革命胜利已经二十七年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却被极左势力糟蹋成那个样，是令所有人非常痛心的。尤其是令那些撇家舍业、拼着性命参加革命，建国后又为尽快实现美好理想而忘我劳动的人们，包括龙头和西北村的乡亲们，痛心疾首，难于言语。那时常常有人这样问自己，眼前极左势力造成的几近崩溃的社会状况，就是我们几十年来前赴后继、努力追求的革命理想吗？
历史有偶然，也有必然。
历史警钟，需要长鸣。以“文革”为标志的左倾灾难给了我们太多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噩梦？怎样才能防止这类灾害的再次出现（或许会换种别的形式）？到今天，还仍然需要我们深思，这决不是多虑。
文革是场噩梦。当文革结束的时候，就该是梦醒的时候。
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梦醒了。有清醒的，也有还在沉迷的。
好在历史又开始了新的航程。
中国人民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执着、向往和韧性。他们在风浪和困难中继续前行。
下一卷就将讲述西北村、龙头镇的人们在新的时期里将是怎样地前行。